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确认的故事

2019-08-30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市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的76、78号),原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李汉俊与兄李书城的住宅,人称“李公馆”。1921年7月23日,来自各地的13名代表及2名共产国际代表在这里召开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7月30日,由于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议被迫终止,后转至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进行。中共一大结束后,革命环境极为恶劣,会址逐渐湮没于历史烟尘之中,长期不为人知。直到新中国成立,经过沈之瑜等人艰苦、曲折的寻访,这一重要革命纪念地才最终得以确认并走向世人。

上海市委决定寻访中共一大会址

中共一大的召开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由于当时秘密召开又长期处于战争年代,对于中共一大会址一直说法不一。有的说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有的说在望志路106号,也有的说在望志路树德里3号。新中国成立后,为迎接建党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上海,在市长提议下,开始布置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并交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负责。

姚溱经过反复考虑,想到了时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的沈之瑜。沈之瑜是“老上海”,对周边环境十分熟悉,况且此事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把具体寻访的工作交给他来办应该是最合适。1950年初秋,姚溱把沈之瑜找来,当面将任务做了介绍,并让宣传部的干事杨重光配合他一起工作。沈之瑜听后,十分兴奋,接着问,“有什么线索吗?”可是,姚溱只说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会,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事实就是如此,就连参加过会议的、董必武也因时间久远,对开会地点印象模糊,说不出具体位置了。沈之瑜一听,觉得十分棘手:“法租界范围也太大了,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这么大范围怎么找!”况且,中共一大是在绝密状态下召开的,局外人根本就不知道,这该向谁人去调查呢?

尽管困难很大,沈之瑜表示也要完成这项神圣任务,他和杨重光立即全身心投入寻访工作。一开始,他们以萧三所著《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为依据,认为中共一大召开地点是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当年叫白尔路,现为太仓路)的博爱女子学校。根据这一线索,他们来到蒲柏路找寻,居民告诉他们,附近没有博爱女子学校,只有一所博文女校,具体地址在蒲柏路127号。博爱女校与博文女校,只有一字之差,但在一条路上,设立两所女校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沈之瑜和杨重光认为有可能是萧三记错了。此时,中央宣传部根据消息也明确告诉他们,博文女校只是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开会在另外的地方,让他们继续寻找。

意外得到重要线索

接下来的寻访调查,沈之瑜他们进行得更为缜密细致。一天,沈之瑜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那里得到一个重要情况:扬帆手下有一名叫周之友的副科长,此人原名周幼海,乃中共一大代表、大汉奸周佛海之子!虽然是父子,周之友与周佛海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道路,抗战胜利后不久他就加入共产党,在上海从事策反工作并且功绩突出。考虑到周之友特殊的身世,他应该知道一些中共一大的情况。

沈之瑜见到周之友后,果然从他口中获得了重要线索:其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在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期间,从东京回国参加会议的日本留学生周佛海正与杨淑慧热恋,周佛海曾带她去过开会的“李公馆”那座房子,也曾让她往“李公馆”送过信:其二,周佛海曾写过一本《往矣集》,文中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

得到线索后,沈之瑜兴奋地直奔图书馆。由于抗战胜利后周佛海因汉奸罪身败名裂,其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拿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费了好长时间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往矣集》。在书中《扶桑岌影溯当年》一文中,周佛海详细记述了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其中提及了开会的地点:“我和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周佛海提到的一大外地代表住宿地方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开会的地方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这给沈之瑜指明了寻找一大会场的方向和范围。沈之瑜赶忙请教了几位上海地名学者和专家,得知贝勒路处于法租界之中。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与日本驻汪伪中央政府的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这年8月1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由日本人“一统天下”,贝勒路也就改了名,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现在,黄陂南路马路两侧有2000多座房子,范围仍是不小,何况李公馆早已易主。

