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遗民伦理困境分析

崇祯十七年( 公元 1644 年) 随着明朝“宗庙丘墟”，满清入主中原，明朝士大夫被迫发生了身份转换，成为了明遗民。受此冲击，遗民士大夫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一些士大夫纷纷殉国，未死之士又抱复明抗清之志，竭力投身于复国运动。然至康熙初年，随着清朝逐渐统一全国，社会秩序也日渐稳定，明遗民的复国之望遂灭，于是他们再次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此时又有许多遗民士大夫殉国尽忠。明遗民殉国行为先后持续了近二十年，且人数众多。台湾学者何冠彪先生根据《四库全书•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统计出殉国的士大夫有 11428位。［1］( P15 － 16)可以想象，明季士大夫殉国的人数远不止此。

一、尽忠与殉国

明清之际，众多遗民士大夫选择殉国，其原因不一。但是，认为殉国是士大夫的伦理义务，是明遗民殉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古代社会，对君与国的忠诚是臣民的义务。如《左传》云: “临患不忘国，忠也。”《国语•晋语四》也云: “杀身赎国，忠也。”可以看出，对国家和君主之忠，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在儒家“忠”文化的教育和统治者大力倡导下，“忠”逐渐成为衡量人物能否进入官修史书的标准之一。《晋书•忠义传•序》载: “古人有言: ‘君子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捐躯若得其所，烈士不爱其存。故能守铁石之深衷，厉松筠之雅操，见贞心于岁暮，标劲节于严风，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书名竹帛，画象丹青，前史以为美谈，后来仰其微烈者也。”其意在于说明，“乱世识忠臣”，杀身成仁，合乎“忠”与“义”。“奉君”忘身，徇国忘家，临难死节，“身虽屠裂”，但能够永载史册，名垂千古。

明末清初，许多士大夫持有“奉君忘身，徇国忘家”的忠国观念，并且这种观念在国破君亡的形势刺激下，愈加强烈。殉国的遗民士大夫，不论是自杀还是因抗清被捕杀害，都认为殉国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祁彪佳( 公元 1602 － 1645 年) 自杀时亦云: “委质为人臣，之死谊无二。”［1］( P222)张国维( 公元 1594 － 1645 年) 在抗清失败后，认为“吾大臣，死王事，礼也。”［3］( P218)苏观生( 公元? － 1647 年) 兵败后，认为“大明臣义士固当死”［4］( P124)，遂自缢死。

明末大儒刘宗周，也认为死节是君臣之“义”的基本要求，他说: “国破君亡，为人臣子，唯有一死”，他不“敢尚事迁延，遗玷名教，取讥将来。”［4］( P246)遂绝食自尽。张秉纯虽为生员，但仍认为“今日率天下之人，无 贵 无 贱，无 老 无 少，皆 宜 为 君 父 而 死 者也。”［5］( P443)被杀害的遗民士大夫，也大都认为殉国陨身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如瞿式耜被害时说: “效死忠臣分。”［6］( P241)文秉( 1609 － 1669) 国变后隐居竹坞，被捕后杀害，临死前言 : “死固分也。”［5］( P246)《嘉定屠城纪略》记载吴之蕃起兵抗清失败后，被杀害时言: “我父子孙死王事，分也。”这些史料足以证明，明季殉国的遗民士大夫把殉国作为他们的责任。［1］( P30 － 31)

