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中原西向求法对西域文化的影响

[摘要]汉唐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步走向繁荣的时期。佛教的传入初始经由西域, 中原僧人西行求法络绎不绝,经历魏晋到唐代达到鼎盛,出现了法显、玄奘、义净三大著名西向求法高僧,三人都有著作传世,影响深远。汉唐中原西向求法对西域文化的影响从时间上长达六百年,对汉唐文化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发展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西向求法 西域文化 佛教

汉唐时期中原西向求法当自汉明帝始。明帝夜梦金人,遣使蔡等十八人,西去取经,至西域大月氏国,遇迦叶摩腾,竺法兰,迎归洛阳,白马驮回《四十二章经》。佛门弟子西向求法当以三国时朱士行为第一人。公元260年,朱士行西出长安,终达于阗,在此他获大乘《放光般若经》梵书胡本90章,60余万言。朱士行不远万里,历经千辛万苦,首开赴西域取经先河,其后西行求法之风大兴。

东来弘佛法,西行取真经。自魏晋以降,西域高僧人才辈出,东进中原授经僧侣不绝于途,佛教在中原的传播,激发了中原僧人到西域等地取经的愿望和热忱,中原僧人往西域求法络绎不绝。至唐代,西向求法达至鼎盛,求法终点也越过西域至达佛教的发源地天竺。中唐以后,苦于战乱,西向求法渐趋式微。但汉唐时期延续不断六百年的西向求法对西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魏晋时期的西向求法

魏晋时期佛教在西域进入鼎盛发展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也渐趋频繁。文化的辐射效应以佛学东渐显现。西域各国崇佛礼经,产生了鸠摩罗什、佛图澄等一代佛学大师,佛典翻译远超先前,出现了支谦、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佛经翻译大师,中原僧人西向求法源源不断。北魏惠生、宋云于公元519年出使西域,宋云行记载“从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弥城。后人于此像边造丈六像及诸像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幡上隶书,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观其年号是姚兴时幡。” [1]悬幡都有万计,西向求法人员之众可见一斑,这些求法僧人的影响自不待言。兹择名震当时的西行求法僧人备述如次。

支法领,为慧远弟子,东晋孝武中(375―396年),奉慧远之命,西行取经,从于阗取回《华严经》前分三万六千偈。僧表,凉州人,曾于五世纪初,拜谒了赞摩伽蓝中的宝像。智猛,雍州京兆新丰人,后秦弘始六年(404年)与沙门15人结伴自长安出发,出阳关,经于阗,西行至天竺,元嘉元年(424年)返国。昙无竭,即法勇,幽州黄龙人,公元420年,召集沙门25人西行取经,经高昌、龟、疏勒,西行至天竺,最后仅其一人从海路返回。河西沙门昙学、成德等8人于公元424―453年西行求法,在于阗参加般遮于瑟大会,即佛教的五年一次大众集会,求教各国佛学者,学习外国语文,记录各家说教。回到高昌,将在于阗所得编辑成书名为《贤愚经》。慧览,酒泉人,宋太明中(457―464年)他游学西域,在宾国受戒。法献,凉州西海人,宋元徽三年,(475年)为巡礼圣迹,至于阗。路上历时五年。从于阗带回《妙法莲花经提婆达多品》《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原本各一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行求法者多为有学问的僧侣,取经多到于阗,远者足迹遍布西域和佛教发源之地。此外,还有康法朗、竺佛念、法净、智严、智羽、智远、宝云、慧简、僧绍、慧达、僧纯、昙充、竺道曼、云篡、竺道嵩、昙朗、沮渠京声、道安、法盛、僧表、道普、道莱、宝暹、道邃等知名人士。道安著《合放赞略解序》载晋成帝咸和中(公元327―334年)“会慧常、进行、慧辩等将如天竺,路经凉州。”三人虽无传,可见有结伴西行之事,这种未留下姓名的求法者当不在少数。

