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观创造香幢记》:一则辽代民间道教的珍贵史料

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一向以崇佛著称，道教的记载和文化遗迹比较少。许多研究者认为道教对辽朝没有什么影响，学界也多用文献材料或近年出土的墓葬考古资料讨论契丹上层对道教的政策，道教、道士与贵族官僚的关系等。①《辽史》所载“李弘以左道聚众为乱，支解，分示五京”②，曲折地反映出道教在民间的影响。河北省易县龙兴观后殿阶右存有辽道宗寿昌六年（1100）所建香幢，八面刻，正书，③对研究乡村民众的道教信仰显得弥足珍贵，而以往讨论辽代道教，几乎无人注意此条材料。

香幢位于辽南京道的易州（今河北省易县）。考《辽史》，“易州，高阳军，上，刺史……有易水、涞水、狼山、太宁山、白马山”，统县三：易县、涞水县、容城县。④易州所在的南京道地区本来就是辽朝汉人聚居和汉文化发达之区域。

按《龙兴观创造香幢记》所记，道观中有专门讲《道德经》的法师，还有“当院讲经道士许玄龄”⑤。《香幢记》记载：“假外物陈仪，始能致敬。且牺樽象斚，所以备奠于宣王。”⑥ 这是说祭祀孔子（文宣王）都需要供养物方能展示诚敬，因此在本道观供奉道祖用了“石炉星坛”⑦。坛法是道教的供养方式之一。道教星斗崇拜盛行，衍生出告斗科仪，需要设立星坛，备香花灯烛之仪。⑧

《香幢记》又称：“今我观院，虽殿堂像设，夙有妆严。”⑨ 表明殿里供奉有老君像，但“祭醮供仪，素乏”⑩。唐朝之前，道教科仪只流行降真敬神的斋法，很少设酬谢神灵的醮仪。到了唐代，斋后设醮已较常见。唐末五代杜光庭制定先斋后醮之法，被后世道教科仪奉为圭臬。?中原地区的道教科仪发生变革，但在作为北族王朝的辽朝之末期，南京道易州的龙兴观仍然缺乏祭醮仪式，只有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人士“乃采诸翠琰，硺以香幢。每圣诞嘉辰，旦元令节，或清斋洧忏，旦良宵。用然沈水之烟，式化真迁之侣”。? 即用美玉雕琢成香幢，在皇帝诞辰和元旦举行道教的斋法——“清斋”，精思耽玄，诵经悔罪，烧香礼拜，并用“沈水烟”供养。按《香幢记》所记，举行这种道教科仪的目的是“所九清降祉，百圣垂洪。延皇寿以无疆，保黔黎而有赖。风雨时调，禾谷岁登。干戈戢征战之劳，遐迩被洁清之气”。?

此香幢由“当院讲经道士许玄龄书，涿水濮阳吴卿儒造并”?，这二人应该都是当地的汉族文化精英。可以推测，修建龙兴观香幢、在此观讲经和举行道教斋法主要都是当地汉人参与，他们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宗教场所为当朝皇帝道宗、国家和百姓祈福，祈求农业丰收、和平，净化身心。辽道宗生于兴宗重熙元年（1032）八月丙午（初七），在即位后的清宁元年（1055）冬十月丁亥，“有司请以帝生日为天安节，从之”?。易州百姓在当地龙兴观举行道教科仪来庆贺辽道宗的生日——天安节，体现出国家意识形态与地域社会的整合，以及当地汉族民众对异族统治的认同。

当然，这座道观很可能继承自唐代，并一直沿袭至辽。值得注意的是，在唐朝，国家积极推行崇道政策，有很多国家支持的道观履行为国家、皇帝及百姓建醮祈福的职能。但从目前材料来看，笃信佛教的契丹统治者没有这方面的行为。《香幢记》中也没有看到任何官僚的题名。显然，易州龙兴观为国家、皇帝和百姓祈福是民间道教信徒的自发行为。

道教经幢的出现是佛道文化交融的结果。据刘淑芬先生考证，唐玄宗时期道教徒仿效佛教开始在石幢上刻《道德经》，而从开元二十七年（739）河北邢台龙兴观所建的道德经幢的铭文可知，玄宗曾下令各州建立道德经幢。其形制和佛教经幢相同，多系八角石柱。?玄宗在开元二十三年（735）令各地龙兴观建造道德经幢，《唐龙兴观石台道德经》记载：“右《道德经》。唐元（玄）宗注。开元二十三年，用道门威仪司马秀，令天下应修官斋等州，皆于大观中立石台刊勒。邢州龙兴观，开元二十七年（739）三月，刺史李质，立石摹勒如制。”?

一般来讲，经幢都是石制的，但辽朝易州龙兴观的香幢却由美玉翠琰雕琢而成。道教用玉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玉的崇拜和信仰，玉被视为自然界的精华，有祥瑞之征，能祈福远祸、除晦辟邪。传统的玉信仰、玉崇拜被吸收到道教思想之中并加以宗教的解释，成为道教思想信仰和养生方式的一部分。?在辽易州龙兴观出现玉制的经幢，是非常罕见的。也可以说，易州龙兴观用玉来雕造香幢，跟祝愿皇帝长寿的祈愿暗合。

总之，《龙兴观创造香幢记》囊括了多种道教在民间社会的传布方式：第一，由法师、讲经道士向民众宣讲道教经书；第二，道教神像、经幢对前来礼拜的信徒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通过举行斋法的仪式，使参与者亲历亲为。对于广大普通民众来讲，精深的道教经典和神秘的仪轨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而贴近大众的通俗性的讲经、图像和仪式是更为有效的传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