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歌手:生活在别处

流浪歌手没人祝福的生日

夜已经给城市抹上了浓装，华灯也渐渐露出了狡黠的笑颜，辛苦了一天的人们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踮着脚尖地往家赶。在复兴门地铁口，有一个流浪歌手在卖力地歌唱，我蹲在他的身边，边听他唱歌，边翻阅放在地下的有些泛黄的歌谱。

“再见，最爱的人……”他用暗哑的嗓音弹唱着老狼的《再见最爱的人》。听着那首歌我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毕竟，我也曾经无数遍的唱起这首歌，因为喜欢歌的旋律而不是歌词。但是，此刻令我感伤的却是歌词而不是旋律。他还在陶醉般地唱着，我的眼泪已经不听话的来了。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我怕别人看见，于是故装镇静地来到旁边的书报亭买了一份报纸，然后才很有勇气地来到他身边并蹲了下来，继而把10块钱放在他的吉他套上。

他叫张辉，广西人，在全国巡回流浪演唱已经有些年头了，在北京也逗留过很多次了，有好几次还是被警察叔叔请出北京的，而且还有幸到昌平筛过沙子。他已经很久都没有在夜晚的时候出来唱歌了，今天是最后一次，明天他就要回老家了，离开这个令他伤心的城市。

“今天是我的生日！可是没有人祝我生日快乐。”他咬着牙说：“我被一个女人甩了，她把我的腰包掏空了以后，在我的生日即将来临的时候跟一个有钱的男人跑了。她说过她要和我一起度过这一天，一辈子都是这样。可是，她食言了。”

他手指一挥，弹奏起了郑智化的那首凄凉的《生日快乐》，其实，听阿辉唱歌和讲故事都有丝丝凄凉的感觉。从他后来的谈话中，我得知他曾经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因为她学的是音乐专业所以后来他也改了专业。为了能和她长长久久的生活在一起，他放弃了一切，成了一个为爱偷生的男人。尽管如此，该走的还是走了。

流浪歌手的生活

流浪歌手阿明用近乎嘲笑的眼神看着远处鳞次栉比的高楼，玻璃幕墙在太阳照射下反射出刺眼的光――每一块玻璃的价格都抵得上阿林他们一两个星期的收入。他们也有理想，就是攒够了钱，买一套漂亮的乐器，组成乐队，到舞台上演出。

阿明常去的地方是亚运村邮局旁边的地下通道，他常常蜷坐在那里，怀抱着吉他，出神地弹唱，面前放着一个琴包，上面放上几张零碎钱，路过的人们听过他的歌声，感觉可以就给10块5块，也有1块两块，但更多的是1毛5毛。给钱的以二三十岁的女性居多，她们一般给大钱，也就是10块或5块，一些逛超市回来路过题下通道的人则把一些1毛5毛的零碎角票或者硬币像丢废纸一样地丢给他。

在这个地下通道里，常常出现3个像阿明一样的流浪歌手，因为竞争激烈，阿明不得不更加勤奋地练琴，他说还没有人超过他的技术，只是为了大家都有口饭吃，他们3个流浪歌手也分好了班，分给阿明的时间段是下午的3点到6点，其他的时间他不可以过来“上班”。

阿明到北京已经半年多了，他和另一个流浪歌手小东住在姜庄湖一个只有10平方的简易平房里。身边唯一值钱的就是刚刚用掉所有积蓄――800元买来的那把电吉他。

阿明说： “我也曾试过做正当的职业，我在琴行教过琴，跑过业务，可是我过不惯这样的生活。我希望像鸟一样的自由。每天8个小时关在空调笼子里的生活，对我来说，还不如死去。”

阿明平均每天的“收入”大约是150元左右，少的时候也有50元左右，他和小东衣食住行的支出全在这里面，除此之外就所剩无几了。要想赚更多的钱不是没有办法。阿明说，有一段时间他们唱歌的地铁口来了一个小女孩，脖子上挂块牌子，一天能赚到500元。“我们不会像她一样，我们是艺术，不是要饭的。”

街头的流浪歌手确实也有成功的，这些故事可以说是阿明的希望支柱。北京现在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摇滚乐队叫，主唱敖博就是街头歌手出生，他现在有一定的知名度，《新周刊》杂志曾经邀请他为他们的专题“漂一代”谱曲，并且发行了唱片。敖博说：“我们之所以能从地铁口走向舞台，因为我们执著地热爱音乐。”敖博刚刚唱歌的时候只会三个和弦，但是和阿林相比，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虽然不会唱歌但同样喜欢摇滚的同学，把所有的积蓄两万元拿出来无偿资助他――买乐器。敖博便离开地铁，去音乐界闯荡了。事实上，敖博在地铁唱歌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

