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关学与学派简论

在北宋时期，关学创立。由于张载及其弟子的努力，关学思想发展达到宋学的较高程度，其影响不下于洛学，在关学史发展中出现了第一次高峰。南宋时期，关学零落，学者多专注于事功，但思想创新甚微，影响较小。金元时期，虽偶有杨奂、杨恭懿等学者出现，但仍然持续南宋时期的低迷状况，其思想亦多承程朱遗绪，鲜有理论创新。但是，时至明代，关学发展不仅呈现出多元、变异的特色，而且形成了严格的学派。关学不仅在关中地区重新崛起，而且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本文试以学术流派与时代学术发展为主线，对明代关学作一简论。

一、三原学派与明代关学的初步复兴

明代建立以后，明政府承袭元代以程朱理学为正统之绪的传统，奉程朱理学为官方学术，程朱注解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并颁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理学典籍。自明初期以来，程朱理学即已在全国占据独尊的地位。而这一时期的关学，虽不绝如缕，但无有力学者。直到明成化(1465～1487)之后，经过王恕、王承裕父子开启，马理、韩邦奇、杨爵、王之士等人弘扬，三原学派开始名播关中，乃至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王恕(1416～1508)字宗贯，一生身居要职，为政以安民为己任，不为权势所夺；且以直谏著称，闻名于时。弘治六年(1493)，王恕致仕返乡后，在著书立言的同时，与其子王承裕创办了宏(又作“弘”)道书院。成为“三原学派”的创始人。王恕之学有两处值得注意：其一，注重体认，以求其心安，尤其是对未能体认的朱子之说常加以辨驳，广泛涉及“理欲”、“中和”、“鬼神”等问题。其二，类似张载，以“原儒”的方法回归孔、孟学说，溯源开塞，以求心得。王恕的学风和气节对三原士人的学风与世风均有重要影响。王承裕(1465～1538)字天宇，其学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以宗程、朱之学为阶梯，祖孔、颜以为标准。”(冯从吾：《关学编(附续编)》，中华书局，第38页)尤其注重对朱子“天理”观的吸收。其二，注重以礼为教。王承裕长期讲学于宏道书院，在教育生徒的过程中，以礼为先。黄宗羲谓其“冠婚丧祭必率礼而行，三原士风民俗为之一变。冯少墟认为：‘先生之学，皆本之家庭者也。”’(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4页)王承裕曾刊布蓝田《吕氏乡约》、《乡仪》等书，教化乡人，促进了三原世风、民俗的变化。王承裕门人有马理、秦伟、郝世家、雒昂等，以马理最为著名。马理(1474～1555)字伯循，学者称为G田先生。马理得王承裕之学要旨，为三原学派的重要传人。首先，其学力追古道，融汇关、洛诸学派，重视笃行与身心体验。其次，“其教以主敬穷理为主，士无问少长与及门不及门，无不闻风倾慕者。先生又特好古仪礼，时自习其节度。至冠婚、丧祭礼，则取司马温公、朱文公与《大明集礼》折衷用之”，被当时学者尊其为“今之横渠”(《关学编(附续编)》，第47页)。马理晚年归隐讲学于商山书院，远近学者接踵来学，影响颇大，甚至名闻国外。韩邦奇(1479～1555)号苑洛，与马理同时，且其影响甚至超过马理。其学有以下典型特点：其一，纠偏“理学”与“心学”。韩邦奇论《易》，深受朱熹易学的影响。但其对程朱理学又进行了广泛的反思，也不苟合于当时流行的“心学”思潮，放弃以“理”、“心”为宇宙和道德本体的思想。其二，回归张载思想，“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明儒学案》修订本，第166页)。韩邦奇十分注重对张载气论思想的继承和发挥，认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韩邦奇：《正蒙拾遗・太和篇》。清嘉庆七年刻本)，并提出“道非太极”、“形而上之谓道，气而上之谓性”等思想，将“天道”、“人道”相贯为一。其三，注重修养工夫。在韩邦奇生平中，以“涵养宏深，持守坚定，躬行心得，中正明达”著称，被时人誉为“又一薛敬轩也”(《关学编(附续编)》，第50页)。此外，著名的关学学者还有杨爵(1493～1549，号斛山)，王之士(1528～1590，号秦关)。前者提出“天命谓性，天人一理也”，“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中和，心之本体”，“致中和，止至善”等思想。后者主张效法蓝田吕氏礼教，立乡约，设科劝纠，并亲率诸宗族弟子敦行诸洒扫应对、冠婚丧祭礼等，使乡里美俗复兴一时。

