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岸服务外包命门

服务外包是把企业内部人员提供的服务转移给外部组织。根据外包目的地是否在国内，又可分为在岸服务外包和离岸服务外包。在我国，更需要关注的是在岸服务外包。服务外包是把企业内部人员提供的服务转移给外部组织。根据外包目的地是否在国内，又可分为在岸服务外包和离岸服务外包。在我国，更需要关注的是在岸服务外包。

目前，我国对于服务外包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国务院批准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许多地方也展开了关于服务外包实践。

从现实来看，我国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200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64561.3亿元，占GDP为40.4%，到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20487亿元，但占GDP的比重却降为40.1%。

长期以来，服务业被当作不创造新价值的辅部门，这导致政策多倾向于支持制造业，而服务业发展则受到政策歧视，于是企业不愿意将服务部门外置。因此，我国发展在岸服务外包需要刺激外包意愿，提升承接能力，还需要建立良好的法制和诚信环境等。

样本评析

目前，促进在岸外包的政策分散在促进服务业发展、促进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里。浙江省进行了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试点；绍兴、温州、湖州等地相继出台了推进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从浙江省各地出台的政策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鼓励分离服务范围，包括物流、建筑劳务、技术研发等领域；二是剥离的方式一般采取成立子公司的方式；三是优惠方式主要是税收、服务业引导资金、土地等。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激励了制造业分离服务部门。但是这些政策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给分离的服务企业优惠，对于原本从事这些业务的企业是一种政策上的不平等。如湖州市规定，分离后设立的属于研发、设计、创意等技术知识含量较高的生产企业，可按规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相应的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那些本就从事于研发、设计、创意的服务企业能否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关键问题，如果不能就会造成政策的不平等。

二是将服务业务分离出来成立子公司，服务范围仍然是原来的制造企业，服务业的专业化、规模化效应并没有体现。分离发展服务业的目的并不是从形式上将服务业务和制造业务分离，分化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提升整体劳动生产率。

三是优惠政策仅限于税收、土地等成本方面，并不能发挥生产业在促进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分离生产业和制造业根本目的是实现生产业和制造业之间的融合与互动，提升制造业竞争力，而并不仅仅是成本方面的因素。

税收漏洞

税收是构成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因素，对于分离后的服务企业来说，税收制度的漏洞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因此，完善税收制度将会降低服务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强企业分离服务业务的意愿。

首先，完善企业所得税。目前，企业所得税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优惠税率。这就需要在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上，对服务业采取比制造业更加宽泛的标准，否则，在制造业内部的某些服务环节可以和制造业一并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而外置则不能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这样就不利于服务外包。

然而，目前对于高技术服务业的认定标准套用了制造业的标准。实际上，制造业的创新集中于自然科学，而服务业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此套用标准降低了后者获得认定的可能性。因此，应该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将进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创新的企业也纳入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范围。

其次，调整营业税。营业税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计税方式上，即对服务外包存在重复征税。目前的营业税计税方式的设计不利于服务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如在现代物流业发展中，涉及到运输企业、物流企业、物流信息企业等主体，在一票制的经营方式下，分工越细，营业税税负越重，影响了服务外包的发展。因此，在确定营业税税基时，可以考虑允许服务外包企业将支付给承包方的营业额从计税依据中扣除，仅对实际取得的营业额征税；在时机成熟时，可以取消营业税，将营业税合并到增值税。

最后，稳步推进增值税的改革。从发展服务外包的角度来考虑增值税的调整问题，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扩大增值税的实施范围。将那些会计核算体系健全的生产型服务业以及内部分工比较发达的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征税体系，以消除重复征税，促进分工。另一方面允许服务购入抵扣。现实中，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生产型服务行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而且对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于是制造企业购买服务能否抵扣增值税的研究成为必须。制造企业在购买诸如专利等高端生产型服务时，可允许其按照一定的比例抵扣进项税额，以鼓励这些服务项目从制造企业中分离出来。

改革命门

对于我国在岸服务外包来说，两个特定的因素阻扰其快速发展：一是国有部门经营导致发包动力不足；二是事业单位经营降低服务外包承接能力。突破改革命门，在岸服务外包才能顺利发展。

首先，降低交易成本是服务外包最主要的动因。目前，我国的很多国有部门（包括国有企业、政府机构）降低成本的动力不足，服务业不能从这些部门分离出来，致使服务外包发展不足。我国的国有企业虽经改革，运营中行政色彩依然浓重，没有按照市场价格规律配置资源，导致辅助不能剥离。国有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除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外，其他企业应该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相互参股等形式，逐步改制为多元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建立起激励约束相容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其次，企业外包的另一个动机是寻找专业资源，我国的事业单位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资源，许多事业单位从事高端服务提供。但是，目前的事业单位从两个方面阻碍了承接服务外包。

一方面，事业单位承担了许多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职能，但也有大量本可以市场化的服务仍然由其承担，如各种应用开发性科研机构、新闻出版机构等。于是，公共支出越位，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分散了财力，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无力供给；事业单位效率较低，人才多却不能尽其用。另一方面，大部分事业单位具有政府背景，这在市场交易无疑处在强势地位，导致其他市场主体在进行服务外包中存在顾虑。对事业单位进行改革势在必行。通过对事业单位改革，剥离其行政管理职责，强化其服务职责，促进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从而增进承接在岸服务外包的能力。

环境至上

发展在岸服务外包，一个良好的行业和社会环境至关重要，因此行业标准化和诚信建设必不可少。

在我国，诸如海尔之类的大企业，都在自建物流体系、实行物流服务，而不是使用市场上专业化的第三方物流。究其原因，外部市场上的物流服务企业专业化程度较低，非专业性很容易致双方争议，从而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制定服务业发展标准，要研究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各国标准化机构关于现代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发展动向以及服务业标准化产生的效果等，特别要关注世界服务贸易方面的标准化信息。一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企业和消费者的标准化意识；二是通过制定服务标准：一方面在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现代服务领域，加快搭建标准化平台，另一方面在劳动密集型、传统服务业中，通过制定相应标准，提高进入市场的门槛；三是实质性参与国际服务业标准化活动，提升我国现代服务业的标准化水平。

同时，诚信环境建设是服务外包重要的外部因素。没有一个健全的诚信环境，发包方欲发而不敢发，即使发包，也会面临很大的司法成本。要健全征信制度，应该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可以被征集的信用范围、征集的方式、信息共享的条件和范围以及有关的法律责任。用法律的形式规范公共信息、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最重要的是建立社会征信体制：一是开展诚信宣传教育，创建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环境；二是加快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步伐；三是加快征信立法建设，完善征信制度；四是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标准化管理。

(作者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