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恭城瑶族习惯法中的长山制度研究

【摘 要】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广西恭城县）的瑶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完整的习惯法体系，在物权归属和环境保护方面通过习惯法的形式确立了长山制度①，规定住所地附近的山林属于公产，归属集体，同时安排了具体保护措施，以这样的公共契约明确权属，保护林木，维持生态平衡。恭城瑶族习惯法中的长山制度对于我们今天的物权制度和环境治理都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值得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瑶族习惯法；长山；公共物权；环境治理；公共契约

【作 者】刘训智，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2 - 0106 - 008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环境保护习惯法中多有“神山”“神林”的名目保护山林，这是受民族崇拜和中的万物有灵思维影响建立的习惯法制度，有着浓厚的原始生态和自然禁忌的色彩。这样的习惯法制度多表现为对山林所有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宗旨，是以自然禁忌约束和宗教迷信导向为基础的所有权和环境保护两项制度的融合，对外体现为本民族的公共契约。在广西北部的少数民族亦是如此，桂林的恭城瑶族自治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以瑶族居多，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习惯法体系，该地的长山制度更是少数民族物权制度和环境保护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恭城瑶族习惯法中长山制度的历史溯源

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所处地理位置特殊，位于桂林东南部，毗邻广东，历史上是南迁民族的聚居地，是各少数民族和汉族进行深度民族融合的多民族地区，也是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交汇的重镇，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制度。在这些文化和制度中，瑶族习惯法中的长山制度则是财产制度和环保制度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起源于古代自然崇拜和宗教迷信的流变，完备于多民族社会的融合演化，符合习惯法发展的一般进路。

（一）瑶族习惯法长山制度的起源

在瑶族的历史中，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民族图腾以及宗教因素一直伴随发展，尤其是广西的瑶族，多是选择依山傍水的地域聚居，形成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法则，加之过去人的认识局限，“自然神秘、万物有灵”的思想成为其生活习俗和民族习惯的意识基础。所以广西的瑶族对维系自身生存的山林、河流等自然资源都非常重视，甚至作为崇拜的对象，形成了神山圣水的思想认识，并通过习惯法建立起山林的权利制度和环保规则。

1. 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原始社会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少数民族在蒙昧时代的信仰起源。远古时代，西南少数民族原始初民相信万物有灵，将大自然的许多现象，如天空的日、月、星辰，大地的山、河、石土等都加以神化，并对它们进行崇拜。[1 ]68瑶族村寨附近的山岭树木就是在这样的自然崇拜中成为神山、神树，备受村民的保护，逐渐形成了长山制度加以规范。自然崇拜也就构成了长山制度的一个重要存在基础，奠定了长山制度的习惯法地位。

2. 动植物崇拜

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是以动物作为图腾加以崇拜的，瑶族民众将牛、狗等动物图腾加以崇拜，也有部分将山林中的野生动物比如蛇、龟等作为图腾。对于山上的树木尤其是古树，均奉为神明，认为古树有灵，人类应当对其予以保护，这样古树才会庇佑人类。例如，“在恭城瑶族自治县、平乐县等的少数民族村寨，随处可见参天的古榕树，房屋往往掩映在大树之中，一些年代久远的树木上还被缠上了红布条等象征吉祥和拜祭的标志。他们禁止砍伐房屋周围的古树，认为古树是神树，要保护。”[2 ]这是典型的植物崇拜思想，是长山制度的重要思想基础。

3. 宗教迷信

在少数民族习惯法中，宗教的力量不可忽视，广西恭城县瑶族内部的宗教主要是道教和佛教，这两大宗教所推崇的崇敬自然、保护自然的信条是瑶族民众通过习惯法构建环保制度的重要基础。另外就是一些迷信的思想对习惯法的影响。瑶族自古就有鬼神之说，后来发展形成了祖先、家仙的鬼神思想，并且多将自己的先人埋葬在村寨附近的长山上，认为这样可以与祖先之灵同在，也便于祭祀。同时认为祖先的灵魂会常驻长山、庇佑后人。正是如此，长山有先人之灵，不得侵犯。

