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断工龄人员经济适应问题分析

摘 要: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买断工龄已经成为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社会关注多、政策关怀少,长期以来,买断工龄群体的经济社会适应状况都不尽如人意。文章结合深度访谈及对比分析等方法,通过对原哈尔滨第一机械制造厂的28位买断工龄人员的社会适应问题展开调查和分析,发现他们在经济层面上存在补偿标准极低、就业十分艰难、保障高度缺失等问题。因此,要从其自身的角度、政府角度及制度的角度去着力解决。

关键词:买断工龄 经济适应 国有企业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8-012-03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加速期,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改革也逐渐深化。在国企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突出而普遍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职工身份的转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国有企业的人员富余现象日益显示出来,买断工龄行为也就随之出现了。但是买断工龄大范围的进行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至今国有企业职工从7000多万下降到了4000多万,有3000万的职工与原企业买断了工龄。作为一场涉及几千万职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巨大社会变革,“买断工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毫无疑问,在买断工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对此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喻新安认为买断工龄的致命弱点是为企业的利益想得多,为工人的利益想得少。买断工龄过程实际上成了对工人应得工资的剥夺过程,在“买断”过程中,买卖双方不具有平等地位,价格多少,工人没有发言权,工人能拿到的只能是他应得的一小部分{1}。熊泽云认为买断工龄存在隐患,表现在未能体现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把企业正常的减员增效工作引入歧途,以及使劳动人口提前变成了消费人口{2}。马志忠等认为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漠视广大职工利益、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3}。其次,买断工龄中的职工行动研究。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还没有研究者专门就买断工龄中职工的行为特征做出研究,现有研究都是以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者为研究对象的,但是买断工龄与下岗失业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关性,大部分下岗失业人员最终通过买断工龄成为真正的社会人。李从容等认为下岗职工不愿意与原国有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其原因有:计划的就业体制正向市场的就业体制转轨,劳动管理混乱的客观原因,和下岗职工自身择业观落后的主观原因,这些原因都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4}。冯同庆认为,从工人的行为认知来看,他们知道改革的深入对自身利益的不利影响,其感受比其他阶层更真切;从工人的行为动机来看,希冀的只是工作和生活能有基本保障;从工人的行为选择来看,在不满与容忍中更倾向于后者;从工人的行为控制来看,努力调整自己以保持尊严;从工人的行为目的来看,是更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5}。刘爱玉从“顺从理论”出发认为,多数工人在具体改革过程中从情境理性出发,采取了服从、消极退出、个人倾诉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总体来说表现的是一种顺从行为{6}。最后,买断工龄的影响研究。有学者对买断工龄行为对职工和社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有其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买断工龄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聂正安认为,“两个置换”通过把传统意义上的国有资产的相当部分转化为对职工个人的补偿,从而为他们成为“市场人”了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7}。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在解决机构臃肿、人员冗余所造成的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普遍偏低,导致企业长期徘徊在“零效益”甚至“负效益”的严重问题时,比较普遍地进行了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而最受关注的,就是实施“置换员工身份”的劳动存量改革中,对国企在册“全民职工”采取企业支付补偿金形式,让职工一次性“买断”其终生的全民职工身份。这实现了国企改制过程中职工身份的置换,有力地推进了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促进了人们市场意识的形成。但是,这种一次性货币化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买断工龄人员几十年了已经完成的社会化成果。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在价值观、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都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在离开长期生活的“单位制社区”而被推向社会之后,面对新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节奏,这一群体难免会产生一种普遍的焦虑。经济的补偿和保障固然是生活的物质基础,经济社会的双重适应更是不容忽视。因为要实现职工从“单位人”到“经济社会人”的转变,就必须从各个方面加以适应,尤其是经济适应更是处于核心的位置。

因此,本文以国有企业买断工龄人员为研究对象,将这一群体在买断后面对全新社会环境时将面对的经济适应问题作为主要关注点。从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针对原国有企业职工买断工龄后,面对新经济社会环境,会有怎样的变化、如何适应变化、适应的程度、以及在这个适应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买断工龄人员经济层面的几个显著问题

1.买断工龄补偿标准偏低。据了解,原哈尔滨第一机械厂在进行买断工龄时,执行的是当时市委颁布的统一政策规定,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1年支付相当于本人1个月的工资收入为补偿金。经济补偿金的计发基数,是根据劳动者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月工资收入计算。劳动者的月工资收入,是指按国家和本市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不包括按国家和本市规定的个人应缴纳的各类税费。

