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地区新出土汉代复色釉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安南部地区的甘泉、富县、志丹、宜川等县发现了许多汉代墓葬，出土了大量低温铅釉陶器，其中有一些复色釉陶器较有地域特色，为国内其他地区所罕见。笔者有幸在上述各县的博物馆及收藏爱好者处见到了部分此类陶器，现将这些资料公布，并作简要讨论。

出土代表器物

黄釉绿彩钫　1999年7月甘泉县桥镇乡方家河村北出土。高24厘米。直方口，平沿，高领外凸。束颈，溜肩，鼓腹微垂，下腹内收成平底。钫高圈足微外撇，底部满布指按纹。器表施赭黄色釉，颈部一周施绿釉，钫身四面用绿釉绘满不规则云气纹。泥质红陶，胎体较厚重。

酱红釉绿彩仓　通高27厘米。小直口，平沿。肩为两层伞形遮檐，每层遮檐上均匀分布相错的五条高凸瓦脊。仓腹筒形，下腹内收，平底，下粘接三锥形短足。上腹部刻划一双扇窗户，窗户下接直梯。下腹有一小圆洞。仓身施酱红色釉，瓦脊上涂绿釉，瓦脊间用绿釉绘“U”形斑块。

酱红釉黑彩罐　高15厘米。直口，平沿，圆肩，深腹斜收，平底。肩部、腹部各施凹弦纹两周。器表施酱红色釉，肩部用黑釉绘一周勾连云纹。

酱黄釉绿彩盘口壶　高24厘米。盘口，平沿，短束颈，溜肩，鼓腹斜收，平底。口沿下至腹部饰凹弦纹3周。器表施酱黄色釉，颈、肩、腹部饰绿釉彩斑。

酱红釉绿彩壶　高40厘米。深盘口微敞，平沿内凹成双唇。直长颈较粗，溜肩，鼓腹，下腹内曲弧收成假圈足。颈、肩、上腹部各施凹弦纹两周。器表酱红色釉，盘口内施薄釉。肩部和上腹部用绿釉绘勾连云纹3周。

酱红釉绿彩仓　通高24厘米。小口高直，平沿微侈。肩呈伞形，出遮檐，上有瓦脊4条。仓腹为直筒形，平底，下粘接三锥形矮足。上腹部开一长方形小窗。仓身施酱红色釉，瓦脊涂绿釉，瓦脊间用绿釉绘“U”形斑块。

酱红釉绿彩樽　通高14.5厘米。樽身呈筒形，平底，下粘接三蹄形足。口沿下施凹弦纹一周。除器底无釉外，通体施酱红色釉，口沿下及底边涂绿釉，樽身一周用绿釉绘圆点和波折纹。以上出土釉陶均为甘泉县博物馆藏品。

1995年4月，甘泉县城内粮食局基建工地发现汉墓一座，出土青铜带钩、龟钮印、五铢钱币和部分复色釉陶器，其中有黄褐釉绿彩凤纹壶3件，形制相近，大小各异。以其中1件为例，此壶高42.5厘米。盘口外敞，高领，平沿，束颈。斜溜肩，深鼓腹，下腹部内曲，饼形平底。颈、肩、上腹部等距饰细密的轮制痕弦纹5圈，腹部满布不规整轮制痕迹。肩部用利器刻划出两只同向飞奔，形态相近的凤鸟纹。凤鸟曲颈扬冠，昂首张喙，翘尾振翅。构图简洁，刀法洗练，极富动感。壶通体施黄褐色釉，釉层较薄，盘口内亦施褐色薄釉。肩部刻划的凤鸟纹用绿釉描绘，因长期浸蚀，绿釉表面呈白色。

黄褐釉绿彩鼎　通高17.5厘米。盖呈半球形，顶部正中为一索状桥形钮，桥钮周围饰3个对称的长方形竖钮，钮上开小孔。在鼎盖上，围绕桥钮、方钮用双线刻划出一大朵六瓣花纹。鼎身口部微敛，子口，圆唇，圆鼓腹，圆底。上腹有两圈圆凸棱，腹中部有一周折棱，上附外撇方形短耳。折棱下方接三蹄形短足。鼎外表施褐色釉，腹、盖里面不施釉，盖上的六瓣刻划花纹上涂绘绿釉。

黄褐釉绿彩凤纹仓　通高44厘米。由仓盖和仓身两部分组成。腹部刻划出一只与陶壶上纹饰造型相似的凤鸟，凤鸟右侧刻划出带有窗楣、窗框的双扇窗户和斜梯。仓口上接三立柱，上承仿木四角攒尖顶形盖，表面有瓦垄。盖上立捏塑动物4只，中央及左侧为一对高冠翘尾的公鸡，右侧为一四足、长颈长尾兽，正前方蹲立一猴，猴双臂前垂及地。仓通体施黄褐色釉，凤鸟、窗、梯、瓦脊、仓盖顶部及公鸡、猴身上施绿釉，兽颈、尾施绿釉条纹。

