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言者无罪”到“言者有功”

最近读到田纪云同志的一篇回忆万里同志的文章，其中谈到，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指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田纪云对万里的这篇讲话给予高度评价，称它“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事实的确如此，即便在20年后的今天，万里的这些气势雄浑的论述，读来仍然令人动容。特别是他主张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实践“言者有功，闻者受益”的原则，更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中国古代有见识的政治家认为，包括各种批评意见在内的言论是无罪的，它们的作用在于给统治者提供多方面的信息，并让统治者引以为戒。既然这些言论不以吹喇叭抬轿子歌功颂德为目的，有的更是十分尖锐的批评意见，所以，它们注定了听起来不会那么温柔敦厚、熨帖悦耳，有时甚至会显得“居心叵测”、大逆不道，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各种“攻阙”之逆言，开明的统治者不会闻过则怒一触即发，而只会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言者有功，闻者受益”，尽管只有个别字句上的差别，却体现了对于批评者的地位以及批评意见的价值的崭新认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无非是说，批评者有权提出批评意见，批评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无论批评得对不对，都不能以言治罪，但批评之后的效果如何，闻者是否“足戒”，是“有则改之”还是“无则加勉”，都与批评者没有关系了。“言者有功罪，闻者受益”则强调，批评的权利不但应当受到保护，而且还应当受到鼓励，无论批评者的态度如何，在客观效果上，批评者都能对被批评者起到监督、警示、补充、“锤炼”、“反证”等形式的制衡作用，实际上对于被批评者是有所贡献的，因此，被批评者应当特别珍视他人的批评，善于在被批评的过程中进行反思，从批评意见中受到鞭策、启发。在这里，被批评者既不能对批评者抱仇视的态度，也不能抱“随你怎么说”的无所谓态度，而应当将批评看成帮忙，应当对批评者抱感谢的态度。

批评意味着部分或全部不赞成，从这个角度讲，批评意见可以视之为反对意见，批评者可以视之为“反对派”。长期以来，由于不认真倾听并正确对待不同的意见，不重视“反对派”的声音和价值，动辄给“反对派”扣上“反动派”的大帽子，造成决策上、政策上甚至政治方向上的失误，这样的教训并不少见。而从“言者有功，闻者受益”的原则出发，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确，无论是在决策阶段还是在执行过程中，无论是在程序的意义上还是在实体的意义上，“反对派”的存在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相反，“千夫诺诺”，千人一面，众口一辞，踏破铁鞋也找不出一个“反对派”，那才是极不正常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只有像法官尊重原被告双方的意见那样充分尊重“反对派”的意见，或者像被(原)告反驳原(被)告的指责那样经受住“反对派”的“攻击”，才能使决策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真正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何况，在有的时候，真理本来就掌握在少数派或“反对派”手里，如果把他们一概归入“反动派”之列，无疑要酿下严重的错误。

(作者单位：北京青年报社社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