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一、技术标准-企业竞争的新利器

各国公司都认识到，在今天的竞争中，卖产品已经成为一种最低级的竞争方式，较高一级的方式是卖服务，更高级的就是卖规则-标准。当一个企业主宰一项产品的标准，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个产品市场的领先者。因此，技术标准之争也就显得格外激烈。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技术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技术的垄断也就意味着对市场的垄断。因此，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从事联合技术开发就成了寡头行业的重要技术壁垒。以世界汽车工业为例，近年来，经过大企业之间的兼并与重组，市场寡头格局已基本形成。先后有福特汽车公司收购瑞典沃尔沃公司、美洲虎公司、阿斯顿马丁公司、马自达公司、大宇公司，通用公司收购欧宝汽车公司、入股五十铃和铃木汽车公司，戴姆勒-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法国雷诺公司向日产汽车公司注资等。于是，2000年初日美欧三大汽车公司丰田、大众与通用就实质上统一汽车和零部件的设计与开发系统达成了基本协议。根据协议，从2001年起，三家公司可以相互间在计算机画面上交换信息，迅速建立起联合开发体制。从而使它们在统一世界标准的下一代技术开发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注：参见李向阳：“国际经济规则与企业竞争方式的变化”，.）它包涵有两层含义：（1）对技术要达到的水平划了一道线，只要不达到此线的就是不合格的生产技术；（2）技术标准中的技术是完备的，如果达不到生产的技术标准，可以向标准体系寻求技术的许可，支付许可费用从而获得相应的达标的生产技术，这就是技术标准为什么越来越看重许可的最重要原因。曾经轰动一时的CDMA巨人美国高通公司商业运作模式、3C与6C的DVD收费事件的核心问题都涉及此问题。（注：参见张平、马骁：《标准化与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对于一些技术上不发达的国家来说，没有能力来进行技术研发，就只能通过从标准体系获得许可从而形成生产能力，除了付费之外，关键是要服从标准的管理，而标准的管理的实质和核心是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和利用。由于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和排他性，一旦这些知识产权进入标准行列并得到一定的普及，就会形成垄断，尤其在市场准入方面，它会排斥不符合此标准的产品，从而达到排斥异己的目的，这是标准能够实施全球技术许可战略的法律基础。

现实中，我们对于标准的全球技术许可战略有许多认识上的误区-有许多人认为许可本身仅仅就是标准的许可，也有人认为只要建立标准就可以坐享技术许可的成果。殊不知现代技术标准的全球技术许可战略是一个知识产权战略的系统工程，是一个管理的问题，这个知识产权的管理和规划工作，在建立标准之前就先行介入了。现代技术标准的全球技术许可战略是沿用了“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化”这一思路。这一思路贯穿于全球技术许可战略的始终，同时，这一思路又是以一场高水平的知识产权战略管理来实施的。因为从建立标准的初期，知识产权战略管理的工作就要介入，首先的工作是申请专利，因为专利技术是技术标准实施许可战略的基础，而技术标准的公布，往往又会造成资料公开，使得一些技术不再符合专利法上“新颖性”的有关规定，从而丧失获得专利的可能，这就使标准的对外许可能力大打折扣。其次是在技术标准化阶段将这些专利技术容入到标准中，在建标准的同时就要构建此标准体系的技术许可框架。最后才是标准建立后实施全球技术许可。在每一个阶段，根据标准的不同，又会有不同的操作，因此又体现出许多种知识产权战略。

2001年初，信息产业部和美国某公司谈判，关于在中国生产该公司倡导的CDMA标准的手机，美国公司的许可费开价是每部手机360.80元人民币的专利技术许可费，按照中国3年可以生产这样手机2 800万部计算，就要付出104亿元人民币的专利费。

韩国的数字电视采用美国的ATSC标准，按该标准提供的方案设计电视机接收机集成电路芯片，即使设计和生产的工作由自己完成，每一套也要向美国交纳30-40美元的技术专利费，因为标准中的技术方案是专利技术。如果中国也全套采用外国的数字电视技术标准，按中国市场3亿台数字电视计算，我们要就向人家交纳1 000亿人民币的技术转让费！（注：参见2001年1月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徐顺成司长在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但标准归标准，技术标准要实现全球技术许可、实现技术标准的产业化，还必须考虑市场需求，只有存在大的市场需求，才能谈得上技术的产业化。从以下一反一正两个例子，我们也许会得到某种启示：（注：参见刘守文：“3G即将到来的世纪盛宴”，载《通信产业报》2001年7月21日第3版。）

