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主导”: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主义的主体异位现象

[摘 要]中国女性主义自清末产生以来就存在着“他者主导”的现象，而作为女性主义主体的女性却缺乏主体意识。本文追溯了“他者主导”中国女性主义的历史，从男性、女性和社会的各个角度分析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和背景。

[关键词]中国女性主义 他者主导 主体异位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4-0158-03

女性主义，又叫女权主义，是十八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种政治思想和社会理论，指导着世界各地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主义在中国最开始出现时就被本土化，并且形成了独特的发展历程。自清末女性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女性主义由男性提出，又由男性主导和发展，形成了一种“他者主导”的现象，无论是理论架构还是主体叙述，都普遍缺少女性经验，而这一切都使得中国女性主义始终缺乏鲜明的主体意识。

一、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主义发展简史

（一）中国女性主义的萌发

在我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各种对女性不幸命运同情的文本。明中期后，伴随着“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市民文学的繁荣，勤劳美丽、善良可爱的女性形象得到了更多的赞美，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更是将女性地位推至顶点。虽然这些文学作品并没有发展出思想理论，但仍然可以说明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其实很早就萌发了。从晚清开始，西学东渐，女权运动在中国的一些发达城市展开。1897年，中国最早的女子社会团体——中国女学会成立；1898年，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创刊。维新派开展禁缠足、兴女学的活动，希望从形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解放妇女。对于这些做法，维新派有自己的理论解释：她们认为妇女缠足，不能生育健壮的后代，“羸弱流传，何以为兵乎？”梁启超还认为，国家积弱，是“分利”的人太多，女子由于没有学识，以致没有职业，都成了分利的人。所以，要强国就必须兴办女学。康有为则在《大同书》中提出，“男女同为人类，同属天生”，要使之同享“大同之乐”。[1]由此可见，他们解放妇女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出于对于妇女命运的关心，而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是改良主义思想在女性问题上的体现。

（二）中国女性主义的形成

（1）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1903年，被誉为“女界的卢梭”的金天翮发行《女界钟》，标志着中国国内系统的女性主义理论出现。金天翮强烈呼吁要实行“女权革命”，喊出了“女权万岁”的口号。他提出妇女应争取的六种权利及对妇女参政的论述，是当时女权运动中非常积极的主张，带有妇女解放运动纲领性质。但历史证明，《女界钟》中妇女解放运动的纲领，反倒成为从民族救亡的角度出发呼吁妇女参加革命的宣传文件。正是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天下兴亡，匹妇有责”，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基调，贯穿近一个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人孙中山也提倡男女平等，将男女平权的原则纳入三民主义最核心的民权主义之中。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却无法从根拔除封建思想长期对人民的束缚。女性的解放，是封建社会做不到的事，但是孙中山将其纳入了革命纲领。虽然不能说孙中山是利用女性主义来获得女性的支持，但可以肯定的是：女性主义是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手段。

（2）新文化运动时期

辛亥革命后，中国文化思想领域泛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妇女是最深受害者，女权运动也沉寂下去。1915年开始，发生了一场彻底的反封建思想文化运动，女性主义思想又活跃起来。这个时候的女性主义强调了妇女的独立人格，这是在以往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把承认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作为新道德的前提，他们认为妇女问题的实质，归根结底是要不要承认妇女也有独立的人格。这一时期女权主义思想的传播，推动了对封建妇女观的批判，促进了妇女的觉醒，鼓舞她们积极投身于此后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

（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重新认识妇女问题。此后，妇女问题与阶级问题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取代了革命派的女性主义，成为妇女思潮的主流。虽然马克思主义并不认同所谓的“女性主义”，并把女性主义理论列为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妇女解放思想从根本上说仍是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其中与主体意识有关的是“妇女解放是自己的事情，也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妇女解放必须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2]由此可看出，提出妇女解放的目的与孙中山将女权放在三民主义中的目的相似，都是希望获得占人口一半的女性能够支持革命、参与革命，而并不是真正希望女性自觉自发地自我解放。

（三）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和思想解放，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在与官方的对抗中得到释放。这种对抗性以对抽象化的、意识形态性的“妇女”概念的空洞偏颇的不满为起点，却并没有发展为女性主义，而是迅速转向了对“差异”的格外坚持和强调，产生了一种“女人味”文化。乍看起来，这种新的“女性”概念丰富多样，强调个性和主体身份，明显优越于以往的“妇女”概念对女性性别的长期盲视和压抑。但是，对于性别因素的过分强调，使得这一概念的内核已经由“性别”减缩为“性”了。传媒和意识形态传递了这样一种错觉：女人的价值在于她的外表，女性的性别身份是通过与男性的性差异来体现的。

至于这种“女人味”文化是否是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似乎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女性是因为发现自我的美而想要展示自我，那么这无疑是主体意识的发现，但仍不排除有很大一部分女性对于“女性”这个词是在认识上的退化。可以说，中国的女性在这个时期发觉了自我的存在，但她们并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我，也没有理论帮助她们实现自我、达到新的人生追求。女性主义，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被强烈地呼唤着。以李小江为代表的市场女性主义产生，让中国女性主义走上了质变的发展道路。从那以后，主体意识在中国慢慢觉醒，直到1995年世妇会的召开，中国的女性探索着，也在前进着。

