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美国华裔女性主体身份建构

摘要：长期以来，美国华裔女性遭受本族在内的所有男性的压迫，同时也受到包括白人女性在内的所有白人的歧视。她们被双重边缘化，面临自我身份的危机。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视角讨论美国华裔女性如何为建构女性的主体身份而不懈努力,为女性身份的解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表达了在特定复杂的多元异质文化背景下只有通过和解和理解，华裔女性才能实现自我身份的建构。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主体身份建构；华裔美国女性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189－02

一、华裔美国文学90年代的发展概述

华裔美国文学在90年代走向繁荣和成熟，为美国主流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视角和视野。而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则是在特定的复杂的多元异质文化背景下，在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叙事话语下，所进行的艺术创作。这是一种跨文化研究，它结合女性主义思考与对殖民体制的批判，否认父权制是压迫妇女的唯一因素，而是将性别问题放在国家、种族、地理界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殖民与被殖民的各种因素中去探讨，批判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的霸权主义，反对性别上的同一性和均质化，要求全面反映所有处于被压迫情境中的女性，强调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多元层次性，关注跨文化性别差异性，增加了该理论的批评力度。近年来，将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用于具体的作品评析，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无论是莎士比亚、 康拉德、弗斯特的经典作家，还是像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那样当代美国华裔作家，关于其作品的后殖民女性主义阐释都为重新审视“华裔美国女性”主体身份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

19世纪末，第一位华裔女性作家艾迪丝・茂德・伊顿的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之作。自20世纪70 年代以来，美国华裔女性文学进入了繁荣时期。汤亭亭的《女勇士》的出版为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当代文坛上争得了一席立足之地。谭恩美的《喜福会》细致入微地描写美国华裔女性的生存状况，表现了中国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文化冲突而引起的两代人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

到了90年代，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主题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任璧莲的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描写了一个华人移民家庭在价值观方面的美国化过程，被誉为华裔作家描写华人追求“美国梦”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大多通过描述美国华人的家庭的处境或命运，反映种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华裔的女作家们为美国华裔文学乃至美国亚裔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及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殖民女性主义认为，第三世界妇女受到父权制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华人妇女形象在美国历史上被扭曲、刻板化。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在美国历史上饱受歧视和剥削，而处于“第二性”的华人妇女更是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和父权社会的双重压抑，反映了华人妇女的边缘化地位，成了丧失自身语言和行为的空洞的“所指”。在话语层面，作为属下的妇女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处于“失语”状态；在历史创造层面上，华人妇女作为历史过程真实主体受到抹杀，成为空洞无力的客体和对象。文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重新界定华裔美国女性主体（Woman Subject）身份的建立，促使学术焦点转向华裔美国女性主体身份，揭示殖民过程中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和文化存在这些范畴之间的交叉互动关系。

二、文化身份是一个族群和个体的支撑内因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是在特定的异质文化环境下进行的艺术创作，其间充满着两种习俗、两种信念乃至两种文化的冲突， 其文化语境是西方经典文学传统与自身族裔文化结合的特定的历史语境。身份转换或身份认同问题是困扰美国华裔女性的一个历史性的集体经历。1975年，汤婷婷的《女战士》编织了一部在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和白人统治的双重压制下的女性历史，从多种层面表现旅美第二代华人复杂的心理。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将作品中的母女关系化约为社会性别视角：作品对母女情节的钟爱，“受到美国社会女权运动的影响，华美女作家意识到她们在华埠父权社会的边缘地位，落笔行文不乏对华美女性地位及母亲传承的关怀；另一方面，华美母女情节的文本广受美国大众的青睐， 也反映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包括女性主义者对少数族裔的兴趣，意识形态上需要异己作为观照异同的借镜。”（林树明，2004： 212）

有人认为，“谭恩美在主题上延续了华裔作家特别是汤婷婷的传统，描绘了母女两代人所代表的传统，描绘了母女两代人的两种文化交流的进程。”（张瑞华， 2001：95）探讨华人女性的主体建构和自我价值的追寻与实现，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母女形象。在小说《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都是在年轻时移居美国的中国女性。移民美国前，成长在中国大陆， 她们各自的自我身份都已进入了危机状态， 无法在那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建立自我。他们被家庭束缚，根本没有自我身份。为了自我身份，他们必须与命运抗争。这代女性都经历了辛酸的往事，意识到自我身份的危机， 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与传统抗争，摆脱束缚自我的枷锁，怀着美好的希望，踏上了美国的国土，去建构新的自我身份。