反例：日本在发展移动通信2G标准的时候，选择了自己独有的PDC技术，并在国内获得了成功。日本人彼时的心情并不亚于此时的中国人，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感也不可谓不强烈，但由于这种技术始终被限制在日本岛内，失去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资格，日本的通信制造业和运营业的国际化付出了沉重代价。回想当初应用自家技术时的那份自得，此时的日本要想再畅怀大笑恐怕已经很难。

正例：日本的北方邻居-韩国早在1991年就采用了别人—美国的IS-95CDMA标准，并在此标准的基础上大力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成熟的商用系统，享有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并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建立了运营、生产、消费良性循环的移动通信产业，获得巨大成功。如今，韩国已在国际移动通信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使得韩国在该领域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不容忽视。

在高新技术方面中国面临国外专利远远高于国内的严峻现实，而随着入世的到来，在开放的市场中，以标准技术面目出现的许可证贸易更会铺天盖地的涌来，并且没有商量的余地。由此，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与评介，能够引起产业界对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之间重要性的重视，充分利用技术标准许可策略发展中国的民族产业。在现今的产品生产领 域，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生产领域，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生产标准成了进行技术垄断和市场限制的一种新的手段，谁能够抢先进行技术标准的制定和管理工作，谁就有可能抓住对这个产品乃至产业的主动权，所以说技术标准体系和标准全球技术许可战略对于一个新兴产业、对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对待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的正确态度

（一）对待技术标准要有清醒的头脑

能制定标准固然是好事，但脱离实际盲目或片面地追求制定标准就不足为取了，而为此付出代价就更不值得了。比如在域名领域，为了应付NSI、CNNIC、IDNS等诸侯们的标准，联想集团目前共注册了各种中文域名共70多个，每年需要交纳的注册费超过10万元-如果全国的企业都注册的话，那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了。10万元对于联想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中小企业可能就是一笔可观的开支。再说，对于一个企业而讲，即使注册5个国际域名，也不过才有500元流向国外。在给国内企业10万元和付外国企业500元之间到底哪个更划算，相信谁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注：参见孙善清：“中文域名将获全球认可　标准只是掩耳盗铃的幌子？”，.）

（一）促进作用

标准化是国际贸易的一个出色的推动器。在国际贸易中，保持价格的竞争能力，进行市场需求的预测调查，在国外扎根进行优良的售后服务以及给予优惠的贸易信贷条件等，是推动出口的政策基础。但是“技术外交”仍然是不能忽视的，标准化就是这种“技术外交”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目前许多国家政府部门不借耗费众多的人力和大量的投资重视标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际贸易中，为了争夺市场，推动出口，应采用出口国标准、进口国标准、国际标准或其他的形式，不要拘泥于一种形式，不要轻易地否定或忽视其中的任何一种。应在结合市场调查和预测的情况下，研究具备什么样的质量标准才能打入国际市场。事实上，发达国家常常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被拒收或报废，虽然原因很多，但是缺乏标准、技术法规方面的情报和缺乏严格的质量控制是一个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要想把本国的标准在贸易中强加给美国、日本和西欧那样工业发达的国家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某个部门或行业形成了某种技术习惯，那么该部门或该行业的标准选择必然受供应国的影响。因此，有些发达国家尽力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标准化的技术协作，其目的就是想施加影响和推广本国标准，使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二）保护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市场，纷纷以关税壁垒阻止外国货物进口。第二次大战后，由于实行了减让关税，“贸易自由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1973年石油危机后，在物价、能源、失业和国际收支问题的困扰下，互相争夺市场十分激烈，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现代的国际贸易又从贸易“自由化”转向“保护主义”。技术标准，既可以用来消除贸易技术壁垒，又可以用来在国际市场上制造麻烦，筑起新的贸易的技术壁垒。ISO主席考塔里曾呼吁国际标准化组织各成员国，不容假借标准或滥用标准来炮制规范，给进口设置障碍，也不得利用标准的差异庇护本国生产商的不符合标准的商品。标准化的实质就在于其普遍性和统一性。如果利用标准来实现狭隘的、目光短浅的利益，那么就完全丧失了标准的真正目的。这毕竟是美好的愿望，事实上，在剧烈的竞争中，各国往往利用标准的不同要求来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或者利用提高标准水平的办法来阻止进口。把国家标准中的不同规定，用以保护本国产品的做法是屡见不鲜的。旧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采取以高关税为手段，而凭借经常变化、复杂苛刻的技术标准正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如果人们把关税称为贸易中有形壁垒的话，那么技术壁垒是贸易中一种无形的壁垒。德国曾利用美国的磁带标准与本国不一致，禁止从美国进口磁带录音机。同时，德国一直垄断着西欧的磁带录音机，极力阻止美国产品渗入。美国则求助于国际标准使美国的磁带标准作为ISO标准被通过。此后美国的磁带录音机才得以进入欧洲各国。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传统的以关税政策来保护贸易的方式不得不发生某些变化，而让位给更为微妙的外贸调节方式，即用更为行之有效的标准化方式取而代之。