（二）瑶族习惯法长山制度的演变

广西恭城瑶族习惯法中的长山制度是本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瑶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事经济生活实践所创造的社会规则。近代以降，广西的少数民族受到外来的影响逐渐增多，过去那种“瑶还瑶、朝还朝”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习惯法制度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恭城县瑶族的长山制度自然也不例外。在笔者生活的村寨，村民们确定长山后就在山上显眼的石壁上用白色油漆书写“L山”二字，以显示其作为长山的标记，向村民以及外人彰显其中的物权和环保的要求，本村寨的民众都不会取用长山上的资源，更不许外人取用。以后随着国家封山育林政策的落实，在长山二字之下一般都写有“封山育林”四个字，由此，瑶族内部的长山制度成为国家保护林木资源的重要基础，这也是国家力量深入村寨与民族习惯法结合的一种表现。最为典型的就是农村承包经营体制确立后，包田到户在很多瑶族村寨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而长山则作为集体财产被保留下来，由过去的生产队进行管理使用，没有承包到户，这就为长山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这就是长山制度与农村集体所有权的融合。在物质生活方面，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少数民族村寨的进步，过去那种依靠烧柴做饭的传统逐渐被利用燃气资源主持生活的方式所代替，村民们砍伐树木的需要大为减弱，长山上的林木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恭城县多数村寨都将长山的财产保护和环境保护写入了村规民约，镌刻或悬挂于村务公开栏里，比如红岩村村规民约的第4条、朗山村村规民约第二节的三个条文，[3 ]156其他村寨的村规民约也都有类似的条款来规范长山制度。

二、瑶族习惯法长山制度的内容与功能

从恭城瑶族习惯法中的长山制度分析，其主要内容是长山作为集体财产所体现的公共物权、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这两项条款形成的公共契约。这一制度的主要功能便是确认作为集体财产的长山之权属，保护长山的资源与环境、传承民族内部的契约精神。

（一）长山制度的内容

有学者认为长山是指林木长得比较茂盛的山峰。[4 ]其实这只是长山制度的一个方面，长山多是瑶族群众居所附近的山脉，是瑶族群众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和环境构成。同时习惯法规定严禁砍伐长山上的林木，以保持人居环境的美化和生态的平衡。由此衍生的还有瑶族民众确认物权、保护财产和生态环境治理的习惯法结构。长山制度的出现，是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主要内容，到了当代则是村民自治的体现。由于少数民族多欠缺文字记载的传统，许多文化都是口口相传，长山制度也多是口头约定，缺少书面上的文字记载。

1. 财产权

新中国成立之前，恭城地区实行的是私有制，各种资源都是私人所有，也有部分属于族产或者宗祠所有的公产，那时候的长山存在私有和公有两个层面的归属。该地区各种山林资源多是私产，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之时也还存在。私人所有的山林，通过有关契约或者遗产继承明确了清晰的边界，所有权人为了彰显自己的物权，保护自己的财产，也会将其山岭划定为长山，最初以打草标、茅标的方式确认，后来少数民族村寨逐步接受了汉族文化，经济有所发展，并使用汉字，就用浓度较高的石灰水（过去缺乏或者没有油漆）在山上显眼的石壁处书写“长山”二字以及自己的姓氏，这就是过去厘定长山物权的公示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体制确立后，长山属于瑶族村寨内部的公共财产，具有公共物权的性质，类似于过去的族产等公产。当下的长山则是通过国家物权法律制度固化的集体财产，属于集体所有。在我国的《物权法》颁布之前，恭城县各乡镇、村寨的大部分农村土地、山林已经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承包到户，没有承包的土地和山林就以原来的生产队为单位进行了分配，村寨群众住所地附近的山林则全部作为生产队管理的公共财产，成为长山，不得砍伐林木、破坏植被等。这样的公共财产在广大村民心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维系村寨民众住所生态环境的重要物质资源，因为瑶族村寨多依山傍水而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状态也培育了村民保护山林和河流湖泊的生活观念，瑶族村寨的自然环境得到了较好保护。笔者小时候少不更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与同一村寨的邻居去邻村砍伐该村寨长山上的竹子制作钓鱼竿，结果被该村一名村民发现，告诉我们这是他们村寨的长山，山上的林木不得砍伐，我们违反了该村的长山规约，要将我们扭送到该村大队（村委会）进行处理，并通知我们所在的村寨。我们当时十分害怕，因为这会让我们以及我们的家长以后在村寨里颜面尽失，成为街坊邻居的话柄，所以苦苦哀求。那位村民见我们年纪尚小，便同意不把事情扩大，但是要我们按照该村的规约缴纳罚款5元。但是我们都还是孩子，没有收入，两人身上只有2元零花钱，便要求降低罚款，那位村民见此情形，便答应只收取2元罚款，我们缴纳了罚款，此事才算了结。这是笔者因违反当地习惯法中的长山制度而受到处罚的亲身经历，也使得笔者对长山制度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2. 资源与环境保护