遗民士大夫认为生为明人，死为明臣，国家灭亡后，自己应该随亡之。并且他们相信殉国是自己仁义道德的现实实践，是杀身成仁，为国尽忠的高尚行为。

二、死与心安理得

遗民认为殉国能够“尽忠”，因而感到“心安理得”。遗民士大夫舍弃宝贵的生命而殉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嗟乎! 人生不幸而当流极之运，死固其分内事也，然而处此为甚难。”［4］( P247)殉国是儒家伦理责任“驱使”的结果，本不应该将它视为不幸之事。然而，许多遗民士大夫在殉国时，流露出一种“心安理得”的心态。如祝渊临 死 前 言: “莫 向 编 年 问 知 否，心 安 理 得 更 何求?”［7］( P745)《采隐诗馀》卷下载许潜忠( ? － 1644)殉国时说: “死国忠臣事，如君屮屮莽难。宁争千古义? 止取寸心安。”姜曰广的“赋诗殉节”时云: “要知喜死原非死，况复衰年岂记年。杯酒从容微笑去，此心朗畅亦何言。”［8］( P396)这些殉国者认为，以死报国，能够“全节义”而终，符合士大夫平时所谈论的礼义廉耻等伦理要求，做到了知行合一，因而他们自我感觉无愧于心，心安理得。在他们看来，殉国并非是为了名垂千古，而只是为了求些“心安”，寻求内心的一份宁静、逸然而已。马纯仁，字朴公，号范二，南京六合县人，国亡后他说: “与死乃心，宁死厥身; 一时迂事，千古完人”，［8］( P230)于是囊石沉河殉国。虽然马纯仁认为殉国是迂腐之事，但一死就可以成就“千古完人”，因此何乐而不为呢。

从他们身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一些遗民“赴水投环，仰药引剑，趋死如骛，曾不有悔”［7］( P153)的原因了。

故全祖望说: “豪杰之士，不过存一穴胸断颈之念，以求不愧于君臣大义而已，不然远扬而去，又何不可，而必以身殉国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园也认为“赴义者的并非期其成功，不过以杀身求‘不愧’而已”。［9］( P32)

三、生与尽孝

殉国的遗民士大夫以一死成全了一己之“心安”，那么未殉国的遗民士大夫是否能够“心安”呢?同为士大夫，他们所接受的伦理道德是一致的。如他们也认为适逢易代之时，士大夫有殉国之义务。

如北方著名遗民孙奇逢言: “人臣死君难，天地之大义也。”( 《夏峰先生集》卷九，畿辅丛书本) 江西遗民魏禧云: “不幸而遇变，死其义可也。”［10］( P1000)浙江遗民陈确认为，无论君主“手足视臣，固腹心报之; 即犬马草芥视臣，亦有死无二。”［7］( P124)南方遗民屈大均亦认为: “臣子于君父之难，至愚至贱，无所逃死。”［11］( P160 － 161)可见，未殉国的遗民士大夫，对殉国是士大夫的本分和义务，并没有异义。

既然殉国是士大夫之义务，继续生存的遗民士大夫如何解释自己没有殉国呢? 他们难道贪生怕死，没有羞耻之心了吗? 于是未殉国的明遗民纷纷强调是事出有“因”。检索明遗民的诗文集可以发现，有大量的遗民士大夫以存身尽“孝”作为可以不殉国的理由，来对自我生存合理性的论证。

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士大夫对孝极为重视。

明清之际，国破君亡，殉国成为遗民士大夫义不容辞的伦理义务，这是对国家和君主尽“忠”的最为直接的途径和最为凸显的证明。然而，存身才能尽孝，身之不存，焉能尽孝? “忠”与“孝”难两全的伦理困境，摆在了遗民士大夫面前，横亘在他们人生抉择的路口上，迫使他们必须做出单一的抉择。有些遗民士大夫没有殉国尽忠，而是存身尽孝。如方文“以亲故遂苟存”，徐枋国亡后“誓从死”，但念父亲仍在，“死志未遂”( 《明史》卷二百九十五) 。张罗吉吉欲殉国，其妻劝说: “我妇人屈辱，义必死。

子 兄 弟 六 人，如 皆 死，即 绝 尔 父 母 后，何忍?”［13］( P1001)陈确没有如其师刘宗周那样为国尽忠，而是存身事孝。对此他解释说: “干戈满途，母老为累，弃而渡江，诚所未忍。家自老母而下，四世亲丁共三十一口。”［7］( P392)因而从“孝”实非得已。

遗民士大夫选择殉国尽“忠”，但对不能尽孝是无法释怀，心存遗憾的。如陈子龙就说: “仆门祚衰簿，五世一子。少失怙恃，育于大母，报刘之志，已非一日，奉诏归养，计终亲年。婴难以来，惊悸忧虑，老病侵寻，日以益甚。盖欲扶摧远遁，崎岖山海之间，势不能绝也; 绝裾而行乎? 孑然靡依，自非豺狼，其能忍之! 所以徘徊君、亲之间，交战而不能自决也。