（三）协调作用

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起因于标准和认证制度的事例不断增多。世界上颁布的各类标准浩如烟海，相比之下，国际标准的数量则显得不足。标准化工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它的协调性。只有通过协调标准，取代那些杂乱无章的标准，才能使之成为简化贸易的有效手段。所谓标准的协调，就是指已由不同的标准化机构的批准，在技术上相同或认为在实践中技术上是相当同一领域中的标准。近十多年来，仅协调标准还不能完全消除贸易的技术壁垒，而协调试验、检验、质量认证以及技术法规同样是重要的。这是因为在竞争的情况下，各国不仅利用标准中的不同要求来保护本国的制造商，甚至可以在产品的尺寸、额定值或其他要求方面排斥国外的竞争者，而且当用标准达不到保护目的时，则在产品的试验、检定和质量保证的程序上设置障碍。目前，许多国际性、区域性和双边、多边的标准化组织，其目的就是协调各方的标准，从而尽可能减少贸易的技术壁垒，为贸易自由化铺平道路。

九、标准的发展与演进

标准是伴随技术发展而发展，同时，标准的有关管理政策，尤其是知识产权政策和全球技术许可战略也随技术的发展而不断作出调整。因特网技术标准组织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和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就是明显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因特网技术发展的前10年，因特网技术不像电信技术领域，因为没有什么专利技术对这个领域有影响，相关的因特网标准（包括前期的模糊标准）是开放和合作的。但到了因特网技术发展的第二个10年，由于软件技术、电信技术和因特网技术的紧密结合，使得因特网相关标准在建立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专利技术，这一情况，迫使W3C、IETF、WAP Forum等因特网标准化组织都不得不考虑调整政策，借鉴其他标准化组织的经验，重新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政策。

以IETF为例，IETF原来在标准化工作中对专利技术的观点是：“尽量采用那些非专利技术的优秀技术，因为IETF的目的是使其制定的标准广为适用，如果涉及专利权的问题，标准的适用将涉及专利权的授权问题，从而影响人们采用该标准的兴趣”。（注：参见董颖：“数字空间的用问题”，载《电子知识产权》2001年12期，第39页。）但现在IETF已经完全改变了，因为有的专利技术是标准技术方案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些专利，标准方案就是很不完备的，终于IETF调整了政策，新的专利政策规定于IETF的BCP 97文件中。

2001年8月16日，W3C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W3C工作指南草案，向全球征求意见，其中就涉及到了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的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技术的披露规则，以及专利权人向W3C提供愿意进行专利技术许可的声明要求。在这之中，W3C将专利权人承诺愿意在合理和非歧视状况下对愿意获得技术许可一方进行的许可，叫做RAND许可，因为英文的“合理和非歧视的”为Reasonable，non-discriminatory，RAND就是取Reasonable单词中的R和A，取non-discriminatory单词中的N和D而得名。W3C又将专利权人承诺愿意在免费的状况下对愿意获得技术许可一方进行的许可，叫做RF许可，因为英文中“许 可费免费”的原文是royalty-free，RF就是取royalty的开头字母R和free的开头字母F而得名。（注：See W3C Patent Policy Framework W3C Working Draft 16 August 2001 Part1Overview，URL：.）关键问题是将使用新知识和含有新知识的产品中的公共利益，与鼓励发明和创造中的公共利益相和谐，其中的发明创造产生了新知识，和产生新知识所依赖的物质和文化进步。困难在于，知识产权系统追求实现确认私权，以及个人物质利益。这样保护“作者”的“精神和物质利益”的（人）权与从这样的保护所引起的个人物质利益权利不可分开地联系在一起。创造者和发明人的个人利益来源于消费者的消费。在消费者穷困的情况下，这就与基本人权相冲突，比如，生存权。知识产权系统，正如在Trips中所表明的，不允许-除了在非常窄的方面-在良好的生存和教育必需品和其他商品，比如电影或快餐之间有差别。

