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背景下的地域性呈现

关注“构建”的原因

建构作为建筑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所倡导的并不是对建筑形式的空间体量特质的否定，而是通过侧重对建筑的结构和建造逻辑方式的思考来抵抗现代建筑中对于空间抽象审美的优先考量和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脆弱的“图像化”特征，同时对建构的关注能够将建筑师的表达方式从后现代主义式的建筑拼贴逻辑转移到通过理性思考对建筑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谨慎回应。

美国著名的建筑学家肯尼斯・弗兰普敦在其著作《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创造性地将现代建筑的起点从传统意义上的一战后重新定格在18世纪中期，这是一个结构理性主义萌芽并得到蓬勃发展的时期，并且1747年成立的巴黎桥梁及道路工程学院标志着结构的理性特质被单独作为一个学科门类进行考量，从而结束了结构和建筑之间界限含糊不清的历史。

从哥特建筑之后的希腊哥特的建构兴起时期，到现代建筑诗哲路易斯・康通过建构所表达的新纪念性，再到卡洛・斯卡帕通过建筑节点的极致处理体现的象征性，都可以看出建构在反映建筑所处时代的特征以及表达建筑师作为设计主体对时代性、地域性的理解等方面上的重要性。这也是笔者为什么想从建构的角度出发来剖析建筑作品背后所蕴含的内在信息的根本原因。

中国当代建筑的地域性呈现

与肯尼斯・弗兰普敦和阿兰・柯红等西方建筑理论家通过风格的滤网对西方的建筑师予以归纳的方式所不同，中国当代建筑的“地域性”特质更多的是通过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师及其设计思想与实践作品自发呈现的。中国当代建筑地域性创作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表达建筑师对场所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一种“认同感”，引用挪威著名建筑理论家诺伯・舒尔兹在其著作《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中的观点：建筑没有什么不同的种类……尤其要以环境的认同感为前提，认同感就意味着“以环境为友”。

对于中国当代建筑师而言，这种认同感的唤起方式是多方面的，如李晓东教授从中国传统戏曲、园林、哲学和绘画艺术等多层面文化意境的通融来寻求“空间角度”的认同感；王澍则是通过对场地本土材料和传统元素的原真性表达来诠释其“作为抵抗的建筑学”；张利教授在其主持设计的嘉那嘛呢游客到访中心则是采用了场地所特有的“时间性”作为整个项目的出发点，无论是从建筑布局和场所历史文脉的对应关系，还是材料延续性在建筑建构特征上的体现，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独特视角来诠释其对“地域性”特质再现的独特理解。

业主：玉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简盟工作室

主持建筑师：张利

设计团队：张利、张铭琦、王灏、潘睿、窦光璐、陈荣钦、李乃贞、段宇楠、阎梓寒、郝阳

建筑面积：1121m2

建筑材料：石、木、金属、回收材料

设计时间：2010～2011年

摄影：布雷

相关案例探讨：嘉那嘛呢游客到访中心

青海玉树地区的地域性特质

公元779年桑耶寺在藏南区扎囊县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藏区的扎根，也意味着“佛”“法”“僧”被该地区人民所接受。如今在玉树地区，藏传佛教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当地居民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藏传佛教在该地区的独特分支。而藏民日常生活中的祈福、献礼等宗教活动都与嘛呢石经城息息相关。

玉树拥有世界最大的嘛呢石堆。在2010年4月的玉树大地震中，嘛呢石堆受到了地震的破坏。地震之后，当地居民不顾余震，很快自发地投入到了嘛呢石堆的修复工作中，可见嘛呢石在当地民众心中的重要性。而玉树地区位于群山环抱的山坳之中，在藏传佛教的宗教历史上，这些山脉由于跟嘉那活佛的修行紧密相关而被赋予神圣的宗教含义。

因此，如何定义嘉那嘛呢游客到访中心建筑与嘛呢石经城和场地周边山脉的对话关系成为了建筑师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

关于空间建构模式的探讨

建筑师在对游客到访中心场地周边环境的发掘中，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对玉树当地具有宗教背景的建筑师和相关学者求教，获悉埋藏在场地周边山脉之中的嘉那活佛生前修行过的11个圣坛遗迹。这些遗迹代表了嘉那活佛修行生涯中的不同阶段，也是场所中所蕴含的珍贵的历史和宗教信息。

在对建筑总平面的安排中，根据藏学顾问的建议，采用了“回”字形平面，将建筑分成内外两个部分。“回”字形内部空间，主要用于接待、医疗等基本功能。中央天井的处理方式和嘛呢石经城内部与自然的联结方式极为相似，向上望去都是嘛呢石围合出的矩形天空，这种通过眼前“无”而心中“有”的方式与石经城所建立起来的对应关系，进一步增强了游客到访中心的历史意境。“回”字形的空间，则更多地在表达建筑与蕴藏在山脉中的11个圣坛遗迹的对应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更倾向于宗教功能的表达。在藏传佛教的宗教习俗中，经轮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诵经法器，并在使用中对“向右顺时针”旋转的使用方式有着严格的规定。在对空间的架构中，建筑师采用了11个垂直交通体系来实现与圣坛遗迹的位置对应：每一个交通体系的中轴线都在其对应的遗迹和建筑的连线上，且通过架空连廊在外环的包裹将11个垂直交通体在水平方向予以连接，从而使得藏传佛教中“向右顺时针”旋转的行进路线能够在建筑中得以实现。

关于材料建构模式的探讨

在上述通过与周边环境中宗教文脉的对应而形成的空间建构的框架基础之上，建筑师进一步通过对相关材料加工工艺的发掘来加强游客到访中心在该地域的合法性。在对材料使用以及施工工艺进行遴选的过程中，建筑师及团队确定了以传统工艺和材料为主，现代材料和施工手段为辅的操作模式，确保了游客到访中心在材料和操作层面上的合理性。

