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为“幸福”注水等

当我看到许多地方政府都在为“幸福指数”展开排名争夺时。一种担忧油然而生――

在告别“GDP崇拜”的大背景下，倍受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国民幸福指数”，现在终于将从纸面走人生活，成为一项考量地方民生、人文的软指标，这无疑是一种执政理念的进步。毕竟，相较于冰冷的GDP数字，这样的关注人的心理体验与情感诉求的“幸福指数”，更符合人性化的需求，更有利于创造健康的精神生活。

不过，当我看到许多地方政府都在为“幸福指数”展开排名争夺时，一种担忧油然而生。我似乎看到过去附丽于“GDP崇拜”上的那种政绩思维，又转嫁到“幸福指数”这样的软指标上了。那种“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畸型政绩观，曾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注水GDP”，而现在，谁又能够保证，地方政府对“幸福指数”的排名争夺，不会制造出“注水幸福指数”这样的软指标呢?

研究“幸福指数”的专家邢占军说：“那些看起来非常抽象的感觉，现在都还原成实实在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看，如果地方政府追逐和最终推出的“幸福指数”，就是地方政府在民生、人文上达到怎样程度的标识，那么，这样对“幸福”的追求，无疑将是一种善治。但是，如果地方政府的“幸福狂热”终极目的，只是基于打造“形象工程”需要，那么，作为形而上的情感体验的“幸福感”，通过“幸福指数”的数字化与形式化之后，最终只能走向概念化与庸俗化，而悖离人的真正的情感体验与心灵感受。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老百姓的心坎里。如果“幸福指数”的数字化表现，不能真正体现老百姓的幸福感，那么，这样的“幸福指数”，就只能变成一些地方官员的“幸福感”，这无疑是对幸福的最大嘲讽。如果说“注水GDP”损害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那么，“注水幸福指数”同样会损害到一个地方的民生、人文发展，伤害到老百姓的情感体验。正因如此，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对“幸福指数”展开了排名争夺，对此必须引起警惕。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幸福指数”变成打造政绩的工具，不让“幸福狂热”变成“GDP崇拜”的一个翻版。

“职称”并不意味着称职

彭兴诞

根据新通过的《义务教育法》的相关规定，今后小学教师也可以参评副教授。有报道说，这让小学教师看到了自身发展提高的前景，对小学教师是个福音。

副教授是怎么评出来的?据我所知，在大学里，要成为一个副教授，最关键不是上了多少课，书教得怎么样，受不受学生欢迎，而是学历和科研成果。比如，有些高校招揽人才，博士后进来直接评为副教授。此外，拿了多少个部级、省级科研项目，在EI、SCI，以及什么CSSCI、中文核心刊物之类上发表了多少论文，这才是通往大学副教授的必由之路。大家都知道，曾经备受媒体关注的上海交通大学讲师晏才宏，尽管他的书教得很好，师风师德广受赞扬，但因为没有，临死之前，他仍然还是一个讲师。

“小学教师可以评副教授”，这看起来是好事，但若因此与大学备受争议的职称评定“殊途同归”，恐怕，这是我们基础教育所无法承受之重。

事实上，现在不少中小学已经或多或少地沾染了这种习气。据我所知，因为没有，许多小学老师的职称申请被“一票否决”，这种事并不是没有。论文，已经成了中小学职称评定中不可缺少的硬件。可以想象，一个优秀的小学老师。如果他想获得“副教授”职称，那么，他就得拼学历、发论文，而且，职称级别越高，要求的学历越高、论文数量越多、刊物越“核心”。从这里来看，“小学教师可评副教授”，难道不是在误导

如果有一天，

某小学老师真的做了“副教授”，

著作等身。

我想问的是，

他还是一个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称职的“小学老师”吗?

“基础教育”吗?

“小学教师可评副教授”，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职称崇拜”。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一种庞大而复杂的职称系统，所有的专业人才都被“职称”分门别类起来。高校里面有教授、副教授，科研机构有研究员、副研究员，医师有正高、副高，编辑出版也有编审、副编审，甚至，演员也有一级演员、二级演员等。在一些决策者看来，“职称”似乎是最好的激励手段，却不知，“职称”并不意味着“称职”。如果有一天，某小学老师真的做了“副教授”，著作等身，我想问的是，他还是一个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称职的“小学老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