因此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权利最好被当做能帮助国家和社会促进实现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工具之一。特别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人的最基本权利处于知识产权保护权利所要求的下一等级。知识产权权利由政府授予有限的时间（至少对于专利权和著作权），而人权是广泛存在并不能被剥夺的。（注：参见联合国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支委会（2001）“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Human Rights”，UN，Geneva，p.6，paragraph14，Document No.E/CN.4/Sub.2/2001/12.来源：www.unhchr.ch/Huridocda/Huridoca.nsf/（Symbol）/.4.Sub.2.2001.12.En？Opendocument.）当今知识产权权利几乎都是被当做经济和商业权利，作为Trips的情况，通常被公司持有而不是被个体发明人所拥有。

尽管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人们更愿意把知识产权当做公共政策的工具，对个人或是单个机构授予经济特权，以促进产生更大量的公共产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特权意味着结束，并不是结束本身。这样，在知识产权保护的使用价值这一方面，可以与税收相比。几乎没有人会认为税越多越好，如果直接或间接税收的费用能提供公共设施，产生社会价值，那么可能会希望有更多的税收。但是，如果过度的收税损害了经济增长，那么很少人会获得利益。而且，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花了大量时间考察税收系统是否是最佳的。过重的社会安全税收是否会损害雇佣？特别税收破坏了服务于他们的预定目的，还是仅仅使纳税人不愿做他们正在做的工作？从社会观点来看，税收系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否是所希望的？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有类似的问题。其中好处有多少？其怎样构建？最佳的结构怎样根据部门和发展的层次而有所不同？而且，即使我们构建了权利保护的层次和结构，使鼓励发明和创造与社会费用之间达到平衡，我们还应当考虑利益的分配。

（三）知 识产权的作用

对于知识产权制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其作用的认识是不完全一致的。多数人认为知识产权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必要因素，经济增长反过来有助于减少贫穷。通过鼓励发明和新技术，能提高农业或工业的产量，提高国内和国外投资，促进技术转让以及提供充足的战胜疾病的药物。他们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起作用的体系，没有理由不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相同的作用。而同时，一些人同样强烈地反对上述观点。他们认为由于可能缺少必要的人力和技术能力，知识产权权利在发展中国家对鼓励发明所起的作用很小。知识产权权利不能有效地鼓励，开发新产品以使其受益于穷人，是因为即使产品已经研究出来，他们还是不能买得起产品。这就限制了通过模仿来选择技术。这些制度允许外国公司通过得到专利保护而脱离其国内竞争，然后通过进口服务于市场，而不是在国内制造。而且，这些制度提高了基本药物和农业进口的成本，极大地影响了穷人和农民。

发展中国家中除了受本国知识产权法律的影响外，还受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间接影响。在数字时代，限制使用互联网上的材料和数据会影响每个人。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可能被禁止使用被保护的数据，或是缺少能使用的足够资源。对发展中国家有影响的重要疾病或是新的农作物的研究，在发达国家实施时可能会受到知识产权体系的阻止或促进。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可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鼓励开发那些对发达国家的人们有利益的特定种类产品，从而将解决全球突出的问题的知识资源转移过来。发达国家的惯例允许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或基因资源在没有事先协议的情况下，受到专利保护，分享商业化带来的任何利益。在一些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输出可能会受到这样保护的限制。所以说，知识产权是把双刃剑，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适应和充分运用这项制度，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知识产权是由社会决定可以赋予其特定财产权的知识形式。它们与有形财产或土地的所有权有某些类似之处。但知识比知识产权要多得多。知识以多种方式存在于人之中，存在于机构之中，存在于新技术之中，其一直被看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注：知识和技术变化的精确作用是经济学者争论的课题，但这是主流观点。关于该争论的非技术性讨论，参见World Bank（1999）“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99：Knowledgefor Development”，World Bank，Washington DC，pp.18-22.来源：/wdr/wdr98/.）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现代经济学之父，在19世纪即这样认为。（注：World Bank（1999），p.20.）随着近年来的科技进步，特别是在生物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ICT）方面的进步，知识与以前相比，在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公司乃至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商品和服务方面的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增长最快，（注：Maskus，K.（2000a）“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the Global Economy”，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 DC，pp.73-79.）其知识产权保护也最为普遍。

