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两点经验

我们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经常会向西方国家借鉴经验，但如何借鉴，大有学问。我认为，西方国家的有关经验和教训中，有两条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不能太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很多西方国家本来有能力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建立不同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但他们一般都没有这样做或做得不好，到20世纪中才一举建立福利国家。即使19世纪后期作出了一系列努力，但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也是不相配的。

说他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理由有两点。一是在西方国家中，后起的德国就比其他国家做得好，最早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解决办法，那就是19世纪80年代由俾斯麦大力推行的一系列保障工人基本生活水平的措施，这通常被看成是福利国家的萌芽。二是一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在这个问题上比当年的西方国家做得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弊病。

当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要符合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但我们要坚信一个基本道理：任何水平的经济发展都应该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不这样做，社会保障建设将永远落在经济发展后面。发展中国家会出现这样一种思想：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还无法做很多社会保障方面的事情，等将来……最好的选择应该是：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不断跟进。世界上其他后发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大体上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更应该做到。

二、应在相关问题上取得全民共识

如果没有就贫困、福利、财富来源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及执行都可能是不得力的。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说得好听一点是没有经验，说得难听一点是政府不作为，而这种不作为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偏见造成的。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其实也不乏重视这方面问题的人。早在19世纪初，法国的孔德就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未受到主流思想界的重视。当时西方学术界有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寻找摆脱因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冲突的良方；另一方面，迟迟未能发现或否定古典自由主义时代产生的一些偏见（也许开始时有其正确的一面）。其表现是，在很长时期内只把财富看成纯粹是个人能干的产物，把受穷看成是工人自己无能或者懒惰的结果。19世纪后期风靡一时的社会达尔主义还在这个问题上推波助澜。

19世纪末，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不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neo-liberalism）兴起，一种新的认识也开始形成并慢慢成为共识，从而为20世纪中建立福利国家提供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1、贫困的性质需要重新认识。工人贫困不是因为他们懒惰，而是经济结构本身存在问题。1889―1903年间，查尔斯・布斯发表了长达17卷的《伦敦人的生活与劳动》，提出了“贫困线”的概念，并令人信服地指出贫困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结构本身存在问题。

2、经济发展不一定能同时为富人和穷人都带来好处。

3、财富的性质等等需要重新认识。个人权利或个人财富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只有社会才能使权利成为可能，所以每个人都必须为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作出努力。

4、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通过立法来实行再分配。

20世纪初，这方面的争论达到了相当广泛的程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表现。1885年1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说卡内基在接见记者时自称是社会主义者。20多年后卡内基出版《今天的问题》一书，一篇书评这样评价道：卡内基在劳工改革问题上持有的意见几乎与那些名声很大的社会主义者差不多，比如他深信劳动与资本间是一种合伙的关系。他还坚持在1889年提出来的“财富的福音”的观点，即强调来自社会的财富应当回报给社会。只有在这样广泛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就如何解决穷人的问题进行系统的讨论。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保障理论就是在上述共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三、结论

工业化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等工业化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后再来关注这个问题，也不能超越经济能力搞社会福利。有人行善，这是他在履行社会责任，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恩赐――因为他的钱是在社会中赚的，他有责任维持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赐予与接受赐予都是为了维持这个社会，双方都是在努力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而有钱人有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有这种能力。

现代社会照顾穷人是为了使陷入困难的公民能够克服困难，坚定对生活的信心，积聚力量重新投入竞争，这与传统的济贫有很大区别。我们要通过具体措施来防止西方福利国家中出现过的一些人不愿劳动而坐吃福利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