然而，移民美国大陆后，她们又面临了新的身份危机，她们的文化身份被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主流文化所剥夺了，边缘化了。她们的灵魂是中国化的， 而每天却要体验的是百态的美国文化生活，在中美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中， 她们的自我身份又一次陷入危机。在美国文化氛围中，四位母亲很难以自己的中国文化传统建构新的自我。在作为强势地位的美国主流文化面前， 她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是弱势的。 在美国社会她们处于社会的边缘，是弱者，是他者， 是帮助白人文化成为美国文化中心的参照。 她们所代表的东方的中国文化是与作为西方的美国文化完全不相容的，她们把麻将会美其名曰为喜福会，实质是想在强大的美国文化氛围中营造一种中国文化气氛，以使自我身份在美国有所确立。于是，当母亲们把希望寄托在女儿的身上时，而女儿们却更愿意接受美国主流文化，不愿让自己的人生被安排和设计。女儿们也同样面临自己的身份危机，在中国人眼中她们是美国人，在美国人眼中她们又是中国人，在与母亲的文化冲突中，也不能建构自我身份，两代人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历史的夹缝中。

母女间的文化冲突和融合使双方进一步了解到对方所代表的文化身份。两代人只有互相理解才能建立自我身份。在多元文化共存逐渐成为趋势的语境下， 华裔女性作家创建了一种融会中西的、复合型的、具有华裔独特族群性的文化新范式。她们提出种族之间需要的是培养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以及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从而走向融合。这一融合过程，既具有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又体现美国文化的性质。

三、女性主义理论建立在性别对立的基础之上

女性主义理论是建立在性别对立的基础之上的，“主体之争”是在制约女性主义发展的中心议题。华裔女性作家不仅要面对西方主流的白人种族话语，还要面对白人和族裔内部男权制性别话语，在身份的裂变与重构中，寻求华裔女性自己的权力话语，重塑华裔女性的族裔身份，解构西方男权中心主义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同时，她们还要恢复女性的主体意识，建立女性的发言权，从而重新构建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从现代女权主义奠基人英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第一部女权主义专著《女权辩护》指责文明世界男与女有着巨大的差异和不公正，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指出女性必须有钱，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二者所讨论的都是被传统忽略和压制的没有主体资格的妇女，试图在历史的缝隙中为女性确立一个主体的位置。20世纪中叶，法国女性主义先驱西蒙・波芙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逐步形成的。”波芙娃为女性的概念增加了新的内涵，注意到性别中蕴涵的社会、文化层面的意义，使社会意义上的性别（Gender）与生理意义上的性别（Sex）有了区分。波芙娃认为，女人一直作为男人的“他者”被建构，被降格为男人的客体而存在，她自身主体性的权益被否定，女人经常扮演着父权制为她们规定的角色。

这一建立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女性”主体理论，拒绝了本质主义的观念，以社会形成的分析取代了生理决定论，这一突破使得《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中划时代的著作。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激进的女性主义观点，过于强调两性的生理差异，认为女性在生理方面优于男性，这种观点又回到了本质主义，不过是将两性位置进行倒置。后殖民主义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西方学术界，与女权主义之间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呈现出既相联系又相冲突的十分复杂的关系。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文化理论都关注对于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都以颠覆性别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双方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最终结成“同盟”，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随即崛起。爱德华・赛义德与佳・C.斯皮瓦克等聚集在后殖民女权主义旗帜之下的主要是来自第三世界而今居住在第一世界的女学者。不过更准确地界定，她们应被称为“移民的”有色人种妇女/第三世界妇女，有别于美国土生土长的有色人种妇女和生活在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妇女。

结语

很显然，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和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系交叉重叠的“女权主义社区”，她们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有颇多共同点，但也有鲜明的不同之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自身实际上也常常交替使用这些范畴，但她们更多地是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这种特殊的社会位置尤其是其客居异乡的主体性塑造了她们独特的理论视域。具体而言，她们所探寻的是跨文化的话语和空间来张扬第三世界妇女的理论、实践及主体性。华裔女性作家立足于自身所处的现实矛盾，积极构建本族女性的主体意识，她们不仅希望提升种族地位，而且要求实现性别平等，为自己被多重边缘化了的集体言，为华裔女性的抗争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1] 林树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 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 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 张瑞华．解读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国麻将[J]．外国文学评论，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