在发达国家，有充分证据表明知识产权现在是并且已经是某些工业部门中发明的重要推动力量，尽管在不同部门中其究竟如何重要的证据交织在一起。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证据显示，制药、化学和石油工业十分显著地表现出专利体系对于创新非常关键。（注：Mansfield，E.（1986）“Patents and Innovation”，Management Science，vol.32：2，pp.173-81.）现在，人们需要将生物技术和某些信息技术成分加入上述领域。同样已经证明著作权对于音乐、电影和出版工业十分关键。

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在其前面的发达国家一样，本土技术接受力的发展已证明是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这种接受力决定了这些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和应用外国技术。许多研究总结出：决定能够成功地进行技术转让的最为独特的一个因素在于本土技术接受力的及早显露。（注：Radovesic，S.（1999）“International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atch-u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Elgar，Cheltenham，p.242.以及Saggi，K.（2000）“Trade，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A Survey”，World Bank，Washington DC（来源：/wbiep/trade/papers-2000/saggiTT-fin.pdf），and Rosenberg，N.（1982）“Inside the Black Bax；Technology and Economics”，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Cambridge.）

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科技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数量方面差别很大。技术能力的一个普遍采用的参数是在美国以及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的国际申请的专利活动范围。在2001年，小于1%的美国专利授予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申请人，而其中接近60%来自于7个技术较为进步的发展中国家。（注：2001年被授予超过50件美国专利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266件，印度179件，南非137件，巴西125件，墨西哥87件，阿根廷58件，马来西亚56件。中国台湾地区6 545件，韩国3 763件，但它们在世界银行的分类中不属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我们的计算是在2001年的184 057件总授权中，有1 560件美国专利授予了世界银行列出的发展中国家。来源：www.uspto.gov/web/offices/ac/ido/oeip/taf/cst-all.pdf.）在PCT中，发展中国家1999—2001年占低于2%的申请量，而这些申请中超过95%仅来自5个国家：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和墨西哥。（注：根据WIPO提供的信息。1999—2001年，在5 014件总的发展中国家申请中有4 816件申请来自这5个国家，其中韩国（4 622）和新加坡（640）也是主要的申请国。）这些国家的专利申请数量虽然少，但比整体PCT申请的增长要快。PCT申请在1999年至2001年间增长了近乎23%，但这些国家在总申请量中的份额由1999年的1%增长到2001年的2.6%.我们已经发现，研究开发的支出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以及少数几个技术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发展较强的本土技术能力。这意味着它们既难以发展其自身的技术，也难以吸收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

知识经济的建立直接依赖于知识的创新、生产、传播和应用。在这当中，无论是构造维护知识创新者利益的氛围，还是有效地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利用，都离不开切实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知识创造的激励作用

知识产权制度依法对授予知识产权创造者或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的排他独占权，并保护这种独占权不受侵权，侵权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了这种独占性，就使得知识产权创造者或拥有者可以通过转让或实施生产取得经济利益、收回投资，这样才有继续研究开发的积极性和物质条件，从而调动知识创新者的积极性。据美国某研究单位统计，在美国的制药工业中，如果没有专利制度，至少会有60%的 药品研制不出来，因为药品的研制需要高额的投入，而且周期也长，一般需要10年左右。而在日本，1940年至1975年的35年间，仅创制了10种新药，1975年日本开始对药品施行产品的专利保护后，至1983年8年间就创制出87种新药。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对发明创新起着极大的激励作用。

此外，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同行或竞争对手要想得到这一知识产权或取得许可使用的权力，往往要付出高额费用，而在很多情况下，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不同意转让或许可。这就使得同行或竞争对手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必须在已有知识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做出新的创造，并依法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这种站在他人肩膀上不断前进的循环往复，有力地推动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二）知识产权制度具有调节公共利益的作用

