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镇居民的消费意识

有宋一代，虽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但社会生产却取得较大程度的发展，商品经济也随之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带动了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宋代人们的消费意识明显增强，特别是城镇中下层居民的消费意识表现尤为明显，这亦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对象。

宋代城镇中下层居民消费观变化是由这一时期的生产发展状况决定的。第一，农业、手工业获得了发展。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就广度而言，主要表现为耕地的增加；就深度而言，表现为耕作技术的提高，经济作物地区的增加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发展较快。手工业发展出现了新特点：各个行业的规模扩大；分工细密，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质量都有所提高，并且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的著名城镇。第二，商品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促使宋代的商业日益兴盛。加之宋朝统治者稍稍改变了西汉以来封建国家传统的轻商、抑商政策，在有些情况下允许商业化，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富商的地位更是显赫，官吏兼营的商业也很多，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宋代商业的新特点是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商品经济比前代有了较多的发展；十万户以上的大城市比前代有所增加；在大城市中打破了前代对于营业地点和时间的限制，在城市周围的广大农村中，形成了许多“草市”和“镇市”；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等。商业的发展，促使广大民众投入到商业活动中，使人民的消费观又发生变化，广大城镇中下层居民的消费意识增强。

宋代城镇中下层居民消费意识增强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物质消费来看，中下层居民的消费意识可以从衣食住行方面来分析。就饮食来看，“民以食为天”，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生活中，不论人们采取何种饮食消费方式，不论饮食方式产生如何多的变动，饮食，首当其冲地构成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因而，宋代饮食业的状况就最为生动地勾勒出当时居民生活的具体图景。饮食店铺增多，饮食业较发达。东京城内不仅御街两旁、官府前后店铺多，而且寻常街巷饮食店铺“处处拥门”，有酒楼、食店等，生食熟食尽在其中。茶坊酒肆在城市中普遍存在，“脚店”(小酒肆)不能遍数。这些小酒肆，“卖贵细下酒”，这肯定是中下阶层的饮酒去处(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在宋人，饮食文化中，饮茶的习俗也占据重要地位。饮茶也有茶楼、茶肆之分，不同身份的人自有，取舍。饮茶除了固定的饮茶场所“茶坊”外，还有“车担设浮铺”，许人“点茶汤”。高低各异的中低档酒店茶坊会聚了众多当时的特色饮食，食次名件甚多，从菜蔬鱼肉到瓜果点心，无所不包，吴自牧的《梦粱录》中录有三百多种。其晶类齐全、花样繁多，适应了复杂的中下层居民的日常所需。店铺多，其来往的人也多。客人络绎不绝，才能使店铺生意兴隆，饮食业发达。

就服饰来看，宋代城镇中下层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开支增多，讲究精美。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等级消费观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皇室、官员与平民大众的服饰是有别的。宋时，虽然封建国家规定了官员和百姓的服装等级制度，如只准百姓穿着白色和黑色的衣服，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开始允许穿紫色的衣服，但民间往往突破这一制度。以致上自皇帝、贵族、百官，下至士人、平民，穿戴的衣冠几乎没有绝对严格的区别。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衣冠色彩的爱好，从鲜艳和单纯改变为繁复而协调，对比色调日趋稳重和凝练。民间一般服装更多地使用复杂而调和的色彩。由此，当时出现了印花的丝织品；还有加入金线纺织的丝织品，称“销金”。在宋代的―定时期内，中下层居民甚至模仿社会上层，以金银装饰衣物盛行，不惟土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也以华靡相胜。于是，屡有诏令颁行，“非命妇不得以金为首饰”、“自中宫以下，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等等。尽管至仁宗即位，“申严其禁”，但是仍然“有未至焉”。到了徽宗时，就有“奢荡极靡”的记载。当时的这种时装消费风尚，表现了居民在这方面消费意识的增强。

