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同志能够帮助你

周围的同志能够帮助你

黄明同志觉得“领导同志和周围同志不能给自己很多帮助”这是错误的。“三个臭皮匠，凑个诸葛亮”，任何革命集体都是最聪明的，具有无限智慧的。集体对事物的现察总是比个人要全面得多，因之对个人的帮助也是很大的。但是能不能真正从集休中得到帮助，却决定于个人对集体的看法和态度。

我参加革命工作比较早，读过一点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书籍，解放后被分配在一个区政府做秘书工作。这时候我就认为自己有一套，盲目地看不起周围的同志。我不安心做秘书工作。一有空就只啃书本，和黄明同志一样想从别的方面钻出一套来。我从不把自己的思想问题向周围同志暴露，因为我认为他们的思想水平太低，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这种错误思想保持了很久。直到一九五二年我参加了机关整风学习，在一次检讨会上，同志们集中向我提了很多意见。出我意料之外的是，这些意见偏偏击中我的思想要害，找出了我的错误本质。我才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危害。

例如：一个我曾认为“觉悟低”的同志批评我说：“你参加革命比我们早，革命理论比我们知道得多，在工作中，你是应该有好的表现的。可是你却不安心工作。而在一次群众控诉伪保甲的罪恶的大全上，有的人在控诉时激愤得流泪跺脚，而你却在一旁照样读理论书。你为什么财人民的疾苦，是那样不关心呢？”而被我一向认为理论文化水平“太差”的区长也对我说道：“你钻研理论很刻苦很用心，迫是好的，但不依该轻视向实际斗争学习。”同志们对我的学习态度提了很多积极意见。这时我感到我周围的同志好像都变了，他们对我的错误思想的批评是那么中肯，对我的帮助是那么具体。

由于我对周围同志看法变了，我就开始注意在工作中听取同志的意见，我就越来越发现在集体中，在群众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是需要我学习的。

例如：在一次推销公债的任务中，我曾经动员一个很有钱的人购买公债，和他一谈，发现他认购的数目比我预计的要少一半，于是我就反覆地向他进行“说服”，从下午两点一直谈到七点，当时我自认为工作很积极，谁知回到机关却挨了区长的一顿批评。区长说：“我们推销公债，必须建立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启发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像你那样进行‘说服’，实际上是强迫命令，违反了政策。”我按照区长的指示向那个人做了检讨，结果对方也受了感动，反而增加了认购的数目。这时我更在实际中体会到，自己的思想水平还是很差的。

在我领导的一次春节拥军优属运动中，有的同志问是否可以允许街道积极分子凑钱慰问军属，当时我就不加思索地回答说：“这是群众热爱军属的表现，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可是和我一起工作的另一位同志欲向我建议说，这样处理是不妥当的，很容易形成街道积极分子强迫命令现象。后来经近深入了解，果然发现有个别地方是向群众摊派的，我们随即纠正了。

现在，我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你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即使你平常认为比自己“水平低”、“能力差”的同志，在某些地方他的思想也许会比你的要正确些。自家的智慧可出使你思想上的一些错误的、片面的看法得到及时的纠正，可以帮助你处理好问题，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