在长山制度下，瑶族村寨的山林受到习惯法的保护，被赋予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内容，具有维系村寨风水和事关民族兴旺的特殊含义，因此被严禁砍伐。在过去私人所有制下，根据私人所有权划定的长山，主要目的是确认物权、保护财产，客观上也实现了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在当今集体所有制下的长山，未经村集体允许都不得取用山上的资源，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财产，另一方面则是保护环境，财产权保护与环境治理处于并举地位。正是长山制度在习惯法中的存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山林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具有很大成效，自然环境优美，森林也多保持原始风貌。改革开放以来，对于长山的保护，村民们制定了村规民约，多是规定封山育林、严禁乱砍滥伐的内容，如有违反，则予以重罚。在桂北的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于长山制度的环保习惯法，有文字记载的是广西兴安县金石乡新文大寨屯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兴安县大寨等村禁约碑》规定：“一禁高山矮山，四处封禁，不许带火乱烧，如有砍山烧耕地土，各要宽扒开火路，不许乱烧出外。又清明挂青，各要铲净坟前烧纸，不许乱烧出外。如有乱烧，拿获、查出，众等公罚银二两二钱。一禁春冬二笋，各管各业，不许扯挖。又有人别人山捡干柴，不准带刀，如有带刀乱砍，拿获者，众等公罚银一两二钱。”[5 ]在金秀地区也有类似的习惯法，当地人称为老山、水源山、风景山，山上的林木等资源“不准生产队集体或个人乱砍滥伐，不准开荒做地，不准烧炭，只许本村社员群众适当要些扁担、锄头柄、整犁、鸟枪壳、晒棚篱笆等，其余不准乱砍；只许群众要少量竹笋做菜，外地外村人不许乱砍一草一木，不论本村或外地，违者每条竹木罚款2元。”[6 ]而恭城县各乡镇、村寨的长山制度所约定之内容多是通过口头订立，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承的，后来在村民自治制度的影响下则是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加以规定。根据这些习惯法以及村规民约的规定，多是要求村民不得砍伐长山范围内的林木，野生动物不得随意捕杀，以保护住所地的生活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3. 契约

对于瑶族的契约，有学者认为：“从广义上讲，瑶族契约包括集体契约、私人契约等两类。集体契约为村寨与村寨之间经过讨论、协商而订立的协议，如广西金秀的“六十村石牌”，这些实为瑶族习惯法中的石牌习惯法。”[7 ]259该学者的观点关注到了其中的一个层面，这样的公共契约发展到今天演变为大瑶山团结公约，成为现代公共契约的典型，具有时代价值。但是该学者忽略了一个方面，就是瑶族存在内部的集体契约，即关于长山以及其他一些公共资源的集体契约。在过去私有制度框架下的长山具有所有权人与其他村民的契约性质，所有权人把自己所有的山岭划定为长山，首先是自身所有权的体现，其次是与其他村民的一种约定，即所有权人划定的长山，其他人等不得取用山上资源，否则会受到习惯法的惩罚，这是过去通过少数民族习惯法确认、保护财产权的约定。而当村寨所有的山岭作为长山时，这是瑶族村寨内部对于公共资源分配的约定，属于对公共物权的内部公共契约。其实瑶族村寨内部存在很多类似的公共契约，像操办丧葬事宜的老人会制度，本身就是村寨对于丧葬事宜的公共约定，而长山制度则是对于村寨居民住所地附近的山林归属和环境保护事宜所作出的公共约定，即长山属于集体所有，未经允许，不得随意砍伐山上的林木资源。在目前的物权法律制度和农村承包经营体制下，以及国家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需要，长山作为集体所有的财产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管理使用，权属更加明确，生态环境治理的经验十分丰富，也为这种公共契约的贯彻执行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和法律基础。

（二）长山制度的功能

正如上文所述，恭城瑶族习惯法中的长山制度是以物权、资源与环境保护以及契约为内容的，这样的制度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确认长山作为公共财产的财产权、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同时通过这样的公共契约传承契约精神，奠定诚信的基石。