阿明就没有这么幸运，但他们总算有了一把电吉他，现在他们一点积蓄也没有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电贝司，为了这个目标，他们每天只买一顿盒饭，中午吃剩下晚上吃。现在他们最希望自己的身份合法化，“像国外一样进行街头艺人考试，使街头卖唱成为一个正当的职业。”阿林笑着说，“否则，我们现在只能到处‘流窜’”。

“乘公交车的时候别人在车上或是注意风景、或是打瞌睡，我却注意哪里有地铁和地下通道。我曾经想过去唱公交车，有一个东北流浪歌手据说就在公交车上唱过，挺有意思的。”

流浪歌手的情人

19岁那年的夏天，那个不属于阿伟的异乡城市――北京，年轻的他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一颗倔强的心，在一个他以为可以植梦的地方，停住了脚步。

拎着一把电吉他，他开始四处寻找工作。那时候，乐队还相当少，在无法找到合作伙伴的情形下，他只好当起了驻唱歌手。但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同样的因为不愿唱所谓的酒廊情歌，在试用期将满的时候，他再次被夜总会的老板炒了鱿鱼，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临时住处。

交完房租，钱包里只剩下一张皱巴巴的车票。车票上清楚地记录着他来这座城市的日期和车次。晚上，他辗转难眠，一遍一遍地念起它，最后在冰凉的泪水中悄然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醒来，天还没亮，肚子却开始不听话地咕咕乱叫。昨天一天只吃了一包泡面。口袋里已经没有一分钱了，可他必须先活下去。情急之下竟然跳出一个连他自己都有点吃惊的想法，在这个想法的诱使下，他一口气灌了三大碗盐水，眼看快八点钟了，他急匆匆去了附近的医院。

对于阿伟的瘦弱，年轻的女医生只是用她很专业的眼神给了必要的同情，然后便开始很熟练也很机械地找血管系绷带，等他镇静下来，血已经一滴一滴流进白色的管子里。那曾经沸腾着的滚烫着的鲜红的泪水在他已经麻木的视线里渐渐冷却了。

不知为什么，拿到钱，他竟然没有丝毫兴奋，摇摇晃晃地出了医院，硬撑着走回临时住处，拿出钥匙刚要开门，眼睛突然一黑――我晕倒了。

等他醒过来，已经躺在了床上，眼前是一张年轻但却陌生的脸。这是他的爱情端口，女孩成了他的初恋情人，可是，经历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后，女孩悄悄的离他而去，至今没有消息。像这样类似的爱情经历还有很多。

另外一个流浪歌手阿林曾经在北京动物园唱歌，那里每天都有二十多个流浪歌手。他发现有一个女孩经常在这些歌手中间和他们聊天，并且索要电话号码。后来，阿林不去动物园了，有一次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就是那个女孩打过来的，问他：“你为什么这段时间不去动物园了？”阿林反问道：“不去动物园的多了，你怎么会想到我。”电话里的声音迟疑了一下，答道：“因为你是他们中间唯一带眼镜的――而且没有留长头发。”阿林叫她“英子”，“因为我觉得她长得像那英――那是我喜爱的唯一中国歌手，其他人的作品都是抄的。”但是，流浪歌手的神秘浪漫终究败给了现实的物质享受，英子离开了阿林，阿林随后也离开了北京。

现在，在地铁口或地下通道唱歌的时候，也经常会有女孩子席地而坐，托腮静听阿林的旋律，晚上还会请他们吃夜宵。可是阿林知道只有当自己走上舞台，才可能真正谈情说爱。他现在唯一的爱人就是那把平时陪他演唱的吉他，而练琴是则是他的恋爱方式。

不是所有的流浪歌手都和阿林想的一样，从东北来的“老北”居然和一位听众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在唱歌成了他养家的手段，他不但在地铁里唱，还在马路的地道里唱，甚至到地铁车厢里唱。他这种做法许多年轻一辈的流浪歌手都表示不屑一顾。山东来的一位歌手说：“以我们现在的情况不用说结婚，就是谈女朋友也会觉得对不起她，因为我们很难在爱情和乐器中取舍，最后即使下了决心，也是选择艺术。”

流浪歌手，以一种流浪的方式生活在别处，继续着自己的梦想，不知道他们今天对于自己的苦，能否换来明日的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