荦荦大端 彰显殊异

摘要：本文重要介绍、评述了国内当前受众研究理论前沿著作《受众研究读本》的翻译内容和翻译技巧，认为该著作文笔洗练、译风奇谲，给读者呈现出荦荦大端、彰显殊异的有关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的新奇世界。

关键词：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翻译风格；文本评骘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9-0137-02

一、引 言

笔者近读单波教授翻译[英]罗杰•迪金森、拉马斯瓦米•哈里德拉斯、奥尔加•林耐编的Approaches to Audience：A Reader即《受众研究读本》。这本350余页的皇皇巨著，除了具备译著所要求的信、雅、达常规要求外，在当前新闻传播翻译著作中译者眼光卓异，选材新异，文笔洗练，译风奇谲，给读者呈现出荦荦大端、彰显殊异的有关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的新奇世界。

据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周伟明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一书介绍，改革开放到近期“传播学译作M原著”中，冠以“受众”的名称仅收录[英]约翰•塔洛克著、严忠志译的《电视受众研究：文化理论与方法》。在今天琳琅满目的传播学译著中，受众研究的译著还是凤毛麟角，较为薄弱的。单波译著的《受众研究读本》自有其曲径通幽、开启山林之别致。

单波的译著，一反过去受众研究崇尚美国的倾向，三位编者努力展示欧洲受众研究传统，并通过带有欧洲批判视野的学术评论揭示其内在联系与冲突。所收录的篇目不仅学术含量大，现实意味深，而且涉及受众日常生活实践的各个领域。这突出的表现在研究对象新，研究领域深，研究地域广，研究方法多，呈现出迥异于以往受众研究的荦荦大端，正如单波在译者序中所说：“三位编者深谙受众研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以超一流的布局驾驭这种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既不按流派或地区编排，也未遵循时间或主题的编辑体例，而是别出心裁的推出三大部分，分别名为‘社会、大众和公众’，‘个人、影响和效应’，‘以及文化、社群和家庭’，展现受众研究的传统及诸多研究路数”。基于这样的编排体例，编者选用24篇内容各异、风格多样的文献，都是自20世纪 80年代以后，传播学的经典文献，或出自大家之手，或出自评论家之手，“无一不回溯并反思了经典的受众理论与方法，演绎出活的受众研究传统”。

二、章节分析

第一部分“社会、大众和公众”篇目共收录7篇研究文章，从宏观层面分析媒介影响和影响力的研究和理论，在这一主题统摄下，本书几乎涵盖了西方学者研究受众的新视野、新方法，即对置身于社会环境中的大众或公众研究，给出了别开生面的例证解释，将受众想象为由许多个体组成的整体，特别是把这个整体的身体和特点归纳为“公众”或“社会”,从而使受众在现代社会新技术发展中有了迥异于以往的反思惑困。例如西印度洋群岛大学加勒比大众传播研究所所长、传播学教授阿加瑞•布朗在《远处近观：媒体与板球文化》中说，“当代信息传播技术使得客厅里的观看者接受的图像信息比现场的大多数人接受的要多，且更细致，只有客场上的少数几个运动员也许能够看到这样清晰的画面，板球拥有多国观众，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管理者必须对信息传播技术引出的公众需求，造就的全球市场做出更多的反映”。这样一来，受众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是同质还是异质的，是群体还是聚合体，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是被媒体操纵或是积极受众，就成为研究受众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其余的6篇文章似乎都是将受众放在社会环境中尤其是放在社会、大众和公众所构成的多级关系中 加以论述，从而使受众研究的跨学科特性越来越明显，拓展了受众研究领域。

第二部分的“个人、影响与效应”篇目共收录8篇研究文章，有一个更集中的研究焦点 ，主要是对个人的关注，编者精心挑选了一批清一色的欧洲学者（主要是英国、瑞典、荷兰、挪威等国的学者）评述媒介如何影响个人的。例如，对于媒介暴力与个人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瑞典学者塞西莉亚•冯•费利森批评媒介暴力研究中“积极受众”的视点有片面化，过分强调人类行为的个人主义和自由，认为媒介研究应综合文化力量、积极的受众、经济权利关系及媒介科技等因素。应该注意到，报刊和电视新闻总是过度夸大世界存在的暴力，媒体这种仿袭和放大暴力的功能“它是具有维护社会等级的功能，”而瑞典学者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在这一过程中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每一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特定来挑选和关注媒介内容，对有用的和有意义的内容进行选择性理解和记忆，并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解读。但是，又脱离不了社会环境对个人认知方式的影响。这一见解，对盛行美国的“魔弹论”、“强效果论”提出了挑战，认为媒介不是万能的，作者有意在批判，官方利用媒介暴力，具有强化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观的功能，同时也一再说明，“积极的受众”作为“个体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观看行为本身其实是适应社会发展的一种功能性表现”，这就具有辩证思维的因素，作者既不赞成媒介是万能的，也不赞成受众是积极主动的。并指出，必须在更全面的视野上，将归纳与演绎、定性与定量结合起来，认识所有的“媒介暴力都是文化建构或符号建构”的结果，这一认识与马洛里•沃伯《关于文化指数研究范式的欧洲反思》一文中涵化分析对人的影响有异曲同工之妙，说到实质上媒介这种宗教与鸦片的麻痹作用被作者推到新高度。林耐和瓦泰拉对不同的研究传统与变化的研究范式的分析，针对美国和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丹麦、挪威、瑞典）的电视暴力，认为电视暴力具有“脱敏作用”，认为电视暴力是一种具有激发作用的刺激因素，当大量观看电视暴力节目时这种刺激因素实际上使重度观众对暴力内容不再敏感，最终将使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暴力更加冷漠。用这种理论关照现实，不难发现，国内国外，无论地域民族有何不同，这种理论都具有普遍性，例如福建南平发生的报复儿童案，陕西略阳发生的报复儿童案等都是弱势群体报复更加弱势的群体，经过媒体的放大，社会上相当一些表现出麻木、冷漠的感觉，这与电视剧中司空见惯的镜头相比不一样，都是现实生活中活体生命的消失，而新闻报道的连续不断和乐此不疲，使现代社会中的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变成了惊人的观岸态度。由此可见，脱敏作用作为媒介暴力的另一种形式，又把媒介对个人的影响这种传播效果，拓展出新的研究方向。