黄褐釉绿彩灶2件灶1长22厘米，连烟囱高18厘米。双火眼马蹄形。灶台上前部左右各开一火眼，上置小釜，釜内有曲柄勺。两火眼后方各置一小罐，左侧罐口扣一勺。火眼和小罐之间覆置一大耳杯，耳杯上放一盆，盆中有曲柄勺。灶台后部中央立一瓶形烟囱。灶前立面下方正中开长方形灶门，周围刻划出网格纹及菱形纹。器表施褐色釉，釉层较薄，灶前立面四周及网格纹、菱形纹上用绿釉涂绘。灶2长22.5厘米，通高23.2厘米。形制、釉色、装饰与灶1相似。烟囱被塑造成一长耳兽首，造型极为独特。兽首施褐色釉，涂绿釉条纹。灶前立面刻划的菱形纹上涂黑釉。

黄褐釉绿彩三足器座　口径13厘米。器身呈盆形。敞口微侈，双唇，直腹，无底，三足为器壁切割而成。围绕腹、足用双线刻划连续大波纹一周。器表施褐色釉，釉层较薄，波纹上涂绘绿釉。

2002年7月甘泉县高级中学基建工地发现汉代土洞墓一座，出土复色釉陶器和五铢钱币，其中包括赭红釉绿彩陶壶2件和酱红釉绿彩鼎酱红釉绿彩罐各1件。此批出土两件动物家畜釉陶塑像富有特色，酱红釉绿彩猪高5.6厘米、长12厘米，酱红釉绿彩狗高6.7厘米、长10厘米。出土大酱红釉黑、绿彩灶长20.8厘米，连烟囱高16.5厘米。双火眼马蹄形。灶面通体施酱红色釉，灶面菱形纹上施绿釉，网格纹上施黑釉。灶台上甑的口沿、小罐及烟囱上部施绿釉，陶釜露出台面的部分施黑釉。

除以上出土品外，延安地区出土汉代复色釉陶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有收藏，民间也有所藏。如笔者寓目过甘泉县民间所藏黄褐釉绿彩扁壶，富县民间所藏酱红釉绿彩陶仓、赭黄釉绿彩陶壶、酱黄釉绿彩陶灶，以及宜川县民间所藏出自当地的赭红釉绿彩陶壶，志丹县民间所藏当地出土的黄釉绿彩樽、黄釉绿彩罐等。

流行年代与艺术特色

釉陶器最早出现在西汉武帝时期的关中地区，黄褐色、棕红色等暖色调单色釉陶在西汉中期、晚期的墓葬中出土很多。以铜元素为呈色剂的绿釉陶起初较少，从汉成帝开始，逐渐多起来，到东汉达到了鼎盛。

延安地区发现的汉代釉陶器数量较多，分布广泛。以酱黄赭红黄褐等暖色调单色釉陶为主，其中黄釉绿彩、红釉绿彩、褐釉绿彩等复色釉陶占一定比例。绿釉陶器发现较少，且施釉、烧制质量不高。在所有出土复色釉陶器的墓葬中，尚未发现有绿釉陶器共出。这些复色釉陶器物组合明确，是以鼎、壶仿铜礼器和仓、灶明器模型以及罐、樽、熏炉、器座等生活用品为基本组合的器物群，这种组合形式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极个别墓葬中还出有钫、扁壶或猪、狗等动物俑，不见井、厕、楼、人俑等东汉中后期常见的器物。从墓葬资料看，延安地区复色釉陶器的年代大约应在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如甘泉县粮食局、高级中学两处出土复色釉陶的墓葬为西汉晚期流行的土洞墓。两墓出土钱币均为五铢钱，其形制特征与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流行于西汉中期的Ⅰ型和晚期的Ⅱ型五铢钱一致。

延安地区的复色釉陶器在器物造型 上极具地域特色。壶、罐类器物口沿多下凹成双唇。壶腹微垂，下腹部内曲成假圈足，圈足为大平底，较矮，与腹底无明显分界。此特征的壶在其他地区较为少见。鼎多为直腹，短耳、细长足，盖上有索状桥钮。樽为深筒三足形，均无盖。灶极富特色，均为左右双火眼马蹄形、瓶形烟囱，灶台上釜、盆、罐、甑等设施齐备。仓是延安釉陶器中最具特色的器型，多由仓盖和仓身两部分组成。仓身呈筒形，下承三足，上腹部开窗。肩为伞形遮檐，单层或双层，上有高凸瓦脊。仓顶为圆形或四角攒尖形，上立捏塑的鸡、猴等动物。这种造型的仓在国内其他地区发现极少。分瓣扁壶也极其罕见，开北朝分瓣扁壶造型之先河。