1. 确认财产权

在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中有很多关于物权的规则，比如通过打草标或打茅标来确认动产和不动产的物权归属。新中国成立前存在私人所有和村寨所有两个层面的长山制度，私人所有的长山主要目的就是确认和保护财产权。目前在恭城各乡镇、村寨的习惯法所规定的长山制度中，长山作为族产或者村寨公产是根据居住地的地域范围划分的，过去瑶族民众人数较少，村寨规模不大，一个村子或寨子住户不多，还有屯和垌，只要是有住户的地方，其附近的山岭一般都属于长山，由该村寨或者屯垌的全体居民所有，共同管理。长山之外则是私人所有的物权，由私人或家庭所有，进行管理和使用。私人所有的山岭也可以由所有权人划定为长山，以强化财产权保护。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农村以及承包经营体制的贯彻，国家和集体两个层次的所有制得以确立，《物权法》颁布实施，长山作为村寨的公产具有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上的明确依据。所以长山在当前的制度下是作为集体财产、借助习惯法中的长山制度进行保护的，这正是国家制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共通、融合之处。

2. 环境治理

西南少数民族大多都有过艰难的迁徙历史，根据史学界的考证，居住于南方的瑶族多是从湖北一带迁徙至此，经历过很多生态方面的灾难，对自然以及环境有着文化心理上的历史认知，所以形成了很多保护自然和环境的习俗甚至习惯法。这种文化心理上的认知已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上升到生命平等相待的哲学高度”。[8 ]162瑶族群众长期生活在南方山区，对于山岭有着很大依赖，因为瑶族民众多依靠山岭建设房屋居住，所以村寨布局也是依山傍水，保护山岭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恭城瑶族的长山制度便是对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以此保持聚居地附近的生态环境。这种以习惯法贯彻落实的长山制度实际上是较为成功的乡村环境治理模式，并且是一种无需法律的社会规范结构，长期以来，该制度对于瑶族村寨附近长山的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国家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后，当地的环境治理有较大改善，很多村寨投入资金对长山进行了维护，使其具有环境保护和休闲观光的双重功能。长山制度的价值尤其是环境治理的价值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诠释，迸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3. 浸润契约精神

长山制度本身就是瑶族民众自发约定的物权归属和环保规则，属于民族内部、村寨内部的契约，过去实行私有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私有和公有两个层次的契约属性。当代公有制环境下则是少数民族村寨内部的公共契约。这样的契约经过长期的传承，深深铭刻在本民族民众的心里，受到这种契约精神的浸润，成为村寨民众合作的行为规则，铸就了瑶族村寨的民众在习惯法自治框架内进行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合作基础。无论是过去带有私有属性的契约，还是现今镶嵌公有制因素的公共契约，都是少数民族群众尊重他人财产和集体物权的体现，当然也有通过契约保护环境、开展环境治理的内容。这种契约精神的长期熏陶培育了诚信的内在品格，瑶族村寨的民众多以诚信为处世的根本，这也是瑶族村寨民风淳朴、热情好客的重要渊源。在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下，这种契约精神依托村民自治制度，以村规民约为载体，依靠道德伦理约束和村寨治理规则加以运行，增强了村民的自治意识和民主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契约精神的浸润与执行从根本上解决了“公地悲剧”的难题，为国家公共资源保护和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三、瑶族习惯法长山制度的运行现状

恭城瑶族习惯法中的长山制度是以道德约束和村寨治理作为其运行保障的，通过考察长山制度，解构其运行机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功能发挥具有重要意义。

（一）运行机制

恭城瑶族习惯法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具有自治性，其运行机制多是依靠道德的约束以及村寨自治组织的治理加以保障，所产生的是习惯法的自治强制力。这套运行机制建立在村寨成员对历史传统风俗和习惯法的道德认知基础上，同时辅以村寨自治所建构的组织机构，以保证村寨范围内的长山公共物权和环境保护制度得以贯彻落实。

1. 道德约束

道德规则是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重要根源，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了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并逐渐将习惯上升为习惯法，并以自治组织的形式确保习惯法的落实，以形塑社会制度。长山制度可以追溯到瑶族人民对神山圣水的自然崇拜，逐渐内化为道德意识和行为规则，最后通过习惯法的形式确立长山制度，并融入到村寨发展和村民生活之中。长山制度的内在基础便是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具有自然崇拜和鬼神学说的元素，却具有极强的约束力。道德的约束力支撑着长山制度的正常运行，道德层面的道义要求是通过民族内部的家庭口口相传，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维系长山制度的重要因素。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繁荣，少数民族内部的自然崇拜和鬼神学说淡化了许多，其道德认知经过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逐步走上了现代文明道德的发展轨道，但是保护山林、维护生态平衡的思维已经深入人心，是民众道德意识的一部分，内化为民众心中的思想认识和道德伦理，在生活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成为长山制度坚实而牢固的道德基础。