第三部分“文化、社群和家庭”篇目收录9篇文章，主要研究日常生活层面的受众，而且将其放在复杂多样的文化氛围中去研究。菲斯克对电视的多义性和大众化分析，默多克在社会的权力层面，对大众传播与意义建构的表述，马丁•巴克和凯特•布鲁克斯对电影观众的参与方式与程度及其文化趣味的分析，罗杰希尔菲斯通从技术上、消费和修辞多种维度对电视观众既是社会现象又是符号现象的分析，罗杰•迪金森对电视在家庭食品选择和餐饮决策过程中作用的分析，凡此种种都暗示出文化对受众的影响，且使受众研究难以概念化、类型化。正如皮特•达尔格伦所言，“过去的确定性理解已经消失了，不再会有统一的受众含义以及受众研究方法的一致意见。无论我们在从事研究工作时遵循什么样的传统和理论框架，我们都面对着受众实践的多维度特性，以及影响着活动的不断变化的语境因素――并推断着受众理解的意义”。尤其应注意的是，哈利德拉纳斯从国家文化（印度和英国）和高等教育的理念出发展开论述，考察了文化语境与观众对纪录片的接受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认为印度主要是通过殖民遗产，以西方的方式导入的高等教育造就了文化分离的形式。受过高等教育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形成了“现代意识”明显西化与排斥本土的“亚世界”，导致了一个“第三种”、“混合”文化的产生。从而使语境中包含了“民族文化”集体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种受众认识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又产生了受众社会文化内置性（embeddness）蔓延于整个日常生活中，并与其他媒介消费交错在一起，形成了后现代社会更壮观的“媒介风景”。该书的这种研究新人耳目，从而在为数不多的受众研究中拓展出更宽、更广、更新的领域。

三、结 语

翻译应有宽广的眼界，才能筛选文本的优劣，而选择文本可以说是一种创造。因此，译文折射出作者的睿智和文本的风格。文本无论叙事宏大，还是讲述微末，都依靠译者去心领神会，揣摩体味，最大限度、最具创造性地把握文本整体意蕴、科学内涵及语言风格。单波教授的翻译可以说，语言介通准确、语义阐释到位，风格灵活多变。正如他在《译后序》中说：“翻译的乐趣就在于创造的共享与共同的语言，形成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的引导。为了使读者获得其中的乐趣，此译本力求语言流畅达意，每遇难解之处，尽量加以注解，或说明各种语境，或解释概念内涵，或指引理解方向。”译者正是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按照行规无一例外地翻译出原文的“注释”、“参考文献 ”，又加“主题词中英文对照”。同时，又别出心裁地用“译者注”这种页下注的方式对原文中的难以理解的概念加以说明，其中不乏自己的理解、判断、分析和批判。如对“文化指数”、“互文性”、“脱敏”、“轻度电视观众”、“期待阅读”加以解释。其中“期待阅读”（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注解是这样的：“是接受理论与读者――反应批评的术语。意指任何阅读活动之前，读者的全部经验已经使其具有一定的‘前理解’（pr-understanding），从而形成其特定的‘期待视野’。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先有’（fore-having）、‘先见’（fore-sight）和‘先概念’（fore-conception）。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论及‘期待视野’的问题，认为不同的‘期待视野’并不是各自封闭的，而是不断形成、相互融合的。这种‘视野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恰恰是‘意义’产生的关键。――译者注。”这一译文外的解释，确属创造性的处置。译者考虑到行文中不便打断语义的顺畅性和逻辑的连贯性，而是单独将其放在译文外释义，这就充分考虑、猜估读者对该概念的理解程度以及文本在整个译文中的作用。

尤应注意的是这一注解，不拘泥于原文，也无需忠实于原文，而是在对原文释义中夹杂译者自己的知识积淀和思维批判，使读者既明白了概念，又加深了对文本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出译者的哲学素养和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多学科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