从总体思想上看，三原学派一方面不再以朱子学为宗，而是通过体认、重新诠释《易》，回归张载思想；另一方面，进一步吸收了当时流行的王阳明心学，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传统朱子学的束缚与金元关学宗朱的倾向，乃至采用名物训诂等方法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思与批评，成为既不同于朱子学，也不同于心学的学派。因此，三原学派被黄宗羲冠以关学之“别派”(《明儒学案》修订本，第158页)之称。总体上说，三原学派保持了关学躬行礼教、崇尚气节的学风，尤其是一些学者主张思想上回归张载，并对张载著作进行了诠释，这些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二、关陇之学与明代关学的勃兴

略晚于三原学派的是由河东学派传播到关中的“关中之学”或“关陇之学”，该派也颇具影响，且一些学者在学术上也取得非凡成就，促使关学在明季大有勃兴之势。这一学派以薛敬之、吕刮代表。

薛敬之(1435～1508)号思C，师承周蕙，为关学重要传人。薛敬之为学上接孔、曾、思、孟，更于周、张、程、朱之学用力甚勤。广泛析论理、气、心、性等理学范畴。大致而言：其一，在本体论上j薛敬之深受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影响，主张宇宙遵循“无极一太极一天地一五行一四时一人”的演化过程。同时，又承继了张载“天人合一”的思想，把气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主张“仁义性也，离那气质不得。未有无气之质，未有无质之气，亦未有无气质之性”。其二，在理气论上，薛敬之继承了朱熹“理一分殊”的说法，认为“一本即所谓太极涵万物也。分殊、万殊，即所谓万物体太极也”，“太极只是个理气之总头处”，理和气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但是，他又独特地提出了“心气说”，认为道德修养应该从“心”、“气”上着力，辨别何时“心主得气”，何时“气役动心”。因此，黄宗羲认为其论中“-身皆是气，惟心无气”，“气中灵底便是心”，具有“歧理气而二之”的倾向(《明儒学案》修订本，第133～135页)，这也反映了其思想的矛盾。

吕(1479～1542)号泾野，曾师事于薛敬之，宗薛u“河东之学”，秉承程朱理学，又从学于湛甘泉，切磋于王门弟子邹东廓，故而反映在吕沟乃枷胫校则展现了对孔孟仁学、张载之学、程朱理学、河东学派之实学以及甘泉心学等兼融并蓄，融会贯通。简而言之：其一，在本体论上，主张以气统合理、性。吕谷衔：“理气无二物，若非此气，理却安在何处?”(吕楠：《泾野子内篇》，中华书局，1992 年，第124页)“盏性何处寻?只在气上求，但有本体与役于气之别耳，非谓性自性，气自气也。”(《泾野子内篇》，第116页)“气”在吕楠哲学中不仅是变化生成的质料，也涵存理、性，起通贯作用。其二，在为学之方上，吕楠认为应依循朱子以格物致知、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为大要。其三，在知行观上，则深受张载躬行礼教思想的影响，主张在礼乐中陶养而进于道；同时，又不满意于张载“德性之知萌于见闻之知”的说法，主张二者相辅而行；亦反对阳明“知行合一”、“以知为行”的思想，强调“格物”即“穷理”，“先知后行”，以“知”指导“行”。其四，注重和发挥程朱的“慎独”思想，认为慎独是人不知而己独知处，装缀矫饰等一点也搀和不得。可见，在当时不归王阳明，则归湛若水的心流中，吕楠却立足朱子理学，博采诸家，以穷理实践为主，力斥阳明“良知”说之非；强调“博文约礼，归过辅仁”，笃实躬行，反对空疏之学风，力救时弊，具有鲜明的实学倾向。黄宗羲曾评价：“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时先生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明儒学案》修订本，第11页)