2. 村寨治理

瑶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社会治理模式，比较著名的有石牌制、瑶老制、“油锅”组织等，这样的族群组织是瑶民进行村寨建设的主要组织基础，也是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在恭城瑶族的村寨模式中，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以及公共物权的管理，最初是以村、寨、垌为单位，具体到各瑶老制下的族系组织来划定长山范围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过去的瑶族内部组织被瓦解，不久以替代，之后形成生产队的划分。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体制得以确立，长山作为集体财产其公共属性更为明确，过去的长山制度通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体制加以镶嵌，以自然村的村民小组和行政村的村民委员会这样的集体单位厘定长山制度的范围，其中又留存了过去生产队的土地山林等生产资料的分配结构。以村集体主导、以过去生产队的基本配置为基础，使得长山制度进一步巩固，形成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下的现代长山制度。这样的村寨治理蕴含了国家治理中物权归属与环境治理、生态文明的重叠因素，符合村民自治的内涵，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值得借鉴的村寨治理经验。

3. 公共契约的执行

上文已经提及，长山制度本身具有公共契约的性质，属于公共物权归属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众约定，所以长山制度的运行其实蕴含了这种公共契约的执行。瑶族民众内部的公共契约是为了方便生活、发展生产等需要，共同议定的行为规则，在长山制度这份公共契约中，主要约定长山作为集体财产，其林木等资源不得随意取用，以保护资源和环境，维持生态平衡，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各家各户要将长山制度和相关规约告知自己的孩子，从小进行教育。到长山上乱砍滥伐等违反约定者将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乃至经济处罚。对于违反契约的村民，会根据情况给予道德上的惩处，成为村寨邻里共同指责的对象，或者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就如上文所记述的笔者的经历，这是以道德制裁为主、经济处罚为辅的保障措施。在过去经济发展缓慢、生活艰难的年月，经济处罚具有极大威慑力；而严重的会被村寨邻里疏远、排斥，难以在村寨立足，直接危及生存。这样的经济处罚在过去由村寨的瑶老执行，进入现代社会，村寨普遍建立了村民委员会，遇有破坏长山资源的行为，任何村民均可将破坏者扭送到村民委员会，由村民委员会进行处罚。正是有了这样的执行规则和处罚措施，村寨的民众都会严格遵守长山制度的规定，保护长山上的林木等自然资源，并告诉自家的孩子，到长山上玩耍时不得破坏长山的林木，否则便会受到村寨民众集体的道德谴责，重则会被罚款，成为村寨里的笑柄。瑶族村寨的民众严格信守契约的传统得以长久流传，成为本民族讲诚信、守承诺的重要源头，也为社会信用治理提供了经验。

（二）存在的问题

广西恭城瑶族的长山制度经历了诸多历史变迁，时至今日，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该制度也受到了不小影响，出现了一些问题。

1. 道德认知多元化动摇了长山制度的基础

现代化的发展在改善了瑶族民众生活的同时，也对其传统文化造成了消极影响，因为现代化发展浪潮是一把双刃剑，带给人类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类传统生活的有机联系，历史文化的传承被割裂，许多非物质文化逐步消失，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对于广西恭城县的瑶族习惯法来说，长山制度也受到了冲击。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人们接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道德意识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使得他们对传统的自然崇拜和民族禁忌逐渐弱化。特别是年轻人，生活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和文化多元的社会背景之下，以往的那种宗教文化在他们心中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固。现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过去瑶族民众的自然崇拜和鬼神之说，对于长山原有习惯法规则的敬畏大为削弱。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接触外界的机会增多，知识多元化，道德认知也突破了过去那种本民族的单一范畴，这些年轻人在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下丧失了民族习惯法的熏陶，盲目迷信现代化的力量，对长山进行破坏的事时有发生。而国家力量深入村寨之后，缺乏与习惯法衔接的制度机制，习惯法的道德约束也大为减弱，长山制度的刚性拘束力转为柔性拘束力。这种道德认知多元化带来的影响动摇了长山制度的基础，该制度的道德基础逐步削弱，约束力也就大不如前。