在计划经济的全民固定用工制度下,国有企业固定职工享受的是“铁饭碗”、“大锅饭”,而与此同时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就是“低工资”。一般而言,工资体现着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力的价值。而这里所讲的低工资是指在以低工资、终生雇用为特点的用工制度下,职工劳动力的价值并未全部进入工资,而是以集体福利的形式提供给职工,例如,住房资金、子女教育等费用均不纳入工资。但是在买断工龄过程中,企业所提供的补偿金是按照职工在企业的正常工资计算,而代表着企业福利的那部分劳动力价值却不被体现和计算入内。企业长期以来提供给个人的福利也同时被切断了,职工却没有得到任何方式的补偿。又如,在没有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国企职工养老金同样未进工资。而是被企业作为税收上缴,或作为企业利润,或作为生产性资金。因而,企业在单方面解雇固定工之后所支付的“买断工龄”费用,是对其补偿性支付,尤其是固定工在岗期间所积累的养老金。在买断工龄以后,企业同时停止为职工支付养老金和养老保险费用,而职工如果想继续缴纳保险金,则完全需要自己支付。

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国有企业职工月工资不能完全体现其劳动力价值,因此,以职工的月工资作为买断工龄补偿金的基数是不合理的。这种补偿的不合理性体现在其仅仅考虑到买断工龄人员的直接损失,却没有考虑到其间接损失,也没有考虑到买断工龄人员在今后的择业成本和从事新职业的风险成本。

2.买断工龄人员再就业困难。在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众多社会问题当中,就业是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而不论是哪个群体的就业,都不单单是个人行为,而是关系到现有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处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一直是国有企业工人获取个人资源的主要渠道,甚至是唯一的渠道。工人与单位之间存在着依附与庇护的关系。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更愿意进入国有企业工作,因为进入国有企业意味着得到了一系列的经济上的保障和生活上的福利。这些保障和福利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铁饭碗”。个人、家庭以及单位型社区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与企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企业的背后还有国家的后盾。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企改制,虽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目标,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逐步切断工人与单位关系的过程。直至买断工龄产生,通过一种货币化的安置方式,彻底地切断了国有企业职工与企业的联系,这种方式的表现形式就是作为买断国有企业职工工龄的补偿金。在用金钱作为唯一补偿时,就业只能够自行解决,这也成为了国有企业职工买断工龄后最大的难题。

在笔者所访问的28位买断工龄人员中,除了2位有较高文化程度、较年轻的已经成功地再就业,其他大部分人员都还没有正式的工作。除了呆在家里,就是在外面做临时工。虽然政府在扶持再就业方面,出台过一些政策,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一定帮助,但是由于当前就业岗位与待业人数存在太大差距,要使买断工龄人员全面、大范围地实现再就业就只能是空想。很多人在买断工龄之后,所得到的补偿金还不够交退休年龄以前的社保费用,拿到手的那点钱是想动也不敢动。有的双职工夫妻买断下岗之后,生活就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这样一来,每月的生活支出和住房的水电杂费都让他们负担不起。

在买断工龄的群体中,大部分是年纪较大,自身条件较弱的“40、50”人员。曾经在单位中所从事的岗位已经被现代社会所摈弃,曾经拥有的技能在现代社会也已经落伍。在社会上本来就不多的就业岗位上要争得一席之地,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另外,一些体力劳动的岗位,由于劳动强度大,对人的体力、性别、年龄都有很高的要求。而买断工龄人员中的各方面素质显然是不适合的;而且,买断工龄人员长期生活在城市中,无论是从生活习惯,还是从心理认同方面,都将自己归于“城市人”,自然不愿意接受那种地位比较低下的工作。

工人失去了单位的依靠,而又无法从社会与市场上得到充分的资源,那么工人家庭、单位型社区走向贫困就成为必然。

3.买断工龄人员社会保障缺失。以往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在关闭破产或减员增效时,由于用于职工安置的资金缺口较大,或者当地社会保险体系不健全,因而现实中一些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给予职工经济补偿金时,普遍存在着“买断工龄”与社会保障体系脱钩的问题。

原哈一机厂于2005年申报破产,并同时对其1000多余职工实行买断工龄。而该厂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之后,要根据个人的再就业方式续接社会保险关系。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然而几乎所有买断工龄人员的再就业也都是临时的非正式的单位,他们想要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话,就必须由个人全部承担。这对于一个买断工龄职工来说,即使是再就业年收入也近万元的家庭,承担每年几千块钱的养老保险金的缴纳,无疑是难以维持下去。因此有少数职工不得不选择了退保,这就使得他们的养老产生了很大的不可靠性,进而会引发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

这些情况导致了国有企业买断工龄职工,尤其是大龄职工更加认为补偿金数额低,养老无保障。从而出现了“我把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拿了补偿金、断了养老金”等等顺口溜,反映出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可见“买断工龄”对他们来讲,不仅仅意味着“失业”,更意味着“失去保障”。

