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两朵 8期

苇岸：当代中国自然文学的先驱

苇岸，1960年1月出生在北京昌平县北小营村，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8年开始写作开放性系列散文作品《大地上的事情》，成为新生代散文的代表性作品。1999年5 月19日因肝癌医治无效谢世，享年39岁，留下尚未完成的《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按照苇岸自己的意愿，他的亲友将他的骨灰伴着花瓣撒在故乡的麦田、树林与河水中。苇岸短暂的一生留下来的文字很少，不足20万字，生前只出版了一部很薄却堪称经典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在病榻上编就的第二本书《太阳升起以后》于其病逝后出版。

苇岸是和海子、顾城、骆一禾同时代的诗人，有着那个年代诗人独有的纯粹。他情愿以简单和清贫度日，充分表现了他浪漫的诗人气质：思想的富有、心灵的充足远比物质的享受要重要。他因而保持着与生俱来的淳朴与善良。20世纪80年代中期，苇岸第一次接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等美国自然文学作品，就喜爱上了自然文学。《瓦尔登湖》他连续读了两遍，做了近万字的摘记。他说：“它给我带来的精神喜悦和灵魂颤动，是我读过的其他书所不能比拟的。它教人简化生活、抵制金钱至上主义的诱惑。它使我建立了一种信仰，确立了我今后朴素的生活方式。”从此，苇岸从诗歌创作转向了散文创作。

从1988年开始，苇岸写出系列散文《大地上的事情》。这本书在今天看来，因其所蕴含的那种远离城市、亲近土地的意念，在城市化日渐加深的当下无疑能得到更多人的共鸣。 “当我们的生活被iPad、iPhone、微信、微博……这些关键词所裹挟的时候，苇岸，永远地滞留在上个世纪，甚至更久远的年代，为他所深爱的大地唱出生生不息的赞歌。”“他笔下的大地，有关泥土，以及从泥土中诞生的生命。他说，能够战胜死亡的事物，只有泥土。透过苇岸那些朴素的文字看过去，我们看到的不是王维，不是李白，而是这样一些闪烁的身影：梭罗、托尔斯泰、普利什文、纪伯伦、利奥波德……”（豆瓣读书：清欢《像流水那样随低地而行》）他曾自述，自己是生活在托尔斯泰和梭罗“阴影”中的人。托尔斯泰的博爱和梭罗的回归自然是他宝贵的思想资源。在谦卑、朴实、简约、平淡甚至可以说缺乏激情的文字中，他让石头回归石头，花朵成为花朵，物象回到它们自身。作品中，蚂蚁、麻雀、胡蜂、蜘蛛、甲虫、啄木鸟以及白桦、栗树、麦子等，组成了一个生机盎然的自然王国。这些昔日人类根本不放在眼里的动植物，个个都成了生命的主宰、人类的朋友。大自然是真正的主角――江河湖泊、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树木花草、稻麦五谷以及各种昆虫飞鸟，都成了他作品的主体，而自己只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他在用心灵与自然沟通的过程中，感悟到“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很像人与他的生命的关系”。

他曾在作品中这样描述放蜂人：“放蜂人也是世界上孤单的人，他带着他的蜂群，远离人寰，把自然瑰美的精华，源源输送给人间。他滞于现代化进程之外，以往昔的陌生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他孤单的存在，同时是一种警示，告诫人类：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对于现代文明带来的破坏，他更多的是忧思和哀伤，没有征讨与激烈的攻击。他吃素，为了减少对世界的掠取。由于身患重病，苇岸在医生和亲友的反复劝说下，被迫像吃药一样地开了荤，一度中断坚持了一辈子的素食。为此，他在临终前深表愧悔，让妹妹记下了他最后的遗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 （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

苇岸喜欢徒步旅行，通过旅行亲近大地，投入大地的怀抱并细致地观察，进而从其中汲取创作的材料和灵感。“自然本身的丰富蕴含”使他在阅读大地、书写大地的旅行中，获得一种精神家园的归宿感和满足感。为此，1998年，苇岸开始了为二十四节气的拍照工作，他效仿在瓦尔登湖畔生活两年的梭罗，在其居所附近的田野上，选一固定点，在每一个节气日的上午九点，观察、拍照、记录，最后形成一段文字。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形成了他的 《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系列散文，然而当他写到《谷雨》便戛然而止，如同他的生命。这也就此变成了他“最大的遗憾”。

徐刚：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开拓者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迅猛发展，造成了对大气、水质、土壤的严重污染。当时，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普遍缺乏生态意识。面对环境生态的日趋恶化，许多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创作了一批以环境危机为主题的作品，如黄宗英的《小木屋》《没有一片树叶》、郑义的《中国的毁灭》、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梅洁的《走进神农架》、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等等。这些作品切入现实生活的热点，触及的是人们最关心、最困惑、最亟需解决的问题，因而对于读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甚至引起了社会的震动。其中，作品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徐刚。