2. 经济和人口发展的负面影响

恭城县是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生态农业经济在该县具有深厚基础，已经进入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追求物质利益上的享受，大量使用奢侈品和一次性资源；再加上我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使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惜破坏民族内部历史继承下来的习惯法。在这种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这种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束缚和制约的作用也越来越弱化。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增加，许多村寨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开始突破长山制度的制约，到长山上获取资源，比如砍伐树木、捕猎动物等，对长山的自然资源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瑶族村寨的人口也有了较快增长，人口规模扩大增加了环境压力，由于没有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理设施，有的村寨则直接将垃圾池建在长山脚下，一些村寨直接将生活垃圾倾倒在长山附近，对长山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

四、瑶族习惯法长山制度的完善

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恭城县的长山制度必须积极应对，有所作为。鉴于恭城是瑶族自治县，具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权，应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资源优势，通过制定保护环境方面的单行条例对已有的长山制度予以确认，通过民族自治法规的形式巩固长山制度的存在基础。对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将城乡清洁工程制度化，形成长效机制，在财政资金和技术治理方面提供支持。

（一）制定单行条例确认长山制度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对符合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精神要求的民族习惯法文化，要加以积极的确认、保护，使其由习惯法文化逐渐发展到制度文化。”[9 ]恭城县的长山制度属于民族习惯法的范畴，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属于地方性的习惯法文化，其制度主旨符合国家保护自然资源、进行环境治理的基本要求，应当考虑将其纳入地方环保制度的内容之中。恭城瑶族自治县作为民族自治地方，具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这便是长山制度进入正式制度的可行路径。恭城县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单行条例，比如环境保护条例，将长山制度规定其中，或者修改已有的森林资源管理条例，增加长山制度的内容，以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形式巩固长山制度的存在基础，赋予长山制度法律效力，实现长山制度与环境治理法治化的对接。

（二）加强循环经济和城乡清洁工程建设

恭城县的生态农业经济本质上就是循环经济的内容，未来更应该充分利用本县的生态基础和民族习惯法资源，深入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巩固和完善生态农业经济建设。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时提出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具体要求后，全国各县城、乡镇开展了美丽乡村清洁工程的建设工作，使得农村的卫生状况、环境治理有了显著改善。美丽乡村清洁工程对于恭城各村寨的环境保护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样一个有利国计民生的工程却只是以国家政策支持的建设项目，没有形成长效机制，更有甚者，部分乡镇的官员以该工程为敛财的手段，没有深入贯彻美丽乡村清洁工程的精神，导致该工程后期缺少财政支持，无法长期发挥作用。在恭城的一些村寨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建成了垃圾处理站，但是却没有投入使用，生活垃圾仍然作填埋处理，造成土壤污染；还有一些垃圾储存设备被闲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恭城县应当将这一工程纳入上文所说的单行条例中进行规范，将其作为地方环保制度加以固化，形成长效机制，为恭城的环境治理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结 语

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习惯法可以有效规范人的行为、保护自然环境资源；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符合法律的效益目标，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10 ]恭城的长山制度是少数民族群众在资源配置、环境保护方面的习惯法智慧，在自治的框架下突破了传统的公地悲剧，具有较强的地方性特色，符合该县民众的生活需要，型构了当地民众分配山林资源、环境治理等方面的习惯法制度框架，成为当地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样的制度是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的重要经验，值得国家法吸收借鉴，通过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形式进入正式的地方制度，更有利于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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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TO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SYSTEM OF

PUBLIC MOUNTAINS IN THE CUSTOMARY LAW OF

THE YAO IN GONGCHENG， GUANGXI

Liu Xunzhi

Abstract： The Yao peopleinhabited in the GongchengYao autonomous county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form their customary law system in the long-term living activities. In the light of property ownership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Yao establishes acollective ownership system of public mountains， the so-called “Changshan” system， in ways of customary law， which regulates that the forests closed to the dwelling locations belong to public property. It the meantime， it requires specific protective solutions in forms of public contract so as to clarify the property ownership and to protect the forest and sustain the ecological balance. It is worthy of studying that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system of public mountains of the Yao in Gongcheng plays positive roles in our property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nowadays.

Key words： thecustomary lawof the Yao；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system of public mountains； public property right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public con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