综上，总体上，虽然以薛敬之、吕楠为代表的河东学派不乏对张载、周敦颐、乃至王阳明、湛若水等人的哲学思想加以吸收，但是，其学术大要皆秉承程朱理学，其论述紧密围绕着理学中理、气、性、格物、穷理、慎独等重要的哲学范畴展开，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尤其可贵的是，由吕刮突出代表，将河东学派的影响推至全国，且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开启了明代关学的勃兴之势。

三、冯从吾与明代关学的总成

在关陇学派蓬勃发展之际，自明中期而崛起于南方的阳明心学也迅速推广至北方。随着阳明学的传播，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也在关中蔓衍。最早把阳明心学传人关中的学者是曾在绍兴为官的阳明弟子南大吉(1487～1541，字元善)，此后关中又出现众多倡扬王学的学者。明中期以后，关中清算心学末流空疏学风的理论也应运而生。以冯从吾、张舜典为代表，其中又以冯从吾最为突出，故择冯氏而论之。

冯从吾(1557～1627)号少墟，受学于著名学者许孚远(1535～1604，号敬庵)。受许氏影响，冯从吾既主张“格物”，又崇信“良知”，进而“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集关学之大成者”(《关学编(附续编)》，第69页)。概言之：其一，在为学方面，冯从吾立足于程朱之说。认为：“学问之道全要在本原处透彻，未发处得力。本原处一透，未发处得力，则发皆中节，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诸凡事为自是停当。不然，纵事事点检，终有不凑泊处，此吾儒提纲挈领之学，自合如此，而非谓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节，可以任意，不必点检也。”(冯从吾：《冯恭定公全书》卷十二《关中书院语录》，清康熙十四年刻本)其二，力辨儒佛异趣。冯从吾反对混淆佛老与儒的人云亦云似是而非之论，认为：“佛氏所见之性，在知觉运动之灵明处，是气质之性；吾儒之所谓性，在知觉运动灵明中之恰好处，方是义理之性。”(《明儒学案》修订本，第982页)并对晚明儒、佛在道体、心性、人性善恶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差异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进而从儒家道德心性方面坚定学术态度，崇正辟邪，力变风气。其三，在关学学风的传承和重建方面，冯从吾主张“敦本尚实”的实学，反对王学末流、猖狂无忌惮的偏弊；主张为学须“有主”、贵“有得”，方能“深造以道”；发扬张载关学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传统，不仅对国计民生饱含深厚的关切，而且一生中坚持刚正不阿的坚贞气节。冯从吾生平重视讲学，四方从学者至五千馀人，时人称之：“关中杨伯起、张横渠、吕泾野三先生后，惟先生一人。”(《关学编(附续编)》，74页)

总体看，明代关学的发展，呈现出较明显的特色，早期的三原学派以多元、变异为主要特征，祟尚博取兼收，挺立主体意识的学风。较后“关陇之学”受薛碹倡导朱子理学的影响，薛敬之、吕楠等人，秉承程朱之学，且颇具成就，促使了明代关学的勃兴之势。明季则有冯从吾、张舜典双峙并起，共同推进了明代关学的总成，开启有清一代新的学风。

说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关学重要文献研究”(编号：04BXZ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陕西省宝鸡市宝鸡文理学院政法系讲师，博士研究生，邮编7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