徐刚1945年出生于被称作是“人与各种生物和谐共生的乐园”的上海崇明岛，所以，他对于水、土、树、鸟等大自然中的一切有一种天然的爱恋之情。他原来是一位嗅觉敏感、热情澎湃的诗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刚自觉超越自我，由诗人转为生态文学作家，专注于对生态环境的现实观察和思考。在大量实地考察和调研的基础上，他写出了一批大气磅礴、激情似火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品，如《代木者，醒来！》《绿梦》《地球传》《守望家园》《我将飘逝》《大山水》等。徐刚的生态报告文学题材重大，笔端直指森林锐减、河流污染、土地沙漠化等严峻问题，或反思人类，或恸问苍穹，或守护家园，在踏寻中探索，在痛苦中感悟，在无奈中沉思，敲响了生态预警的警世钟。

徐刚是一位做绿色梦的作家。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大火，“烧得人心痛”，他下决心要了解一下中国的森林问题。他离开城市，走进森林，从武夷山走到海南岛的原始森林以及中国的数个大林区。他不分昼夜，东奔西走，访问林业职工，搜集第一手材料，终于写出中国生态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警世力作 《伐木者，醒来！》。在这篇报告文学中，徐刚的视野从武夷山延伸到海南岛的原始森林，再到大兴安岭以及中国的边疆林区，大量的数据、资料和事实令读者始觉生态现状的触目惊心。徐刚以忧心忡忡的主人公责任感，报告了国内很多地方存在的大肆砍伐森林乃至造成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灾害加剧的现状。他尖锐而又深刻地指出“失去森林之后黄河与长江的愤怒的两种表现：或是让土地龟裂，或是让洪水淹没了乡村、城市”，他深情地说：“我们的同胞砍杀的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肌体、血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天天在流血的国家。”他在作品中发出大声呼喊：“我仍要在地球上放号――无论我的声音多么细小――伐木者，醒来！”作品发表后，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作是“绿色经典”。林业系统的人说《伐木者，醒来！》是他们“改变林业思路的开始”。

2000年和2007年，徐刚先后两次作为嘉宾主持，参加了香港凤凰卫视大型电视节目《穿越风沙线》和《中国江河水》的制作。通过这一系列的创作与实践活动，徐刚建立了完整的生态观念。他认为：人类与大自然是一个整体。他忧虑地说：“我们正在走一条离财富越来越近，离江河山川越来越远的不归路。”所以他反复强调：“人类必须与万类万物共同生存，万类万物兴旺，人类也就兴旺。如果人类将万类万物赶尽杀绝，最后灭亡的是人类自己。”

《大山水》中，他把自己二十多年对生态环境的探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注视，对大山水与人类文明千丝万缕的牵萦，在鄂尔多斯这片大地上伸展，引入令几代人永不止歇的反思：“当别的万类万物安全时，人类才安全！”和他在《大山水》中的思考一样，徐刚反复讲述，大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大山水中流淌出来的绝不仅仅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江河水，更流淌出我们民族文明的传承。

当他站在神圣中国的高空，面对千疮百孔的现实，历数一座座荒原、一条条巨流，告诉我们帕米尔是亚洲的、世界的山之结，告诉我们青藏高原最美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荒凉，告诉我们长江、黄河这些文明母亲的历史和内心的秘密，告诉我们鄂尔多斯高原在环境重压下的反思，告诉我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这些人类盛大聚居点里隐藏的环境罪恶，告诉我们蒙古高原、若尔盖湿地面临的生态替换的危险，告诉我们全中国的森林都有可能纯化，告诉我们全中国的河流都已经、正在被截成一段段的水体残肢，告诉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位置，告诉我们文明在自然界中的渺小。请听他这样说：“亲爱的读者，让我们一起猜想：为什么风景总是与荒凉共存？也许当初发生之初，造物的美意是巨大而浩茫的，风景从来不仅仅属于人，而是为所有一切已知和未知的物种所设造，人在其中。于是便有了亘古的荒凉和人类世界繁华的共存，以及人类世界向着荒凉的不断进逼扩充。荒凉的被剥夺，也就是神性的被剥夺。如果我们不再无知地认定荒凉荒野即是一无所有，而体悟到那是无中生有之地，便能明白莱奥波尔德为什么说，‘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荒野以及荒野思想，是拯救人类的唯一之地、唯一思想。荒野之地以容纳山川草木及各种生物为荣，也从不拒绝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