在制作工艺上，这些釉陶自身特色鲜明，胎体纯净，不含杂质。制胎黏土经精心筛选和淘洗。胎体陶色呈红色、砖红色、红褐色、浅红色等，未发现灰色或黑色陶胎，说明为氧化气氛下烧成，且胎釉一次烧成。施釉前的素器多不够精细，有的器形不够规整。作为底釉的暖色釉釉色多样，深浅浓淡不一，有黄褐、赭黄、酱红等多种颜色。暖色底釉施满器表，但釉层多较薄，无挂釉、垂釉、积釉现象，可见延安复色釉陶底釉的施釉方式为刷涂。在釉层较厚处，釉面布满极细碎的开片。器物底部和腹内(樽除外)不施釉。瓶、罐类器物的口沿内多用薄釉刷涂。同一器物的不同部位釉层薄厚亦不同，颈、肩部位多施釉较厚，釉面光洁，色彩鲜亮。腹部以下釉层较薄，釉面粗糙，干涩无光。装饰性绿釉釉层也较薄。器表釉面存留许多落沙、棕眼和气泡。有的部位还布有一层细密的透明结晶物，在高倍放大镜下观察，结晶物呈圆形，中部均有凹陷的小坑，应为破裂的气泡。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已掌握了二次施釉的技法。经观察发现，在复色陶器釉面上装饰的绿釉釉层较薄处，均可以看到其下的红色底釉，可见这些复色釉陶均为二次施釉，即先在素坯上刷一层红色底釉，然后用毛笔蘸绿釉在底釉上描绘纹饰或刷涂斑块。陶器釉面上的装饰性绿釉流动性不强，绿釉边缘与红、黄色底釉结合处除极少数有散晕、流釉现象外，大多界限分明，互不交融。根据上述特点，我们推断延安地区汉代复色釉陶的制烧工序为：素坯成型――刻划图案纹饰――上红、黄色等暖色底釉――施绿色和黑色装饰釉――入窑焙烧成器。

延安复色釉陶釉色丰富，以酱红、黄褐、赭黄等多种暖色调釉为底釉，以绿釉为装饰釉，对比强烈，还使用了罕见的黑色釉，突破了“复色釉”的概念，丰富了对汉代釉陶装饰色彩的认识。装饰手法丰富多样。釉上绘彩、釉下刻划，以及刻划与绘彩相结合是甘泉复色釉陶的主要装饰手法。用毛笔一类的工具，蘸绿釉在施满红、黄色底釉的器物上描绘出疏朗的云纹、弦纹、繁密的勾连云纹，涂抹斑块、彩点，取得了独特的装饰效果。在壶身、仓腹、灶面、鼎盖上，以娴熟的刀法刻划出精美写实的凤鸟纹、窗户、楼梯以及花纹、几何图案，并用绿釉加以渲染，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绿釉装饰器物的部位和纹饰相对固定。壶、罐类装饰的是肩和上腹，纹饰为一圈或多圈勾云纹或勾连云纹；熏炉基本是在盖上的红色底釉上再涂一层绿釉，身为红、黄色釉；鼎类是在盖顶中部、钮、双耳及三足外侧涂绘绿釉；灶类是在立面上刻划的几何纹上涂绿釉。部分灶台上陈设的盆、甑、罐、烟囱的口沿和肩部刷涂绿釉，灶立面的网格纹上涂绘黑色釉。仓类为肩部的瓦脊刷涂绿釉，瓦脊间多用绿釉涂绘“U”形斑纹，仓盖上的动物背上涂绿釉。几乎所有釉下刻划纹饰上都用绿釉描绘装饰。

此类在同一件器物上施两种以上反差较大釉色的汉代低温铅釉陶器资料，国内报道很少。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汉代复色釉陶在全国共有3个地区分布较为集中，一是河南济源地区，二是陕西宝鸡地区，三是陕北延安地区，其中济源和宝鸡两地的汉代复色釉陶已有学者作过介绍和研究，认为它们是中国最早的彩釉陶器。

延安地区汉代复色釉陶与济源和宝鸡同类器物相比，存在一定差异，并且在形制、器物组合等方面与本地大量出土的汉代暖色调单色釉陶相同。虽然目前在该地区还没有发现烧制这些复色釉陶器的陶窑遗址，但分析应是当地所烧制，延安是继河南济源和陕西宝鸡之后又一处汉代复色釉陶器的重要烧造地。复色釉陶在延安地区集中出现于西汉晚期到新莽阶段，这也正是复色釉陶在济源和宝鸡两地区流行的时期，不排除来源上受济源或宝鸡影响的可能。或许，在西汉中晚期，到陕北屯田的兵士和从关东迁陕北戍边的民众中就有来自陕西宝鸡或河南济源的制陶匠师，他们将先进的复色釉施釉技术带到了延安南部地区，并与当地已有的陶器装饰工艺相融合，生产出了地域特色鲜明的延安复色釉陶制品。

传统观点认为“唐三彩”起源于汉代的低温铅釉陶，但在提到多色釉装饰时，多数学者则把北朝的白地绿彩釉陶视为“唐三彩”饰釉工艺的起源。随着更多汉代复色釉陶资料的面世，特别是延安地区汉代复色釉陶的发现，使我们对汉代多色釉装饰工艺有了更多的了解，进而对“唐三彩”多色釉饰釉工艺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复色釉施釉工艺的出现，改变了釉陶色彩单一的局面，丰富了陶器装饰手法，是汉代制陶匠师对釉色装饰艺术的大胆创新，在工艺起源上，它们应被视为“唐三彩”饰釉工艺的源头，其釉下刻划装饰手法也无疑开启了后世陶瓷器釉下刻划工艺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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