一波三折的实地寻找

第二天,沈之瑜刚到办公室,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就主动过来找他,表示自己是遵照市公安局长扬帆之命来的,会尽全力帮助寻找李公馆。沈之瑜和杨淑慧一起来到黄陂南路开始实地寻找。他们沿着马路慢慢地踱着,可是找了半天竟一无所获。在杨淑慧的记忆里,当时李汉俊家的房子是新造石库门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租来居住的,前门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可30年后这里变化巨大,马路两旁已经全是房子,记忆中的“李公馆”已踪迹全无。

杨淑慧不甘心无功而返,之后的几日里她独自一人悄悄来到黄陂南路附近,细细回忆。当走到黄陂南路与另一条马路的交叉路口时,猛然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路人告诉她:“这是兴业路”。虽然平生未曾听过这一地名,但杨淑慧还是转到了这条路上,靠近转角的是五幢并排而立的石库门房子,从东往西分别为兴业路的70、72、74、76、78号。在这几幢房屋之间,她来回走动,反复辨认,似曾相识的感觉更加强烈。

杨淑慧赶忙找到沈之瑜,两人来到黄陂南路与兴业路转角处再次辨认。在兴业路76号房屋前,杨淑慧仔细张望一番,然后对沈之瑜说:“这很像当年李汉俊家。”但记忆中当年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可现在房子是挂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商店,旁边白色的粉墙上还写了一个2米多高巨大的“酱”字,外墙也加高了不少。为弄清真相,沈之瑜和杨淑慧在附近进行了仔细调查,并找到了酱园店老板董正昌。董老板是当地的老住户,对此地情况最为了解,他娓娓道来,这才廓清了30个春秋的变幻。

1924年董老板租下了望志路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也就是后来的兴业路70、72、74、76、78号)。他不仅砌高了外墙墙壁,将清水墙改为混水墙;内部也进行了改建。他将100、102、104号打通改为三上三下有厢房的结构,开设万象源酱园店,将106、108号改成两上两下,把106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亲戚居住,亲戚在106号开起了当铺,后来改成“恒昌福面坊”,外墙也刷成了白色,专营挂面生意。不论是外部还是内部,房子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董老板还提到,106、108号两幢房子先前是一位李先生租住的,他是续租的。李先生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变二为一。并且,这幢房子早先有后门在原贝勒路的树德里,现在已经封塞。

通过酱园老板的讲述,沈之瑜判定李汉俊、李书城兄弟与酱园老板口中的“李先生”绝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再结合上海人很少走大门,而是从后门出入的习惯,也弄清了当事人为何只记着贝勒路而不记着望志路的缘故。虽然眼前的李公馆已经面目全非,沈之瑜心头仍然是一阵狂喜:基本上能断定一大会场就设在这幢楼里。

会址最终得到确认

沈之瑜立即将信息上报。上海市委很谨慎,没有立刻把兴业路上那两幢房子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这时,有人告诉沈之瑜,李汉俊是当年中共上海小组书记,负责召开一大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后来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而他的哥哥,也即是李公馆真正的主人李书城,现在在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沈之瑜立即向市委反映了这一重要线索。

1951年5月,上海市委不仅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现景拍成了照片,还专门请了一个木匠把“恒昌福面坊”复原成李公馆的样子制成了模型,并派人将这些证物一同送往了北京。当时与会代表和董必武看后一致确认,这就是一大会址。李书城,也就是李公馆的房主,看了照片后也证实:“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现在路名和门牌改了,但那两幢房子确实是当时我家的住房。”由此,中共一大的会址得以确认。

1951年10月8日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专门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担任主任。此后,又经过多年走访、调查、考证,终于确定了开会地点为这幢房子的一楼客厅,并对会议室内外家居摆设进行了复原。同时请制作各种生活用品的老工人逐一对会议室内放置的茶具、烟灰缸、花瓶、灯罩、灯泡、电灯开关等作了核实考证,力求符合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式样,切实做到“新工旧作,整旧如旧”。在此以后,才终于使一大会址当年的情景得以再现,前来参观瞻仰的人都表示可亲可信,如临其境。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其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68年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并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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