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兴康庄辽墓

【关键词】北京；大兴康庄；辽代墓葬；发掘

【摘要】2009年9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抢救发掘了北京大兴康庄墓葬一座，出土了瓷器、银器、铜器、木器等随葬品。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分析，该墓时代为辽代晚期。

康庄辽墓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北部，东邻兴业大街，南邻清源西路，北为康庄子村（图一）。2009年9月，为配合北京市大兴区康庄项目经适房地块工程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形制

墓葬为石板和青砖混合砌制的双室墓，方向为175°。土圹南北长2.44米，东西宽1.76米。墓口距地表深3.5米，墓底距墓口深1.26米（图二）。

前室 位于后室的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09米，南北宽0.9米，高0.7米。墓室地面高于后室地面0.08米，墓室口距墓口深0.4米。东、西、南三壁均用长36厘米、宽18厘米、厚6厘米的青砖四平一竖砌制而成，北壁以后室椁板为间隔，底部用青砖南北向平铺两排。墓室南部放置一木桌，北部放置一小木椅。木桌上下及木椅周边地面上放置有瓷碟、瓷杯等器物。墓室口上部盖以石板，已残。石板残长0.97米，宽0.66～0.76米，厚0.04米。

后室 位于前室的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34米，南北宽0.92米，高0.78米。后室地面低于前室地面0.08米，墓室口距墓口深0.32米。墓室四壁用石板构筑墓椁，南、北壁石板长1.34米，宽0.78米，厚0.08米；东、西壁石板长0.76米，宽0.78米，厚0.08米。铺地石板东西长1.18米，南北宽0.6米，厚0.08米。墓室中东部放置一东西向小木棺，棺盖已散落，棺长0.86米，宽0.35米，高0.28米，棺板厚0.02米。棺内放置一木雕像，高0.68米。棺上部倒置一长方形木桌。椁盖为长方形石板，长1.35米，宽0.86米，厚0.08米。石椁外侧东、西、北三面中部各立一直径0.12米的圆形木柱，木柱顶端高出椁盖板0.28～0.4米。石板上部用两根圆木呈“十”字形封顶，东西向圆木叠压在南北向圆木之上，圆木直径均为0.12米。东西向圆木与立柱相连接，立柱间距1.7米。南北向横木贯穿前后墓室。

二、随葬器物

该墓出土器物有瓷器、银器、铜器、石器、木器等共29件。

1、瓷器

三彩盘 1件。M1∶1，宽沿内斜，圆唇上翘，斜弧腹，矮圈足。内底中心饰纹花蕊，外饰葵花纹花瓣，花瓣周边施白色釉，内施绿色釉。内底留有三支钉痕。轮制。通体施酱黄色釉。口径25.6厘米，足外径8.6厘米，通高6.6厘米（图三，1；封二，3）。

杯 1件。M1∶2，直口，宽沿微内斜，尖圆唇，近直壁下部弧收，细矮柄，塔式杯座，起腰檐两层，檐上部起瓦棱，座内空无釉。底为宽沿，圆唇上翘。体施白釉闪青，杯座局部施黄釉为表釉。口径7.4厘米，底径5.4厘米，高8.3厘米（图三，2；封二，6）。

灯座 1件。M1∶12，直口微敛，宽折沿，圆弧腹，细柄，喇叭状座。轮制，座外壁留有四道轮旋痕。施酱色釉，杯座下部及座内壁未施釉。口径6厘米，底径5.1厘米，通高6.8厘米（图三，3）。

托盏 1件。M1∶23，直口，弧腹，宽托檐，葵形口，圈足。体施酱黄色釉，表面有褐色斑痕，杯内壁口沿以下及圈足内部无釉。杯口径6.6厘米，盘径12.3厘米，足外径4.3厘米，通高5.6厘米（图三，4；封二，4）。

碟 10件。葵口，圆唇，斜壁微内弧，平底内凹。体施乳白色釉。标本M1∶6，口径9.4厘米，底径6.5厘米，高1.3厘米（图四，1）。

盘 4件。葵口，圆唇，斜壁微外弧，矮圈足。圈足内无釉，内底留有一支钉痕。体施乳白色釉。标本M1∶19，口径13.9厘米，足外径4.4厘米，高2.1厘米（图四，2；封三，2）。

洗子 1件。M1∶10，侈口，圆唇，腹微弧，平底。龙形单耳，龙口与口沿衔接。内底留有三支钉痕。体施黄釉，表面有竖向褐色斑痕。口径13.9厘米，底径7厘米，高5厘米（图四，6；封二，1）。

盒 1件。M1∶11，盒盖直口微敛，腹微弧，平顶。盒微子口，稍敛，近直壁，下部弧收，平底内凹。整体呈瓜棱状。体施白色釉闪青，底部无釉。盒口径5.4厘米，底径4.7厘米；盒盖口径6厘米，顶径5.4厘米；通高4.1厘米（图四，4；封二，5）。

碗 1件。M1∶22，敞口，尖圆唇，斜腹微弧，矮圈足。内底留有四支钉痕。体施白色釉，表面有淡黄色斑痕，内壁中部有褐色纹一道。口径10.4厘米，足外径3.3厘米，高3.3厘米（图四，5）。