魏晋时期最为有名的求法僧为法显(约334―420年)。弘始二年岁在己亥(公元399年3月),法显以65岁的高龄,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离开长安直到回国,前后共十三年零四个月(399年3月―412年7月),去时从陆路,回时遵海路,到达佛教发源地天竺。带回戒律、佛家律五部,他将佛典直接从梵文译为汉文,使中国佛教有了正本经典。并写成《法显传》,法显西行遍历西域天竺,范围超过所有前贤,为唐代僧人所效仿。

二 隋唐时期的西向求法

唐代西向求法者目的地都为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但引人注目的是从八世纪上半叶,西向取经的线路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的出玉门关,经新疆过葱岭中亚到达印度的传统线路不再受到青睐,经由西域取经者日见稀少。由于海路、及线的开通,加之亚洲几个强大政治军事力量在西域剧烈斗争,唐王朝、吐蕃、突厥和大食,先后都曾逐鹿中亚。704年,大食人多次向中亚进军,705年,攻克吐火罗斯坦,706―709年征服粟特,710―712年,征服撒马尔罕和花剌子模。751年,大食人占领塔什干,同年与唐军怛罗斯之役,高仙芝兵败。自咸亨元年(670年),唐王朝与吐蕃争夺西域达半个世纪之久。在这种战乱情况下,中原僧人取道西域陆路取经困难重重。尽管如此,西域佛教在唐初臻于鼎盛。当时的佛教徒们舍生忘死,投身绝域,西行求法。公元657年,唐灭西突厥,统一西域。唐朝在西域设安西、北庭都护府,以及羁縻都督府,对西域地区进行有效管辖。西域的统一,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促进丝绸之路繁荣。

唐朝文化高度发达,佛教在中原地区盛极一时。伴随着唐文化对西域的强大辐射,在唐朝统一西域之后,佛教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回流,对西域的佛教予以了巨大的影响。贞观二十二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但不久又移至西州,其后就在西州与龟兹之间反复。648年设龟兹都督府,656年又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为抵御吐蕃,《旧唐书?西域传》载,692年,王孝杰破吐蕃,将安西都护府置于龟兹,驻兵三万。唐初统治者大都礼佛敬教,在西域大建佛寺,派遣大量汉僧入西域,贞观十四年(640年)在北庭建应运大宁寺,中宗时(705―710)建龙兴寺,西大寺。龟兹为安西都护府治所,建有两所汉寺一名大云寺、一名龙兴寺,寺主均为汉僧。龙兴寺寺主法海,长于龟兹,但“学识人风,不殊华夏”[2],汉风影响可见一斑。于阗亦建有龙兴寺,疏勒建有大云寺,主持均为汉僧。当时以龟兹佛教兴盛为最,与中原在佛教方面的交流频繁,受汉地佛教的影响也更深。库木吐拉石窟艺术就是这一时期龟兹佛教文化艺术具有时代特点的代表。除了大量的汉文题记之外,在这些洞窟的壁画中,许多都带有中原风格。这些唐代的佛教遗址很多至今仍在留存在新疆各地。

初盛唐之际,为西行求法全盛之时,堪称空前绝后。出现了玄奘、义净两位杰出代表,历史上与法显并称西向求法三大高僧。并分别有《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高僧传》流芳后世。三位僧人成就最高,著作极有价值。玄奘在贞观三年(629年)离开长安,出玉门关进入新疆,第一站是伊吾(今哈密),见汉僧与当地僧人共住一寺。630年,玄奘到达高昌,受到国王麴文泰的盛情接待,麴文泰是虔诚的佛教徒,对玄奘赠资丰厚,修书给沿途国家,请对玄奘优于接待。玄奘遍游西域各国,讲经论法,拜师会友,宣扬大乘教,回国后翻译了大量佛教的典籍,而且撰写了历史名著《大唐西域记》,对新疆各地的佛教民族以及风土人情等作了详细、生动的记载,对西域的屈支国(龟兹)、瞿萨旦那国(和田)记载非常详细。