知识产权制度虽然保护知识创造者的利益，但并不等于垄断。知识产权制度有两大功能：一是保护功能，这使知识创造者的正当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从而调动了人们从事创造活动的积极性；二是公开功能，也就是知识创造者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要向社会公开自己创造的内容。保护与公开这两者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正是通过知识产权制度以保护换取公开的调节，这就实现了公平、公正与合理。如对于技术发明来说，由于技术发明得到了法律保护，因此对技术发明内容向社会公众公开也就不必担心了。而这些智力成果信息，对知识的再创造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科技研究或立项之前，如果能充分利用有关信息，进行检索，就能准确把握国内外的发展现状，不仅能避免重复研究、节约费用，同时也有利于在研究生产中抢时间、争主动。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介绍，在研究开发工作中如能充分利用专利文献信息，不仅能提高研究起点，而且能节约经费60%，节约时间40%.又据欧洲专利局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十几个条约成员国的研究开发工作如果不检索利用专利文献，每年就要多花350亿马克的经费。因此，知识产权制度既保护了知识创造者的利益，又兼顾了社会公众的利益，有利于调动人们各方面的发明、发现、创造的积极性，从而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科研成果和知识产品。

（三）知识产权制度具有保护投资的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新的投入，才能有新的突破。一项科技成果的取得需要经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复杂过程，需要大量的投入和付出艰辛的劳动。例如，一种新药从研制开发到生产，需要花费十几年的时间和几亿美元的经费才能上市。而这种科技发明成果作为知识财产是一种无形财产，属于信息财富的范畴，在经济学上它作为“易逝财产”极易丢失，难以控制，因为复制这些知识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这种现象就更严重，愈是有市场前景的智力成果，就愈是容易被任意仿制或剽窃。因此，这种无形财产的流通需要法制化、规范化，使得知识产品的流通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正是适应了这个需要。知识产权制度通过确认成果属性，保障做出主要物质技术投入单位或个人充分享有由此所产生的合法权益，通过保护专利、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名称等专属权利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维护投资企业的竞争优势，维护市场的公平和有序的竞争，并用法律正确规范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自觉尊重或被迫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使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他人智力劳动成果的良好社会环境和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从而使其有更多的财力、物力和智力资源投向研究开发。

（四）有利于促进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知识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全球化的经济。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向着全球化的发展，既为知识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知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扩散速度大大加快，这为各国获取知识成果、进行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同时，在知识成果贸易和知识含量高的产品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各国共同遵守的规则。而知识产权制度就是这方面的规则。尽管知识产权法是国内法，由各国制定，但是，其中有许多共性的内容，如时间性、地域性、独占性等。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许多国家加入了世界性的知识产权组织或条约，遵守共同的原则，如，国民待遇原则、优先权等。不仅如此，世界贸易组织还从发展世界贸易的角度制定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提出了在世界贸易发展中各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必须遵守的若干规定。如果没有这种规则，没有知识产权制度，知识成果的引进、合作、交流就难以进行。在当今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知识，都不可能靠自己创造，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如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大力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同时，从国外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引进外资，仍然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日本在二战后一片废墟的基础上，能够实现经济迅速腾飞，其重要原因就是大量引进了美国等国的先进技术。在知识经济时代，引进知识成果和资金，国际间双边、多边的知识成果的交流与合作，必将更加依赖于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经济的发展为各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创造了条件，而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中要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保护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也越来越离不开知识产权制度。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来我国申请专利的数量迅速增长，经济发达国家囊括了在中国申请专利的前10名。外国专利申请几乎占中国专利的20%，这个数字不可小视，它意味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前夜。我国的企业要想走上国际市场并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在致力于开发生产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同时，也必须拿起知识产权法律这一有力武器。（注：参见朱江岭、侯钰：“知识产权制度作用”，.cn/bbs/article.asp？id　= 40&order = 0.）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标准的作用与知识产权的作用各有其特点，一旦能找到契合点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其威力和影响力就非同凡响，其效果绝不是简单的1 + 1 = 2，而是1 + 1＞2.现代技术标准，就是成功地利用专利技术和标准化工作的特点，巧妙地将全球技术许可战略构建在技术标准之中。技术标准的全球技术许可战略就是这样典型的1 + 1＞2战略。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战略的结合，并不是对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挑战或新的突破，而是在遵守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对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灵活运用。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并不是创设了什么新的国际知识产权新规定，更不是什么新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而只是一种遵守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的知识产权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