渣斗 1件。M1∶13，盘状口，圆唇，斜直壁，矮束颈，扁圆腹，圈足。体施酱黄色釉，表面有褐色斑痕，内底无釉。口径15.7厘米，底径5.7厘米，通高10厘米（图四，7；封二，2）。

2、银器

洗子 1件。M1∶8，葵口，腹微弧，平底。龙形单耳，龙唇与口沿衔接。口径9.5厘米，底径4.2厘米，高4厘米（图四，3；封三，1）。

3、铜器

挂镜 1件。M1∶25，圆形，截面呈扁条状。系近方形，中间有一圆孔。素面。直径5.4厘米，系孔径0.2厘米，厚0.2厘米（图三，6）。

4、石器 1件。M1∶24，灰白色，体呈椭圆形。磨制。直径6厘米，厚3厘米（图三，5）。

5、木器

桌 2件。M1∶26，桌面呈长方形，方木包边，割角镶面，桌面下部有两道横托；桌腿截面呈长方形。桌面长87厘米，宽49厘米，包边厚度6厘米，桌面厚2厘米；桌腿长6厘米，宽3.5厘米，高16厘米；通高22厘米（图五，1）。M1∶28，桌面呈长方形，桌腿截面呈长方形，四条腿之间有横榫卯相接。桌面长58厘米，宽26厘米，厚2.5厘米；桌腿长3.5厘米，宽2.5厘米，高28.5厘米；通高31厘米（图五，3；封三，4）。

椅 1件。M1∶27，长方形座面；靠背微后斜，上部盖呈“弓”形，中部有横榫卯相接；方腿，四腿各有横榫卯相接。椅面长26厘米，宽20厘米，厚3厘米；椅腿截面为4×4厘米，前腿高20厘米；后腿及靠背通高44厘米（图五，2）。

雕像 1件。M1∶29，免冠无发，眉目清秀，大耳垂轮，身着长袍，双手于胸前拢于袖内，背后有函，内存骨灰。高68厘米，宽19厘米，厚15.5厘米（图五，4；封三，3）。

三、结 语

石棺墓为北京辽代墓葬形制之一，在丰台镇桥南[1]、西城锦什坊街[2]曾有发现，此次发掘的墓葬为双室，与后两者为单室的形制略有不同。石板上部用两根圆木呈“十”字形封顶的形式，或为宗教葬俗。

墓中出土的瓷盘、碗、碟、托盏、洗子为辽墓常见器形，其中黄釉带龙头耳洗子是辽墓中的典型器物，形制与西城锦什坊街出土的黄釉带龙头耳洗子相近；而与锦什坊街龙头耳洗子共出的黄釉鸡冠壶矮身圆体、环梁、壶身两面有皮带条装饰，从鸡冠壶的形制发展来看，应为辽代晚期器形。出土的瓷托盏与大兴马直温夫妻合葬墓[3]出土的影青瓷托盏形制相近，白瓷小碟形制亦与之相似。墓中出土的木桌、木椅，在北京房山辽代天开塔地宫[4]亦有出土。此外，该墓出土有三彩瓷盘，而三彩器在辽代出现的时间较晚。综上推断，此墓年代应为辽代晚期。

在辽墓中发现有许多采用佛教火化的埋葬方式，较为典型的是真容骨灰葬，即墓葬中用木雕像做葬具，木像胸腹雕成匣状，内存骨灰，这种木雕像应为墓主人真容像。使用真容木雕像作为存贮骨灰的葬具在河北宣化张世卿墓[5]、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妻合葬墓已有发现，而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洪智真容像[6]，情形亦与此相似。从此墓出土的木雕像形态、服饰来看，墓主人的身份应为一僧侣。辽代统治者笃信佛教，因而佛教盛行并成为其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在佛教思想影响下，辽代的火葬习俗逐渐流行，在其统治的广大区域内普遍发现火葬墓。北京发现的辽墓中，火葬墓亦占了较大比例。契丹人传统的火葬习俗与佛教“戒火自焚”的教义相结合，使得僧侣死后多火化其尸，将骨灰装入函内。该墓主人骨灰被存放在专门制作的真容木雕像体内，有研究者曾指出这种葬法实为西天荼毗礼俗，常为僧人和虔诚的佛教徒所使用，采用火葬的被葬者应多是受佛教信仰的驱使而为[7]。

此前曾在康庄辽墓附近发现辽金时代塔林遗址[8]，是否与该墓之间具有一定关系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康庄辽墓的发掘清理，为北京辽代墓葬及佛教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绘图：郝红红

摄影：王宇新、张智勇

执笔：张智勇、郝红红

[1][2] 苏天钧：《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

[3]张先得：《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妻合葬墓》，《文物》1980年12期。

[4]王武钰：《房山区辽代天开塔地宫出土珍贵文物》，《北京考古信息》1991年1期。

[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6]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年12期。

[7] 刘耀辉：《北京辽墓初探》，《北京文博》1999年4期。

[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大兴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市大兴区辽金时代塔林考古发掘概况》，《北京文博》200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