玄奘之后求法僧人有名者莫过义净。义净赴印度来去俱遵海路,但义净通过撰写高僧传,对西域的状况多少都有涉及,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唐初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以后到武后天授二年共四十余年间57位僧人,到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经过统计,经由陆路去印度共玄照、师鞭、阿离耶跋摩、慧业、玄恪、末底僧柯、玄念、质多跋摩、隆海师、信胄、慧轮等11人,经考订线路取西域线为六人。义净之后西行僧人比较著名的有悟空,他在天宝十载(751年)出发,贞元六年(790年)回国,来去都从陆路。他的行迹保留在元照撰的《十力经序》中。另外,新罗僧人慧超在开元十五年(727年),回到国内,去时间无考,去时走海路,来时循陆路,有《往五天竺国传》残卷。至此往后,西行求法近于尾声。

三西向求法的文化影响

大量汉僧的西向求法对西域的文化产生了积极作用,在中原僧人西向求法的同时,西域僧人也将外域风情传入中原,汉唐时期形成了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蔚为壮观的文化盛事。汉代以后,西域形成相对比较集中的文化圈,高昌、龟兹、于阗三大地区既是佛教文化中心,又是中原文化交流汇集的中心,两种文化在三大中心都有集中体现。本文拟从几个方面谈西向求法汉唐中原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

1.西向求法促进了汉语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在尼雅佛寺其北面大型房址中出土的5件卢文木牍和9件汉文木简。汉文木简有两件可粘接,每件上有3～6字,其内容大都牵涉到国家诏书、政令。其中一件墨书:“泰始五年十月戍午朔廿日丁丑敦煌太守都”。“泰始”为西晋年号,“五年”为公元269年,说明该寺院在公元三世纪中叶时仍很繁盛。汉文一于阗文双语文书在和田策勒县出土,在新疆鄯善县吐峪沟千佛洞曾出土西晋《诸佛要集经》写本和前秦《维摩经义记》写本等佛经。在楼兰遗址中发现《战国策?楚策》的抄本,在鄯善地区发现晋人抄写的《三国志》,此乃全国发现最早的《三国志》抄本。这些出土文物说明汉文在西域通用,是一种官方语言。《汉书・西域传》载:“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缓,凡三百七十六人”[3]。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沙雅县于什格提汉代遗址内发现的“汉归义羌长”印就是汉朝颁发给西域羌族首领的印章。还发现三颗铜印,这是发给“当户”的官印。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一颗东汉时期的“司禾府印”和一幅“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也有力地证明了汉语汉文是这一带屯田机构的官方用语。西域各民族民众中,通汉语的人也很多。在楼兰古城及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魏晋时期(220―420年 )的700多件汉文文书,有写在木简上的,也有写在纸上的。其中在罗布泊发现的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龙熙信稿,说明焉耆王通汉文。在罗布泊还发现了生活于当地的羌女用汉文写的信函,文笔流畅,用词达意准确。《旧唐书》卷一O四《哥舒翰传》记载:“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4] 这些史料都充分证明汉语在西域的通行,汉语是传入西域的诸多语言中一直在发挥效用的语言。

2.相互学习佛经,中原僧人在西域影响日重。西域各地初传佛教,主要流传的是小乘佛教的一切有部。高昌佛教以小乘佛教为主,后内地僧人西来求法的同时,也使得大乘佛教在西域流行。法显经行的鄯善王国(古楼兰),国王奉法,有僧4000余人,悉数小乘佛教。西域诸国,“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5]左末城(今且末县)“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6],具有明显的内地风貌。

