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实践 与时俱进

穆青离去已经快３年了，当一代新闻巨擘的身影渐行渐远，留给人们的不应是淡忘，也不应仅仅是怀念，而应是充分地挖掘他所留给后人的巨大的精神财富。这应该既包括他崇高的人品、优秀的作品，也包括他的新闻理论。然而，纵观今天众多有关穆青的文章，我们发现，人们对其人品和作品给予了充分的热情，而对其新闻理论的关注和挖掘依然十分有限，这对于在新闻实践与理论领域都颇有建树的穆青而言，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正是出于对这种遗憾的弥补，笔者不拙浅陋，管中窥豹，对穆青的新闻采写理论进行了粗略的梳理，不仅作为一种纪念，也希望有助于人们对穆青的全面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穆青一直强调自己是一名记者，“一个用笔作战的战士”，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更多地关注着与实践紧密相关的新闻采写理论，他思想的开放性也集中地体现在其新闻采写理论上。这部分内容涉及非常广泛，在较短的篇幅中对这些理论详加论述是不太容易的，本文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以实践为基础、以哲学为指导的人物通讯采写理论

穆青对人物通讯的系统论述，集中体现在其《谈谈人物通讯采写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该文虽以“谈谈”命名，实际却是穆青关于人物通讯的一篇专论，在我国新闻史的有关理论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笔者认为，这篇专论首先是穆青对自身实践和当时报道实际的理论总结。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穆青就曾组织了雷锋的系列报道，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的报道，产生了较大反响；而后（６０年代中后期到７０年代末）他亲自参与采写的《榜样》、《嘱托》、《报道》更是当时宣传先进人物的扛鼎之作；这期间（７０年代初），报刊上也出现了《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等优秀人物通讯。这些优秀作品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宣传报道先进人物的高潮。革命战争年代，虽然也报道过大批先进人物，发挥过巨大作用，但是没有六七十年代这么集中，全国上下形成合力。而且，此时的人物通讯比起革命战争年代的人物通讯已有了很大的不同，然而此时关于人物通讯报道的理论仍然很贫乏。实践呼唤理论，穆青组织及撰写人物通讯的成功经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应广大读者和新闻界人士的要求，穆青撰写了这篇文章，回答了实践提出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报道先进人物一向是我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而穆青把这一传统上升到理论，并敏锐地注意到了此时人物通讯与战争年代人物通讯的不同之处，从性质作用到方法技巧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尤其是提出了人物通讯“更深入地揭示先进人物的精神世界，更鲜明、更深刻地体现具有时代特征的主题，加上适当运用文学的、政论的表现手法”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在当时可谓发先人之未发。

穆青关于人物通讯的论述，不仅在内容上非常系统，而且由于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和党性的立场上进行探讨，因此又具有相当的深度。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于是号召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必须“始终不渝地去体察和反映人民群众那种不可遏制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他认为，“他们的精神境界、思想风貌，就是他们作为国家、社会主人翁那种历史主动性的最本质的表现。这种精神和思想，应该成为人物通讯的基本的主题”。这些从唯物史观出发得出的结论，给人物通讯的主题找到了哲学根源。又如，关于新闻作品的真实性问题，许多新闻界人士和学者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我认为，穆青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观点更加高屋建瓴，他不仅像大多数人一样把真实视为新闻的首要要求和生命，而且敏锐地洞察到新闻真实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利害关系，指出“无产阶级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和它的党性原则是一致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向党的利益负责和向人民的利益负责是一致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可能造成报道失实，使读者产生信任危机。因此，他提出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敢于实事求是，“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即使这种矛盾一时还是人们噤若寒蝉、莫敢问津的‘’，也要敢于去闯”，体现了他高度的党性意识和人民意识。《谈谈人物通讯采写中的几个问题》是１９７９年发表的，经过近３０年的实践证明，它无论从涉及的广度还是论述的深度，都仍然是有关理论的典范。翻阅大量有关人物通讯写作的教材、论著，虽然在角度、说法上不尽相同，或者又有补充，但并没有太大的突破，而且穆青的观点还依然为他们所引用。

二、与时俱进、辩证发展的新闻采写改革理论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新闻战线尤其是采写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事物和新问题，等待人们去探索。穆青在这一时期眼界更加开阔，思想更加开放，提出了一系列新闻改革的设想和建议。其中，他对用散文笔法写新闻和多写视觉新闻、实录性新闻的倡导与论述，典型地体现了他理论思考的开放性和前瞻性。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就有人尝试用散文笔法来写新闻，但在当时，这一写法尚属新生事物，缺乏理论上的依据，因此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肯定与认可。而穆青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新情况将有可能给枯燥的新闻带来生机，大胆提出“尝试用散文笔法写新闻”的主张。他认为，从广义上说，新闻是散文的一种，“我国有很好的散文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种好的传统，充分吸取散文写作中那种自由、活泼、生动、优美、精练的表现手法”，对这一写法给予了理论上的支持。同时，出于客观和慎重，这一次，穆青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提出的，并坦白地说“能不能成功还很难说，但不妨试试看”。随着新情况、新观念等的不断出现，新闻报道实践中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单调、呆板的新闻格式、新闻语言已适应不了新形势下的报道需求，新闻写作有待创新。１９８２年，穆青再次提出：“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改变那种沉重的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倡导新闻报道要有文采，不仅内容要健康、积极、向上，而且语言文字、表现形式也要美而新颖。这一次，穆青是把散文笔法作为对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来提倡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八股式的新闻作点改革”。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尝试性的提出到８０年代的明确倡导，可以看出，穆青对这一写法的思考是经过长期酝酿的，在近２０年的实践检验中，他的这一理论更趋定型和成熟。