二、中国女性主义“他者主导”现象分析

（一）中国女性主义产生于传统父权至上的封建社会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是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父系社会，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礼教的反复浸淫后，中国女性的地位就更加低下。“男主外，女主内”、“男受命于朝，女受命于家”的观念长期主导了女性思想，女性想进入社会享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分工地位的机会几乎为零。当一种社会文化根深蒂固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社会惯例。在两千多年的男权社会里，我国女性成为传统“四大绳索”束缚的精神囚徒， 传统意识贬损的对象，她们没有自主人格、主体身份和主体价值，默默地接受封建的三从四德之教化，把自己视为物化的家庭附属品，被动地维系着自己的人生需要。[3]另外，由于女性地位的底下，导致女性获得教育的机会也很少，处于蒙昧状态的劳动妇女根本没有办法找到有效的理论来帮助自己争取权利。在女性主义的理论层面上，中国必须要向西方学习，而这种学习所必备的外语能力更加难以被女性获得。

（二）中国女性主义与中国民主革命史相关联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是一项纯粹由妇女自身领导的、独立的解放运动，而是伴随中国大革命产生的、由男性革命家为主要领袖的全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使得中国的女性主义始终不能有一个稳定的理论归属，而是成为各种思想流派拉拢人心的政治工具。在这一点上，“女权”与“人权”的概念很像，它们都是强调人的自由与解放，并且对于一部分受压迫的人民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它们的工具性使得理论提出的最终目的根本无法完全达成，女性在追求更宏大的目标时丧失了对于自身的关注和发现。所以，虽然中国女性主义把解放妇女同挽救国家危亡、建立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政治色彩，但是它却总是渐渐逐步消融在时代、民族、社会解放这些更为重要的“宏大叙事”中，最终成为一个“不在场”的问题。[4]

战乱的年代往往造成思想领域的繁荣景象，但是从战乱中孕育的各种思想理论是需要在随后的和平年代中加以整理、稳定的。中国女性主义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最终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进入和平时期。但这个时候的妇女解放理论已经是被马克思主义改造过的女性主义了，也不具有女性主义的自觉自发的天然属性。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女性主义几乎没有发展，就是因为：一方面，思想的产生失去了战乱年代作为时代背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背离了女性主义强调的自觉自发的原则，却作为主流思想抑制着女性主义的发展。[5]

（三）中国女性主义道路表现出极强的依赖性和被动性

历史地看，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以自觉的女性主义方式出现，表现为一些女作家在著书立说中表达各种为妇女抱不平的观念。她们把全体妇女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相对于男人而受压迫的社会群体，并要求改变该群体的共同处境。所以，西方女性主义是从谋求人类共同利益的斗争中逐渐分离、发展壮大的，指向作为对立面的男性群体，在整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很强的离心力。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女性主义道路则表现出极强的依赖性和被动性，作为“被解放者”、“权利诉求者”与男性群体并存，而没有将男性群体作为抗争的对立面，没有真正成为女性主义的主体。男性启蒙者往往先走一步，向全社会召唤妇女解放。事实上，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也主要是靠男性中的民主人士和革命家来引导和支持的。这个传统在中发扬光大，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内直接发起了一场鼓励女性参加社会工作的女性解放运动。女性由新中国成立前的依附“家庭”和“男人”，进而转向了依附于社会和国家。但就当时的大多数女性而言，还没有形成“我要解放”的意识，却享受了“我被解放”的结果。因此，这种在外力作用下被动实现的女性主体意识，是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的，缺乏女性的普遍觉悟和自主努力的内涵。

另外，中国的女性主义者把争取婚姻自作为摆脱对男性家长依附关系，取得人格独立、人身自由，从而发展女权的起点。然而，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女性的奋斗历程是漫长的、艰辛的。对婚姻自由的追求，更多的还是对于中国封建礼教的反叛，而并不能说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完全觉醒：因为女性反抗的只是父权制的社会制度，而并不是男女不平等的整个社会秩序。只有当参政权被提上议程，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才算达到了真正的觉醒。

（四）中国女性主义必然体现中国的民族特性

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天下观”，主流思想里强调“和”与“仁”，集体主义在历史的较量中明显占据了上风。中国人喜欢考虑“大家”、“大我”，也甘愿为“大家”、“大我”牺牲“小家”、“小我”。在中国人看来，“我的就是世界的”。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却不是这种民族特性。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度，公民们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由与发展，每个主体的利益和诉求都该得到满足和重视，集体只是个人的相加，而没有高于集体的个人。他们的价值观可以理解为“世界的就是我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民族特性乃至民族主义也会影响着一个国家女性的主体意识。由于西方女性主义突出女性的自我意识，因而其女权运动的发展显出了较强的个性化特征，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注重群体特征，其主流不是“个性解放”，因而在女性主体意识方面显得相对薄弱。

三、结语

回望中国的女性主义，我们发现：在沉睡了几千年的华夏大地上慨然浮现的中国女性主义，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其女性主体性缺失；中国女性主义产生于民族解放的宏大潮流中却随着革命成功逐渐势弱，其女性主体性难见踪迹——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匮乏。当然，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的发展和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社会的发展既包括生产力的提高，还包括旧有观念的更新和新制度的建立，女性自觉意识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而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化工程，除了女性自身的努力，还要依靠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康有为.大同书[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2] .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1.

[3]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 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 王政.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