我家的老屋

我的老家邹家湾有一栋老屋。其实从上好几代人起，这里居住的就都是孙姓人家，据先辈们讲，老屋是前清时期一姓邹的进士所建，看好的是这里有风水，位于牛毛埂的虎形山下，背山面水。北南朝向。几经沧桑，老屋建于何时。邹进士的后人何去何从，因何易主，已无从考证。我只知道从我曾祖父的上几代起就居住在这老屋，成了我们的祖居。从外观上看，老屋建筑是明清风格，烟砖青瓦，前面是三个花岗石的大门口，中间为正门，左右两个侧石门，门内是下堂、天井、上堂，两侧是厢房、卧室、伙房，下堂上方还设有戏台。从现存的雕梁画栋的原貌，可见老屋昔日的辉煌。

老屋左侧的石门口内就是我家。我所见到的是后来用土砖旧料重建的三间“老屋”，又矮又潮，与正屋明显有别，显得有些“丑陋”。一间是我父母的卧室兼客厅。一间是祖父的卧室兼伙房，另一间是厨房，在这里留下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的第一声啼哭。

我清楚地记得祖父对我们讲过：大革命时，曾祖父带着祖父参加了革命，大约是1939年在福寿岭与白军的一次战斗中，曾祖父壮烈牺牲了，祖父也被白军在脸上砍了三马刀，右胸侧和左手腕中了枪伤，命不该绝。在红军医院救回了一条性命。祖父身上的五处伤疤，还很清晰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1943年，军以我家为匪属(红军家庭)为由，将我家所有的原有老屋拆去牛毛埂修筑了碉堡和工事，我家的老屋成了一片废墟。不久祖母因病去世，家破人亡，住无定所，祖父将年幼的我叔叔送与他人，带着我父亲和姑姑相依为命，艰难度日。1949年解放那年。在亲友的帮助下，我们修建了后来的老屋。解放后，曾祖父被人民政府评为革命烈士，祖父也享受着政府对革命伤残军人的优抚待遇。到2000年在这老屋病逝时，享年88岁。1950年，父亲参加了革命工作，担任着基层党政领导职务。从乡农会主席到乡政府乡长、书记，直到1980年退休，1989年因脑中风在这老屋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享年68岁。

我们一家三代也一直住在这老屋，一家几口人虽说很拥挤，也算是其乐融融。随着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的长大成人，1978年，生活还是很困难的，全靠着父亲每月45元的工资维持全家十口人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俭朴，父母考虑到十口人挤在这三间老屋实在困难，又一次在亲友们的帮助下，在老屋余下的废墟地基上又建起了八间土砖房，总算“恢复”我家的老屋，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就不用再与长辈们挤于一室了。在这老屋里有我们儿时的笑声、有我们成长的足迹，祖父的忠厚老实，父亲的清正廉洁，妈妈的勤劳俭朴，给我们的人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随着时光的流转，我们兄弟姐妹都先后参加了工作，陆续离开了老屋。祖父和父亲去世后老屋显得格外的寂静。只有母亲依然守在这老屋。虽然母亲时常被我们接到城里来住，但心中总牵挂着老屋，经历了风霜的老屋也真的老了。房梁的木料已经虫蛀腐朽，立柱、门框也被白蚁啃出了一个个小孔，外墙上也有不少裂缝。碰上下雨天，老屋还要漏水，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一年至少修两次，换瓦片和檐料就得花上好几百元。老屋陪伴着祖父和父亲度过了晚年，健在的母亲又不愿意离开她住了一辈子的老屋，说这里有家的感觉，有父亲的味道，她住在这里踏实，安稳，自在。

但我家老屋的苍老，也总是让我们放心不下，每遇大雨和大风天气，对于老屋的那份牵挂和不安便油然而起，将摇摇欲坠的老屋翻盖成新房依然成为妈妈和我们最大的梦想。我们五兄弟商定，重修老屋，将老屋的底层依原样排布，以钢混结构，翻建成三层楼房。古朴的石门口的外墙贴上了磁砖，融进了现代气息，依然显出它的历史底蕴和沧桑。在共和国六十华诞的2009年全部竣工，我们有了全家回乡团聚的老屋和“以德为人，以诚待人”的家训之所，了却了妈妈多年的心愿。

等我退休之后，我要带上老妻到乡下住一段时间。种种花草蔬菜。找回我的农民本色。沐浴淳朴的乡间民风。享受田园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