4.买断工龄人员福利被中断。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原哈一机厂和其他大型国有单位一样,职工一直享受的是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在厂区内有幼儿园、子弟小学、子弟中学、职业技术学校、理发店、公共浴室、厂办医院、文化宫、电影院、体育场等设备齐全的生活、休闲娱乐设施,不仅职工可以享受高福利的待遇,职工家属也可以享受到一系列优惠。虽然职工工资非常低,但是生活消费同样很低,生活上基本上没有后顾之忧。在调查中当笔者问到那时工资那么低,生活是否拮据时,有职工回答:“那时生活上基本不需要花钱,一个月除了买点水果副食之外,其他的消费工厂基本上都可以解决,看病不花钱,孩子读书不要钱,水、电、住房都不用花钱,连理发、洗澡、看电影也就是象征性的花几毛钱。”除了这些福利待遇外,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职工还可以分到面粉、豆油、猪肉、鸡蛋、水果等等。

但是,到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转制的深入,这些福利待遇慢慢地都没有了。在买断工龄前的相当一个时期,他们承受的是低工资待遇,而到买断工龄的时候,一般的家庭都没有什么积蓄,即使有点积蓄,在1998年到2000年不发工资期间,很多家庭也早就陷入了绝对贫困。所以,随着福利待遇的取消,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逐渐走向了贫困。

三、产生经济层面问题的原因分析

1.买断工龄人员自身原因。就业对任何群体来说,都是维持生活的唯一可靠保障。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形势下,各个阶层就业都面临很大压力。面对这种困难的情况,买断工龄人员再就业难的原因必然也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但是其自身存在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从生存境遇上来看,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文化素质也不高,长期以来从事单一工种,技术技能上没有创新和提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已经从单纯的体力型转向专业型和技能型。在这种环境下,买断工龄人员的就业劣势就显得越发鲜明。因此,他们的再就业就会面临着比其他群体更多的成本和投入。即使与城市外来民工等类似的弱势群体相比,这部分买断工龄人员所占的优势也不大,相反,受到态度等方面的影响,他们的劣势更加明显。下面,笔者将通过买断工龄人员与城市外来民工的比较,来试图发现买断工龄人员就业难的自身原因。

首先,买断工龄人员相对而言年纪较大,而距离退休年龄却还有一段距离。年龄和身体条件限制了买断工龄人员的择业范围。而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正处于青壮年,正是充满热情和冲劲儿的时候,其就业的选择范围也自然较大。在接受新知识和掌握新技能方面的能力也较差,这都给买断工龄人员的再就业设置了障碍。

其次,从对生活所追求的目标来看。买断工龄人员在按照国家政策得到完全的补偿后,短期之内,起码在半年或一年之内,还不会存在生存问题。因此,他们的生活会有比生存更高的追求,也就是更加“体面的生活”。在买断工龄人员当中,有一些文化层次稍高,或者家里还有一定积蓄的人对那些生活声望较低的职业根本不会选择。

最后,买断工龄人员都是长期生活在城市当中,相较于外来务工人员,没有那样巨大的生存压力,因而也不会有像外来务工人员那样的热情和勇气。

2.国有企业管理方式原因。在单位制时代,城市居民必须通过国家提供的就业体系才能获得生活所必需的资源,计划体制以外,个人的生存空间极其狭小。调查显示,在国家保障充分就业的社会政策影响下,城市居民可以通过招工和接班等方式进入稳定的就业体系。在访问的过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当初就业的时候大都是通过接班进入工厂,岗位只能接受单位安排,因而长时间被束缚在固定的岗位上,即使是在职期间参加技能培训也主要是对原有工作岗位劳动技能的提升。

稳定的工作,牢固的依靠,使人们将自己的命运紧紧地和单位捆绑在一起。潜意识里,单位成了一个人生活的依靠。这种单位意识使惰性心理元素占据了生活的主流,遇事不动脑筋,平日不思进取,一味地等、靠、要,成了许多人的心理惯性,而许多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被埋没了,一生糊糊涂涂地就混过去了。

3.社会制度原因。有学者认为,制度滞后是买断工龄人员再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在步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改革深入到“体制内”板块。为了“减员增效”,国有企业开始“下岗分流”,结果将大量的“隐性失业”排放出来,引起“隐性失业显性化”。然而,由于旧有的其他制度如产权制度、户籍制度、投融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滞后,制度创新的过程出现了严重“失衡”。反映到就业领域,国有企业排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缺乏接纳和消化的“渠道”,导致再就业受阻。

在买断工龄问题上,其经济层面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出现在一个环节上,而是几个关键环节都出现了问题。企业在买断职工工龄时的补偿金制度、在面对就业压力保障制度以及生活上的社会福利制度时,在这几个最为关键的制度当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现行买断工龄政策都是实行的货币化安置,用资金作为补偿,就业问题自行解决。这种制度对年龄接近退休的职工影响较弱。但是对于那些距离退休年龄还有一段具体的职工来说得到的几万元钱拿来交保险都不够,又何谈补偿?货币化的安置等于是没有安置,而与此同时还要面对失业的窘境。