就居住而言，店铺临街而建，租赁店铺的增多也表现了居民消费意识的增强。在城市里，由于流动人口较多，所以客房、榻房店铺的房屋租赁业较发达。宋代的流动人口，除军队外，主要是商人、船夫、士大夫，及科举应试者，还有一些无房的贫民等。这些人在京居住时间有长有短，促进了北宋东京邸店的增加，遂使房屋租赁业成为东京最赚钱的一个行业。在开封，客店很多，如保康门瓦子往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说明这里有不同级别的住宿地方。在临安；就有“慈元殿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于水次起造榻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货物，并动具等物。”就连修理房屋都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修理工。“倘欲修整屋宇，泥补墙壁，生辰忌日，欲设斋僧尼道士，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砖瓦泥匠，随手即就”。

就行的消费而言，古人大多依靠车、船、马、轿等人力作为代步的工具。在开封，凡遇红白喜事游玩等活动，檐子、车子、船等交通工具的租赁“自有假赁所在”，而且，“皆有定价”。百姓“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在宣政年间，在池苑内就“假赁大小船子，许士庶游赏，其价有差”(《东京梦华录》)。

另一方面，从精神消费来看，文化逐步走向大众化，中下层市民积极投身于精神文化消费中。风靡于宋代城市的瓦子勾栏，是大众娱乐新潮的主要标志。瓦子，又叫瓦舍、瓦肆、瓦市，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商业娱乐中心，比现代的游乐场内容还丰富。某些瓦舍中有酒楼、饮食店，还有卖药、卜卦、纸画以及赌博等多种经营活动。勾栏，又叫勾肆，或者棚、游棚、邀棚。它是市井中固定的演出场地，也就是今天所称的剧场。《东京梦华录》行文所及，北宋东京的瓦子至少有九座：朱雀门外的新瓦子，旧曹门外的朱家桥瓦子等；南宋临安，瓦子更多。据《梦粱录》等载，共有瓦子如南瓦等17座。无论是瓦子还是勾栏，都是宋代市井中的商业性娱乐场所，增添了市民特别是中下层市民的精神生活内容。

宋时，广大中下层居民还产生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自己的艺术，这就是“说话”。“说话”伎艺是一种民间口头文学，主要是靠“说话人”在讲话时进行口头创作。“说话”唐代已经很流行，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更加盛行在一些大都市中间，听众主要是市民。听“说话”，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说话”伎艺中，分成好些“家数”，最主要的是“小说”和“讲史”。“小说”所说的主要是现实生活，是以市民本身或市民所熟悉的人物为主角的短篇故事。“讲史”所说的则是历史故事，是以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英雄好汉之类为主角的长篇故事。这两种“说话”特别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欢迎，正好反映出市民阶层要求从自己的眼光来认识现实生活和认识历史这样两方面的愿望。同时，市民有自己的文学观，在市场上经营这种文学，满足自己的精神消费。

宋代中下层居民消费意识的增强，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刺激了生产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成熟向前。马克思说：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发展。城镇中下层居民消费意识的增强，带动整个社会的消费发展，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在宋代，在消费需求的带动下，饮食业发达，特别是两都城的饮食业市场异常兴盛。新的服务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如租赁业、邸店业的发展。

第二，促进了大众文学的发展，繁荣了文化市场。中下层居民精神消费意识的增强，使艺术拥抱大众。在宋代，出现了市民叙述自己生活的小说。城市里的瓦子、勾栏是大众艺术的场所。平民百姓在这里尽兴发挥自己的艺术细胞，又欣赏自己阶层的艺术。艺术的大众化，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使艺术得到广泛的传播，进而又能推动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第三，带动平民意识的增强。平民消费意识的增强，表明他们在市场活动中非常活跃。有宋一代，城市生活非常活跃，我们可以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中看到。城镇中下层居民在社会生活中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是他们平民意识的增强。这样，更加有利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

宋代城镇中下层居民消费意识的增强，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且，广大人民的自我意识在消费过程中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