笔者认为，从新闻发展史看，各种体裁的产生，均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受众的需要，传播媒介的多样化、现代化逐渐形成的，只要把事实交代清楚，主题揭示深刻，受众喜欢，采用什么形式都可以；从写作规律看，文无定法，对各种文体的写法只能做大体的区分，而不能规定得过窄、限制得过死，更不能只用单一的写法，而应该从各种文体中吸取营养；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看，形式是服务于内容的，内容的发展变化必然要带来形式的变化，形式也只有不断变化才能适应内容的要求，而不是成为对内容的束缚。穆青对用散文笔法写新闻的倡导，可以说既顺应了新闻的发展，又符合写作的规律，体现了他思想的开放性、敏锐性和辩证性。穆青还在其他文章或场合里多次强调，他所提倡的只是形式、结构、语言、写法上可以借鉴散文的长处，并不是要“新闻散文化”，“化”表示事物向某种性质转变，而新闻是绝不等同于散文的。这些补充论述显示了他思维的严谨性。

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９年，穆青又先后提出视觉新闻和实录性新闻的概念，并且在《学会写视觉新闻》和《多写实录性新闻》两文中，分别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详细阐释。他认为，所谓视觉新闻，它的特点就是“形象化、立体化，有典型的细节、生动的画面，读来有声有色，使人能够具体地形象地看到你所报道的事实的真面貌”。实录性新闻是指记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采写的反映人民群众心态、愿望、意见、呼声的各种报道。它的特点是“写进大量生动活泼的事实”，“运用群众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尽量少加工概括。由于这两个概念都是新鲜事物，穆青在提出时还对它们的意义、适用范围及写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明确说明。例如，他指出不是所有的新闻都要加上视觉因素，写视觉新闻并不等于语言文字上的修饰等，这些多方面的考虑，显示了他虽思维开放但又不失客观的科学态度。

总的看来，穆青这三个观点都是深刻洞察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新闻实际而提出的，有着客观的依据和明确的针对性。倡导用散文笔法写新闻，就是因为，当时的新闻报道受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不良报道风气的影响，帮腔帮调严重，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太多；视觉新闻和实录性新闻的提出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随着广播电视的激烈竞争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看到电视新闻中无法见到的场面，那些冗长呆板的报道则令人不忍卒读。不仅如此，多年来，新闻写作还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抽象概念和枯燥数字太多太滥；记者动辄自己站出来说话，还有些记者喜欢花哨和故弄玄虚。这些毛病在一定程度上使新闻报道脱离了群众。穆青提出的视觉新闻因为强调视觉因素，有助于克服文字报道中把“立体的东西平面化”、“形象的东西概念化”的毛病；实录性新闻也因为强调客观，从而有助于“使我们的新闻报道更加贴近实际生活，使记者的思想感情更加贴近群众”。

这三个观点也是穆青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批判吸收西方新闻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理论体现。穆青出访过许多国家，与西方新闻界有过广泛接触，对西方新闻界的发展变化非常熟悉，既能敏锐地发现其局限和弊端，又能客观吸取其长处。他看到，“在资产阶级世界，新闻报道的形式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向散文式的方向、向不那么规格化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当作新闻规范的‘倒金字塔’的形式，正在被突破”。受此启发，他倡导我们的新闻也可以用散文笔法来写；提倡视觉新闻，也是因为他觉得外国的新闻用形象使概念大大充实了、立体化了；倡导写实录性新闻更是直接受美国特克尔《大分裂》一书的影响。这本书是作者花了几年时间深入社会各阶层，采访各行各业的人，用录音机录下他们的谈话，然后整理成书的。书中大多是被采访者的原话，作者的话只起穿针引线的作用，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美国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及他们的意见、愿望和追求。穆青认为“这位美国作者的写作方法和采访方法有许多可取之处，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对西方新闻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批判借鉴，对于我国新闻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与国际新闻形势接轨，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善于使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是体现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群众性的重要方面。实际上，穆青这三个观点虽视角不同，但却都是为了使新闻报道更生动活泼、客观真实地讴歌人民群众、贴近生活，充分体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信念和人民意识；都是为了匡正时弊，从新闻采写的角度提出的新闻改革的突破口；都是穆青观察分析世界新闻变化，结合我国新闻实际阐发的独特创见，对我国新闻理论更新观念、新闻报道从平面走向立体产生了积极影响。

纵观穆青的新闻作品和新闻理论，二者之间贯穿着一条思想主线，即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穆青独特的成长经历培养了他的坚强党性和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深情，这种党性和情感的升华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意识。正是在这种意识的内在作用下，穆青在报道实践中，真正做到了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选择题材，挖掘主题，为国家的兴盛发达鼓与呼，他的作品因此远远走出一般新闻作品的层面，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建设事业的号角。正是出于这种自觉意识，穆青在进行理论思考时，时刻注意从中国特色出发，正确把握了传统与改革、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积极探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道形式并有所成就。从这种意义上说，穆青的新闻作品、新闻理论与实践为无产阶级新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历史性的贡献，奠定了穆青在我国新闻史上特殊的承前启后的地位。

参考文献：

１．张严平：《穆青传》，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２．穆青：《新闻散论》，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３．穆青：《新闻工作散论》，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