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角度看舒勇的生命之花

时间:2022-08-14 09:26:45

从社会学角度看舒勇的生命之花

摘要:舒勇和区志航为纪念汶川大地震,创作了雕塑作品“生命之花”,从一开始就演化成为社会行为艺术。从马克思“艺术生产”概念出发,可以看到艺术家创作的社会根源。艺术的社会学评价脱离不了公众的参与。接受美学奠定了艺术欣赏的社会性基础。公众关注艺术家用意图伦理挑战和颠覆生命伦理,以及对于作品的炒作,这都是有其社会性基础和意义的。

关键词:生命之花 行为艺术 社会学评价 伦理

在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纪念活动中,一对艺术家的行为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情感冲击。舒勇和区志航,前者是中国最受媒体争议和关注的艺术家,2006年与陈逸飞、陈丹青、赵半狄等五人荣获“时代艺术家大奖”;后者则是广东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他在各大景观做俯卧撑的《景观》观念摄影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就是他们,征集地震死难者的骨灰,用来雕塑了一座“生命之花”。原本是一个雕塑制作的艺术行为,经过媒体的报道和放大,已经演变成为一系列的社会事件。这些事件中,有一对在地震中丧失自己双胞胎女儿的父母――赵德琴夫妇。他们几经犹疑,最终决定捐献出自己女儿琦琦和佳佳的骨灰,力图让爱好艺术的女儿,通过艺术使其生命得以延续。第一次,他们捐出了骨灰的一部分,后来舒勇回到北京后,他们又决定将女儿们所有的骨灰都捐给艺术。但是在机场,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阻止了他们登机,导致赴京捐献的行动没能实施。

按照马克思“艺术生产”的概念,从本质来讲,艺术作为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最高形式,一方面是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艺术又凝聚着作家和艺术家主观的审美理想与情感愿望。汶川大地震对于世人的冲击已经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物质生产中,而是渗透到了社会生产的各个层面,包括艺术生产。我们看到了很多艺术家满含眼泪地登台演出,那是由衷的歌唱人性;也看到了一大批关于大地震的文艺作品,由于出自艺术家的内心而具有了同样震撼的感染力。

我们相信,面对这样一场浩劫,面对这场浩劫中无数的人间悲剧和英勇行为,只要是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的。艺术从来都被看做是艺术家发自内心的个人冲动,但是在这个日益联系和互动的时代,艺术已不大可能只是自己躲在象牙塔里面的创作。舒勇说:“如果一个艺术家天天在家里阳春白雪的画画,我不愿意成为艺术家,宁愿做小市民,(因为那样)太没有意义了。”①从舒勇他们在震区的表现来看,他们的创作初衷确实是好的、真诚的。应该说,他们的创作原本还是属于雕塑的范围。但是,随着围绕雕塑创作的进行,整个进程中的前期工作,主要是对骨灰的征集,需要做很多人际的交流。艺术作品尚在酝酿中就表现出来和社会紧密的联系以及蕴涵的作用力。这些交流活动,使得看似传统的一个造型艺术行为,演化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已非纯粹的个人艺术行为,它已经变成了大众社会行为,对于艺术的评价也已经远远不能仅仅用评论家和艺术家个人的话语来定论。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艺术就是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艺术”,“而艺术的社会学评价则涉及了一个功利性的价值判断,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从美术本体论的角度对艺术作品进行评价,我们可以通过对作品本体的分析得出一件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而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评价,其作品的可接受程度就不仅仅是艺术作品自身所能决定的。”②

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艺术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离不开艺术家这个创作主体的创造性劳动。但是艺术欣赏也具有主体性。接受美学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认为“读者”在对艺术文本的阅读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一部艺术作品的意义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作品本身,二是读者的赋予。体现在艺术作品在诞生之后,即被加入了观者之念,而不仅仅是艺术家个人行为的结果了,所以,公众也有了权利、有理由去做出自己的解读并相应地处理它。

舒勇他们的“生命之花”创作活动,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公众的关注和干涉。从最初舒勇将其艺术构想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开始,到后来进入北川等地征集骨灰,再到官方参与的新闻会和研讨会,直至最后作品完成并在广州蓝宝石当代艺术馆揭幕展出,社会的声音始终伴随着他的创作。这些声音,从最初的几乎一致谴责作者“别有用心”,到逐渐的理解,最终面对作品的静谧、皎洁和璀璨,人们不由发出了赞叹声。

公众之所以对这件作品表现出如此的关注和投入,主要是认为艺术家用意图伦理挑战和颠覆了生命伦理。不可否认,经过大地震的洗礼,艺术家确实是和所有到过震区的人们一样得到了精神上的升华。因此,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之手,为多难的祖国和灾区民众做一些事情。艺术家的意图大家逐渐理解了,但是牵涉到生命的观念,国人对于生命伦理的看重和对于不择手段以实现所谓高尚意图的厌恶,造成了社会从媒体到民间普遍的质疑和激辩。从TOM网和新浪网等媒体调查数据来看,约有半数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死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向大海、草原、山林等形式。应该说,由总理开创的这一做法得到了世人的认可,成为既保有逝者尊严,又体现新式思维和资源节省的折中选择。虽然也有部分被调查者选择了“做成一个纪念品给最亲的人”,但是综合各个信息来源看,这还是少数。

公众关注和投入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艺术家在恶意地借逝者炒作。其实,社会学视野里的艺术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无人知道则失去了意义。行为艺术与传统的造型艺术以及其他艺术不同,因其行为受到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其传播更加困难,这也就要求从行为的一开始就要利用媒体等资源来充分扩大其影响面。舒勇雕塑“生命之花”虽然原本并不是一个行为艺术,但即便是一个传统的雕塑艺术,放到这样的社会背景里,被赋予了最大化的社会意义,必然需要创造最大化的社会响应度。因此,舒勇并不讳言炒作,甚至还专门召开了新闻会和讨论会,并邀请官方出面。基于此,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赵德琴夫妇到北京送骨灰本身也是炒作的一部分,甚至参与拦截他们的人们也加入到炒作的行列。站在一个社会成员的角度看,其实这些原本都无可厚非。

生命之花,洁白无瑕。但是放在社会学视野里的她,现在看来是那么的错综和复杂……

注释:

①TOM网访谈实录――艺术家将地震遇难者骨灰塑成“生命之花”,,2009-05-05

②黎晨:《论艺术的社会学评价对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画写实风格兴起的影响》,扬州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王学进:《“生命之花”――意图伦理PK生命伦理》,《绍兴日报》,2008-6-16(3版)。

3.李咏吟:《向善而在:文学艺术的审美道德目的和使命》,《文学评论》,2009(2)。

(曹洪霞为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生、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讲师;曾勇为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编校:赵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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