在建构技术方面，对于嘛呢石在空间竖向上的堆叠容易造成建构失稳的问题，则利用现代施工技术中的高强度水泥砂浆和钢筋网拉结。这种做法虽然可以加强嘛呢石墙体的竖向抗剪强度，但又容易陷入嘛呢石和水泥灰缝的视觉拼接，且与石经城内嘛呢石自然堆砌的缝隙光影效果大相径庭。为了消解这种矛盾和差异，立面墙体的材料组织采用了3层材质拼贴的建构方式：墙体最靠近室内的一层采用传统的高强度混凝土砌体材料，以保证整体的水平抗剪强度；而在混凝土砌体外侧则采用了外形经过仔细挑选的嘛呢石，以保证建筑外立面形态的挺拔和建筑转角空间的锐利；此外，为了保证竖向堆砌的嘛呢石墙层能够对混凝土砌块墙层产生足够的依附性，在靠近内部混凝土砌块墙层的一侧使用了混凝土砂浆作为粘结材料。为了既能够保证与嘛呢石的足够接触，又能避免砂浆灰缝外露导致建筑立面效果的失真，砂浆层的深度控制在最靠近外立面的一块嘛呢石根部到混凝土砌块墙面之间。

与那些掩盖建筑原真的构筑模式并加以浮华粉饰的建筑不同，建筑师希望能够通过游客到访中心的材料建构方式将建造过程作为一种持续的信息在建筑上得以叙述。这使得建筑在建构过程中被更多地赋予了一层“施工延续性”的含义。这种“延续性”不是通过建筑内部构件的粗野外露来体现一种“未完成”的延续，而是通过材料的组织关系让观察者产生对施工过程的持续联想。

由于玉树处在高海拔地区，施工队伍不可能持续高强度工作，所以建筑的建造是在两支施工队伍的交替工作下完成的。针对这一高海拔地区建筑施工的独有特征，嘛呢石在竖向布置上随着石块大小呈现出一种层叠构造的特征，这一特征很好地反映出因工人在施工过程中随着时间推移而体力消耗，使得砌筑石块逐渐变小，而再到下一班工人换班又重新使用较大石块开始砌筑的交替性。这一特性的展现不仅体现出了建筑建造工艺的美感，而且使建筑在总平面布置中所倡导的“动”势在建筑竖向上也得以显现。

场地周边还有另一种特别的当地建筑材料――地震过后大量散落在废墟周围的木构构件。这些散落的木构构件在震前都是其他不同建筑的横梁、壁柱、门窗等，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画上了藏传佛教的宗教符号，这一重要的文脉信息进一步证实了对这批木构件改造和再利用的重要性。本着就地取材和材料使用最大化的初衷，对这些断面尺寸和长短都有差异的木构构件进行充分利用，成为完成整个游客到访中心理所当然的步骤。

与嘛呢石比较起来，木材属于轻质的建筑材料，建筑师考虑将回收的木构件经过处理制作成游客到访中心架空回廊的栏杆，这正好与用重质的嘛呢石砌成的建筑底层基座部分形成重力关系上的竖向对应。但为了应对回收木构件无法达到施工精确性的问题，建筑师通过1：1实体模型的推敲，发明了一套“可容差”的木板和金属龙骨的悬挂体系。内部的钢架结构通过与混凝土构架的连接实现了其抗水平剪力的存在合法性，而木材所承载的玉树地区的宗教文脉则通过木构件与钢构架的铆接得以展现。所谓“可容差”系统，是针对木构件尺寸上的差异所设计的，通过对木构件的内侧进行加工以满足钢构架铆接的需求，而外侧则维持了木构件半圆或矩形等断面轮廓。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将原始木构件的加工量减少到最低，而且也保证了木栏杆竖向外观上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构成栏杆材料断面形态的变化，而且由于受到地区文脉的影响，宗教图案在木制栏杆的水平方向上随机延展，进一步丰富了在“可容差”系统控制下建筑中所蕴含的传统施工工艺的“延续性”。

总结与反思

从对空间建构模式的确立再到材料建造细节处理的深入，嘉那嘛呢游客到访中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融入玉树地区独特“地域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不是对某种现代建筑形式的简单复制，更不是对某种文化符号的廉价拼贴。按照主创建筑师张利教授的观点，游客到访中心提供的是一种“连接”的方式，一种现代建筑的抽象性与传统材料及施工工艺的连接，一种空间架构模式与玉树地区独有的宗教和历史文脉的连接。这种连接伴随着建筑所表达出的“延续性”，从外到内，贯穿始终。

从建构的角度来看，建筑的建造过程是建筑师通过理性的思维对场地内所蕴含的感性因素进行组织后再表达的过程。但在这个对廉价形象消费已经司空见惯的时代，对于建构原真性含义的错置似乎已经成为了某种约定俗成的传统，而对材料形而上含义的表达已经简化成为某种缺乏内在涵义的表面形态，这种表面的形态虽然可以代表某种审美取向下的文化和物质背景，但实则是一种不堪一击的脆弱表象。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曾指出：这种文化现象肆无忌惮的泛滥导致建构价值无论在现象学层面还是文化学层面都被大量减弱了，模仿取代了表达与再现成为建筑的主要表现方式。而在建筑文化传播的病态表象之下，从建构的角度出发，通过空间建构和材料建构的方式来发掘“地域性”特质无疑是当代中国建筑师抵抗廉价符号消费方式盲目蔓延的一剂良方，也为广大建筑受众提供了一个理性思考建筑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与传统内涵的宝贵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