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员年轻化新方向

从去年10月份以来的中共省级党委大换届现已结束。一批干部新晋省级党委常委，优化了省级执政层官员构成。但对比十年前来看，中共干部年轻化进程大为降速。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2001年底至2002年上半年那轮省委大换届中，一批“60后”即时年40岁出头的干部进入省委常委行列，个别人甚至不满40周岁。如若按照同等的梯次递进顺序而言，本轮省委大换届中，应该有一批“70后”干部进入省委常委行列。但是，直到本轮省级换届结束，尚无一位“70后”晋级副省部级官员队列，更不用说进入省级党委常委会了。

自“”结束后、改革开放之初以来，“年轻化”一直是中共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关键词。不过，：彼时的干部年轻化有其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经由十年“”破坏，干部青黄不接，形成了年龄断层。为缓解“干部荒”，中共开始大规模破格提拔年轻干部，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一大批“火箭式”干部由副厅级甚至县处级直升到省部级。最著名的“坐火箭”例子是1983年安徽省六安地委副书记黄璜直接出任省委书记，由一个地级市党委副职一跃为全省一把手。

但这种超常规的大规模越级提拔中，一些在部门和市县工作的干部仓促之间突然被委以重任，执掌一省的重要工作，难免会有。一时难以胜任或力不从心的情况。因而出现了一批“回炉”干部，即重新回到较低级别的岗位上锻炼，而后再提拔使用。譬如原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几起几落。

中共十七大以来，“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方针定位并没有变。但中央高层对于干部年轻化不断有新思路，最突出的有两点。其一是明确干部年轻化不等于按照年龄“一刀切”；其二是对于提拔年轻干部更重视对其基层工作经历的考察锻炼。

具体主管干部工作的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更是多次明确提出，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干部政策，坚决纠正干部任职年龄“一刀切”的错误做法；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防止“唯年轻取人”；要科学优化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实行老中青结合的梯次配备，既激励年轻干部奋发进取，又让其他年龄段的干部有前途、有奔头，充分调动整个干部队伍的积极性。

中央高层思路的转变调整有其深刻的政策考量。从政治环境而言，时至今日，中共的干部代次更迭、新陈代谢都已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的做法，干部的梯次接班结构也日臻完善，干部人才资源不再面临枯竭、断层的危险，换言之，现实工作中已经没有大规模超常规提拔干部的迫切需求。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盲目地、单一的、绝对化的干部“年轻化”显示出其诸多弊端。由于过于强调年龄因素，一批仍然年富力强、工作勤恳的干部因为年龄“越线”而失去了升职资格，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伤害。另外，相当一部分年轻干部是自校门直接进机关门，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缺乏对社情民意的真正了解，成为他们的硬伤。所谓“不历州县，不拟台省”，这也正是中央大力倡导加强对年轻干部进行基层锻炼的重要原因。甚至在一些地方，干部年轻化成为了“官二代”火箭上位的借口，成为干部腐败的新的表现形式。

中纪委制度反腐专家认为，片面的年轻化“激励了少数，伤害了多数；有利于少年得志，不利于中年进步；褒奖了锦上添花，冷落了雪中送炭；刺激了‘直升机’，压抑了‘天花板’；助长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疏远了真干实干硬干苦干”。

从本轮省委大换届的情况来看，45岁以下的省委常委目前只有三人，包括福建杨岳（1968年7月）、邓小刚（1967年8月）、吉林庄严（1967年8月）。当前中共的干部年轻化工作，不再追求低龄干部的大面积涌现，而是照顾到各年龄段、各不同来源干部的利益，实现统筹兼顾，稳中求“进”，而非求“退”。这种“进”是一种干部对外整体效率、整体和谐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