悲夫! 悲夫! 亲以八十之年，流离野死，忠孝大节，两置涂地，仆真非人哉?”［5］( P13)陈子龙对自己不能殉国的原因解释说，自己家丁不旺，“五世一子”，其母含辛茹苦把自己抚养大，因而实在无法决然舍弃他们殉国。忠孝难两全，为此他痛苦不堪。由此可见，遗民殉国尽“忠”与存身尽“孝”的抉择实在困难。实际上，以存身尽“孝”的遗民士大夫并没有在完成养老送终之义务后，继续选择殉国尽忠，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四、以生为“偷生”的愧疚

无论如何，选择继续生存的遗民士大夫心理并不轻松，而是充满愧疚感。“明朝亡国后，忠臣义士面临生与死的抉择。贪生畏死，本为一般人之常情，所以时人多以死节为难事。另一方面，人死后就万事俱毕，但生存下去的人，或者为复国的事业而奔波劳瘁; 或者在清朝的统治下隐居守节，受尽精神上和生活上的苦痛煎熬。”［1］( P137)未能殉国的明遗民士大夫，他们为未能殉国尽忠而深怀内疚，为没有实践平日所高谈的礼义廉耻而终生“忧疑惊瞿”。这一类表达在他们的文集中屡屡可见。如陈洪绶说: “少时读史感孤臣，不谓今朝及老身。想到蒙羞忍死处，后人真不若前人。”［14］( P309)杨廷枢哀也叹: “社稷倾颓已二年，偷生视息又何颜?”［8］( P257)方以智的伯父方文“以亲故遂苟存”，对此他说: “永栖陇亩为顽民，偶对人言还自愧。”［15］( P91)施博也因孝存身，对此他解释道: “博当甲申、乙酉，卧病两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须养，偷生惜死，以至于今，每与出世者往还，自分不可为圣人之徒，以至于今，蚩蚩以待尽，隐衷尚有愧。”［4］( P198)魏禧也是如此，他说: “甲申国变，吴门诸生许玉重饿死于学宫。二许( 王家、玉重) 不知同宗族与否? 何许氏多奇男子也。禧亦故诸生，方偷活浮沉于时，视二许能不愧死入地哉! ”［10］( P874)魏禧与许王家、许玉重尽管不相识，但是同为诸生，二许能够为国尽忠，自己却偷生苟存，因而对二许实在有“愧”。何宏仁( 公元 1595－ 1650 年) 国亡后隐居，谓自己“从亡已后，余息偷生，身份俱辱，虽百死莫赎矣。”何氏对自己偷生辱身的行为悔恨不已，认为“百死莫赎”，于是削发为僧，临终时仍言: “吾有志不就，忝厥所生; 于君为不忠，于亲为不孝。我死后，切不得棺殓，当野暴三日，以彰不忠之罪，然后举火焚之; 不得归葬先陇，以彰不孝之罪。”［10］( P860)徐承烈《燕居琐记》载: “明末一巨公，与泰州邓孝威汉仪善。明亡，孝威讽其循节，不从。后孝威游楚归，巨公索阅近作，有《题息夫人庙》一首，云: ‘楚宫应扫荡黛眉新，只自无言对墓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巨公愀然废卷而起，入内遂患心痛卒。”( 《春在堂全书》卷十，光绪二十五刊本) 笔者尚未考证出“一巨公”是何许人，但其未能殉国之愧疚感，能够致其毙命，可见其对自己未能殉国尽忠的悔恨程度。由以上可以看出，殉国士大夫的忠国亮节和高尚人格是让未殉国者感到羞惭不已。

当把这种道德内省和人格高下与自己的亲密师友进行比较时，明遗民的这种愧疚感更加强烈。如屈大均存身尽孝，自谓道: “予少遭变乱，沟壑之志，积之四十余年，濡忍至今，未得其所，徒以有老母在焉耳。”［17］( P313)然而屈大均并没有因为“得其宜”的存身尽孝行为而获得心安，相反他有很深的愧疚感。屈大均怀念其师殉国之陈邦彦时言: “予十六从公受《周易》、《毛诗》，公数赏予文，谓为可教。