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些传统的保障机制己经基本失去了作用。而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建设却又远未臻完善。如此一来,买断工龄人员就面临着一个极为困难的局面:当他们向正式制度安排求助时,会发现旧有的制度己经失去作用,而新的制度却还难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帮助。因此,他们只能更多地依赖于非正式制度。但是,访问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些职工中的大部分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原本就不丰富,甚至于是匮乏的,而社会关系网络对他们所能起的支持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己经成为了在“制度真空”状态中艰难立足的一群人,如果不能迅速地在新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确立自己的位置,他们的适应便无从谈起。以至于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改革的深化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一切都对我国的劳动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也只有企望通过进行新的制度建设来加以解决了。

4.地区性原因。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产业结构调节缓慢,非单位制企业发展不足。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社会步入了复杂多变的“转型期”,与沿海地区相比迈向市场化的步履相对滞后。在近20年的改革调整中,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非常缓慢,即:一是传统产业比重仍居高不下;二是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和增长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总值规模小,比重低,缺乏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带动作用。并且在传统体制下,政府往往重视国有经济和大型企业、忽视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重视资本密集型产业、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政策倾向使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的流向上存在和很大的“倾斜”性。

从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看,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有独资的单一企业依赖大,导致政企不分、市场经济成分发展迟缓。而从产业进入的角度看,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占有高比例的重、化工业大都具有资金密集的特征,客观进入壁垒很高,新的所有制成分很难从产业内部独立地成长起来。体制与产业的两方面结合,更加限制了具有活力的市场经济成分的增长和发展壮大。

从纵向对单位制发展轨迹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就会发现:受地域的经济结构、文化特色、历史积淀等因素的影响,单位制度的消解过程也具有明显的“不同步性”,即在非国有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生活在非单位体制下的成员的人数逐渐增多,“他们或者按着市场的机制,或者同时利用市场或非市场新旧两种机制,不断地改善着自己的经济地位。他们的行为作为一种参照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生活在单位制度中的社会成员。”

对传统的单位制度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加快了单位制度的消解过程。但与之相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非国有经济和非单位制不够发达,其对传统的单位制度的冲击自然也就不大。这使得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单位制虽然也走上了消解之路,但相比之下,单位制的现实影响仍然很大,不仅传统单位制度的堡垒依旧非常坚固,而且一些非单位制的企业也往往向单位制模仿、靠拢。

在整个社会资源都被单位所控制的条件下,民间的现代化推动力自然不足。具体表现为,无论是城市中的民营经济、外资经济,还是农村乡镇企业,在老工业基地,都不甚发达。与江南地区相比,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少受到来自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挑战。这样一方面限制了国有经济在结构调整中大量富余人员的分流空间,抑制传统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使经济发展步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难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反映到就业群体当中就体现出,中小企业发展迟缓,国有经济增长缓慢,这也就意味着岗位供给不足,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这些特点曾经是人们钟情于国有企业的原因,而现在却直接导致了买断工龄人员的再就业困难。

四、结语

在英国学者吉登斯的经济社会理论中,资源与规则共同构成内化在行动中的结构,经济层面的适应主要针对的是物质性的资源。它对应的是行动动机的日常生活经验。而以往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并没有给买断工龄人员的现实生活有益的帮助,经济层面的适应是买断工龄人员社会适应的第一个层面,也是解决其他两个层面适应的基础。如果这一层面的问题不能被长远地考虑,成熟地处理,问题不能够切实地解决,那么整个买断工龄人员的社会适应问题便无从谈起。可以说这一群体的很多社会问题、心理问题都是来自于经济层面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已经把其他丰富的生活侧面都掩盖了,甚至可能造成了整个群体的社会排斥,从而走向更大的社会问题。因此,这一层面的适应必须要得到应有的重视,并且通过从企业、从制度以及群体自身的角度来努力寻求问题解决的办法。

注释:

{1}喻新安.为什么“买断工龄”是错误的?企业活力,2002(11):1

{2}熊泽云.买断工龄有隐忧.政工研究动态,2002(6):18

{3}马志忠,郝翠荣.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职工维权工作与工会的职责. 工会论坛,.2005(1):29~30

{4}李从容,张凤鸣.下岗职工为何不愿与国有企业脱离劳动关系. 商业研究,2001(11):63~64

{5}冯同庆.企业改革中工人的自尊――对一种工人社会行动的考察.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4):19~20

{6}刘爱玉.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的行动选择――一项关于无集体行动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6):8~10

{7}聂正安.“两个置换”的突破性意义.湖南经济,2000(11):54~55

(作者简介:唐魁玉,男,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经济社会学等;张磊,女,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企业社会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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