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建言者智

上个世纪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也在迅速壮大。仅从硕士研究生培养来看，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全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二十余个，在校研究生近百人；时至2010年，硕士点近一百个，在读硕士生超过两千人。随之而来的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产量”剧增。中国知网1979年至2012年收录的期刊论文中，“高等教育”研究类的记录有七十二万七千多篇，其中2001年以后的记录为五十七万七千多篇。换句话说，79.4%的论文是进入本世纪后生产出来的，12年间平均每年生产四万八千多篇。队伍的壮大和论文产出量的增加，本该是件令人欣喜的事。然而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高等教育学科的学术是不是真的“繁荣”了？这些期刊论文究竟贡献了多少新知识？又有多少成果对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高等教育学作为学科或者作为知识领域，本质上是应用性的。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那么高等教育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就应当是能够对高等教育实践产生影响的。用通俗的话讲，它们应当是“有用”的。最直接的一个用途，便是向政府政策制定者、高校管理者建言献策。可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巨量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中真正能为政府、学校采纳的少之又少。此种尴尬，是由于研究的消费者——政府和高校——不善纳言，还是由于研究的生产者——学者——建言无当，或是兼而有之？吾侪不可不思。

主政者是否善纳良言，执事者是否从谏如流，此处姑且不论。若就学者建言观察，确有值得思量之处。在诸多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中，有多少是出于忧心事业之思，有多少是琢磨教育发展之精微，又有多少是为其他目的而制造的“敲门砖”？出以公心之诚、得自体察之纯，乃有思虑之真。建言首先得是真言，有立意之诚，有专注之纯，方有真言。前贤说得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担道义是前提。若“著书都为稻粱谋”，哪怕手再神妙，做出来的文章难免无病。清代名臣曾国藩说过：“建言者当设身利害之中”。意思就是建言者要设身处地为对象着想，所言才能切中要害。

当然，建言光有真诚、纯粹还不够，还需要进言之善。研究要科学、要理性，要有的放矢，要言之有物，要有前瞻性。学术一点说，高等教育研究一定要提倡以事实、数据为依据，提倡科学的方法论和遵循学术范式，力戒主观空论，力祛浮泛虚妄，力避“事后诸葛亮”。直白一点说，如果我们提出的主张主政者不以为然，掌校者不以为然，教师不以为然，就失去了其价值。最近在报上读到胡鞍钢教授的一句话：“批判很容易，建言很难，把建言变成政策更难”，深以为然。当下的高等教育研究，批判现实的多，应然分析的多，主观思辨的多，实然的研究少，科学的研究少，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少，能够转化为政策的更少。把建言转化为政策，除了要有服务国家、社会、事业的胸怀，还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有洞察大势的前瞻眼光，有不折不挠的意志和把握进言机遇的智慧。

当前，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正在趋于深入，遇到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深层，迫切需要教育研究者贡献真知灼见。本期“对重启教育改革议程的思考”、“试析依法治校的基本特征”、“教育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诸文，提出了今后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若干重要的问题，希冀引起关注。期待有更多的良言善策为世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