今不肖隐，忍偷生于此，不但无以见公，且无以见马( 应房，1615 － 1647) 、杨( 景烨，? － 1647) 、霍( 师连，? － 1647) 建( 芳，? － 1647) 四子; 又四子之罪人也已。”［17］( P187)陈邦彦及其弟子马应房、杨景烨、霍师连、建芳等殉国，而屈大均则存身尽孝，于气节高低而言，他感到自己这是“隐忍偷生”，是他们的“罪人”，这种“惭予后死”的现实成为了他的情感负担。屈大均选择了逃禅出家，［18］( P54)因为要存身尽孝而未能殉国，但当他想起一同抗清但现已谢世的同志时，也心境难安。如同屈大均这样心存愧疚的遗民还有很多。钱澄之与方以智交情甚笃，他们共同谋划过抗清事宜。方以智晚年遭逢“粤难”谢世，钱澄之又存身多年。他在《乙卯春将入中州过浮山哭无公墓》诗中言: “惭愧一乘输老友，凄凉六阕尽平生”，［19］( P435)当钱氏回忆死难亲友时，不免有“到处觅人颜色，跼蹐偷生”的愧疚。国亡后，刘宗周认为死节是士大夫“义”不容辞，并和他的弟子如金伯玉、彭期生、王元趾、祝开美等一同殉国。同为门人，黄宗羲却以养母尽孝存身，这就令他背上了沉重的情感负担。他曾自比陶潜，表达了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他说: “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4］( P295)其忐忑不安之情不言而喻。黄宗羲同门陈确因未殉国而产生的愧疚之情更加强烈。虽然陈确承认，遗民一旦殉国便可“死无遗憾”，但自己终究因为尽孝而存身。多年后，愧疚之情时时折磨着陈确: “呜呼! 吾师死矣! 同学祝渊亦死矣! ……独确懦不能死，又不能编名行伍，为国家效分寸之劳; 又丁口田庐，为官所辖，输租纳税，不异顺民，愧师友而忝所生甚矣。师其以确为非人而靡之门墙外耶! ”［7］( P307)甚至他还将未能随同同门师生一起殉国作为自己一“大罪”。

他说: “呜呼! 若确者，岂复有人理哉! 师死吾不知日，师葬吾不知处，生为师弟，没同行路，确独非人，而胡到是! 若以乱为辞，未闻乱世遂无师生。以母老为辞，则八年之内，将母之暇，亦未尝不东西奔走，动逾旬日，而独于山阴咫尺之路，夙昔诵读之地，裹足不前，判若异域，邈若天外。虽巧言饰词，终何以自解。”［7］( P308)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遗民以“偷生”为罪恶，他们普遍存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失节”的恐惧和悔恨，他们想追随“已死者”的步履，但是却“苟活”于世; 他们力图为自己的“不死”开脱，却对自己的“不死”持否定的态度，这样他们就陷入了一种伦理上的矛盾心境。［20］( P9)

对于应死而未死的遗民士大，计六奇颇为理解地说: “彼隐忍偷生者无论，亦有本欲死，而一时稍迁延，后遂不及死，卒不免辱身败名，然后知决然一死之无憾也。”［11］( P504 － 505)在新朝生存实属不易，既要时刻遭受“面见颜偷生于表乱忧患”的自责，又要谨小慎微，确保气节不堕。尽管未殉国的遗民士大夫不断地为自己继续生存进行着这样或那样的合理性论证，或竭力比较在新朝生存比殉国更非易事，这都无法令他们忘却未能殉国尽忠的愧疚，还有对故国、师友的惭愧。他们愈是对自己生存的合理性进行辩解，愈能反映出他们陷入了生与死的伦理困境中。并且，这种生与死的伦理困境，“心”不安和“理”不得的痛苦，伴随着遗民士大夫的后半生。这从黄宗羲晚年的“期于速朽”［4］( P10)和吕留良晚年的《祈死诗》，可以联想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