武后载初元年(690年),有沙门十人伪造《大云经》,盛称神皇受命之事,武后遂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西域各城多有兴建。龟、高昌、疏勒等大云寺主持都为汉僧。“于阗有一汉寺,名龙兴寺,有一汉僧,寺主,河北冀州人士。”[7]慧超又记载:“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都维那,名义超,善解律藏,旧是京中庄严寺僧也。大云寺上座,名明库,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乐崇功德。”[8]汉僧多乘佛教,不食荤腥,随着时间推移,大乘在西域诸国影响渐扩。

实叉难陀,西域于阗人,武则天时,《华严经》不全,下诏求取翻译之人,实叉难陀成为主译,长安四年(704年)他完成任务上表回于阗省亲,武后派御史霍嗣光护送他回于阗,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再次诏请他赴中原译经。这次译经活动由于受到朝廷重视,在西域于阗和京城都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中原僧人在西域的活动传播除了佛教,同时也将中原的文化带到西域,极大地丰富了西域的文化。

3.建筑佛寺,开凿洞窟,留有大量汉风遗迹。现在的新疆留有大量的佛寺遗址。于阗喀孜纳克佛寺、尼雅佛寺、北庭故城西大寺;交河故城佛教建筑,和田市布盖乌于来克、洛甫县朗如、墨玉县库木拉巴特、皮山县布勒斯特佛寺,牛头山寺等,这些佛寺大多建于魏晋隋唐时期。大多佛寺的建设都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比如于阗喀拉墩佛寺大约建于魏晋时期,但从残留的壁画内容及风格,有八、九世纪晚唐风格。大量唐代开凿的洞窟和极具浓郁唐风的壁画都说明了唐代中原文化对当地佛教的发展和兴盛所起到的推动作用。这些汉唐时代的佛教遗址很多至今仍在留存在新疆各地。

龟兹(今库车县)库木吐拉石窟开凿的年代并不很早,早期的石窟大约凿于两晋至南北朝,唐以前也未见得兴盛,也即,玄奘到龟兹时库木吐拉石窟并不多,盛唐以后才进入繁荣期。在龟兹的石窟艺术中,库木吐拉石窟艺术是与中原艺术风格最为接近的一所(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第7、8期)。唐代的龟兹盛行小乘佛教,但是来此地的汉僧则奉行大乘佛教,库木吐拉干佛洞目前已经编号的洞窟共有112个。其早期的壁画风格与克孜尔相近,但是中期以后出现了一种和敦煌唐代壁画风格相近的的风格,石窟考古工作者将它们称之为汉风窟,它在库木吐拉石窟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大。壁画内容明显具有大乘佛教的特点,其中12号窟、25号窟壁画菩萨像用笔是吴道子笔法,标准的唐装菩萨像。世俗人物皆为中原形象。有汉文题记的洞窟很多,45号窟到76号窟的岩壁上有“大宝寺”,49号窟内有“金沙寺上座”谷口7号窟有“金沙寺”等汉文题记。在题记中可辨认的法名有惠增,法超、法真、法晴、惠顺、法兴、惠超、惠切、彦寿、坚更、惠盖、法灯、戒初、智恩、志升、戒明等三十多处题名。在克孜尔石窟中的第220号窟后壁有唐朝“天宝十三载”(754年)题记,“贞元十年”(794年)题记,大历(776―779年)年间道岸题记,充分证明了在唐代龟兹地区有大量的中原僧人及汉人佛教徒在此活动。

4.西域佛教中心的逐步东移,高昌成为三大佛教中心之一。高昌(今吐鲁番)在南北朝后期,受到中原佛教的回流影响,汉风明显逐步成为西域佛教的三大中心之一。高昌古城,周长约5公里的城池呈正方形,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重,城垣十分高大,有12道门,建筑格局与古长安城非常相似。可见,高昌的建筑风格,受到汉唐文化的影响。值得一提的还有第十四代高昌王鞠伯雅虚心学习和引进中原文化,力倡改变高昌的服饰制度和人的发式。佛教入主高昌,作为“杂胡地”,高昌文化的兼容性,尤其表现在与汉文化的平等心态和相互渗透、融合上,在一些时期,汉人和汉文化的影响甚至在唱主角。私人传写佛典、造佛寺成为一时风尚。据统计,有阴寺、冯寺、史寺、康寺、郑寺、黄寺、杨寺等40余座私家寺。大量汉僧长期居于西域,建立庙宇,讲经说法。高昌等地的很多佛经译自汉文,公园589年达摩笈多游历至高昌,发现诸寺僧侣诵经都使用汉语,通梵文的人很少。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发现了众多用回鹘文写的大乘经典和密宗经典,这些都是由汉译佛典中翻译来的,这些回鹘文残卷中采用汉语的“大乘”和“小乘”的音译,同时,还发现用吐蕃文写的回鹘语佛教译本。

高昌国鞠氏王朝的《鞠斌造寺碑》碑文长达二千四百多字,已是“国人语言与中国略同”[9],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原地区文化联系,高昌国王鞠嘉派人去北魏求派学官和借用儒家经典,北魏则选派刘燮为博士到高昌主持太学。随着汉语言文字的流行,汉文典籍也传入了西域。1924年鄯善出土了《三国志・虞翻传》和《张温传》残卷,高昌地区把《毛诗》、《论语》、《孝经》等作为必读之书。《流沙坠简》察给类四十六就是写在纸上的察给文书,记录出粮若干解察兵若干人,一共七起。由上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少数民族无论从语言文字,还是到书写工具,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唐代,高昌还建立了与内地一样的学校,讲授《毛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为主的汉文化。回鹘王国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背面刻的是回鹘文,正面刻的却是汉文,主次地位显而易见。高昌出土的唐代珍贵的墨块“松心真”、绢画和唐尺,大量高昌王国的汉字官私文书、朱墨和刻字书法,都是汉文化影响高昌的见证。尤其古城以北2公里处的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多幅人首蛇身伏羲女娲绢像,更说明了汉文化在高昌文化中的显要地位。

5.加深了民族间的情感认同。西域各地大小城郭无数,城邦国家众多,中原僧人在西行诸国时,多能够受到礼遇,一方面是对佛教的共同信仰给西行僧人带来的庇护,另一方面,中原西行僧人多为有道高僧,精通佛典,佛心虔诚,意志坚定,为当地之人所敬重。朱士行留居于阗礼佛诵经,招收门徒,在于阗圆寂,享年80岁。朱士行在于阗传法二十多年,死后被葬在于阗王城附近,于阗人为他修了一座塔,以示纪念。中原僧人在西域受到当地人的信任和尊敬,慧览游学西域归国时途经于阗,在那里传授戒法,于阗沙弥都拜他为师。中原僧人法献的奇遇更能作为一例说明汉僧在当地人心中的地位和影响。法献从于阗要返回时,有一位于阗僧人给他一件物品,法献一看,原来是一个铜匣,里面有一颗宽一寸、长三寸的佛牙。据佛典记载,释迦牟尼涅经后,有两颗佛牙经火炼而不化,佛门称之为“灵牙舍利”。法献将佛牙带回中原,献给王室,佛牙得以保存至今。

这都是不同民族间僧人相互信任的佐证。

结 论

宗教的传播,其实质是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传播具有双向特性。佛教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规模之大、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可比,西域在佛学传入中原后,经过中原文化的吸收改造,产生了佛教回流的现象,即佛教在中原文化吸收、改造后又传到西域所产生的影响,在佛学东渐过程中,中原佛教的回流对西域的影响也堪称一大文化盛事。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指出,西域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惟一的交汇之处,中原文化不断消化西域传来的文化的同时,也以强大的辐射力对西域文化产生影响。中原文化西进西域明显、深入,总体维持固有的汉文化特质,留居新疆的汉人与当地其他民族不断融合,汉语言文字一直流通,文化在西域政权的归属上始终发挥着强大的向心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