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追求

2006年年初，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叶笃正摘得桂冠，他说：“能够获得这项大奖，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兴。我以一个平静的心情来接受，因为这个崇高的荣誉不只是对我个人科学生涯的一个肯定，更是对我的合作者、我的同事们和整个气象科学界的努力探索、勤奋工作成果的赞誉。”

叶笃正说“早年留学美国，学成后最担心的就是报国无门，是新中国的成立召唤我回到祖国，使我有了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舞台。”“一个科学工作者，一生的经历就好像是一出戏，这出戏演出要成功，有两个必需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有一个舞台，对我来说，这个舞台是科学院和大气物理所给我的；同时，还要有众多的演员，彼此帮助，彼此和谐，这出戏才能够演出成功。”

叶笃正的科学贡献为他赢得了众多荣誉：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5年度)、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第48届IM0奖(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5年度)等。

我出生于一个非常封建的资产阶级家庭。小时候没有上过小学。1930年我直接考入当时全国著名的南开中学。校长是全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他的教育思想现在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他注重学业，但绝不主张死读书。他教你做人，教你爱国，教你接触社会。无论是做学问也好，做人也好，爱国也好，接触社会也好，都不是口头上的，寓教于实践之中。例如，为了让学生了解中国社会，学校有社会调查课，老师带着学生到各地考察，我就随老师去过山东。我有幸上了南开中学，这里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培育了我爱国思想，培养了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良好的起步。

1935年我考入了清华大学。其间有两件事值得叙述。

第一件是选系，我本来想进物理系，可是当时物理系四年级的学长钱三强劝我学气象(钱三强先生和我一起打乒乓球，这样熟起来的)，他说气象也是物理的一部分，但比较实用。我接受了他的劝告，这就决定了我一生的事业。

在我一生从事气象事业中，赵九章和李宪之教授是我的启蒙老师。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我考入了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涂长望和王淦昌先生是我的老师。当时浙江大学校长是中国气象事业奠基人竺可桢前辈，他办校的“求是”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这些老师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二件值得谈的是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当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最疯狂的时期。在爱国思想驱动下，在清华大学的头两年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也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第三年我走出了校门，参加了“民先”组织的青年学生救亡团，团长(或副团长)是清华十级同学刘毓恒(后改名为陈其吾)，跟随当时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司令部做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夏。由于个人原因。我离开这个团，回到了学校，重新读书。后来这个团的很多同志到延安，未到延安的同志也大部分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组织里继续做抗日救亡工作。我离了团，做了一名“逃兵”，如果我当时没有离团，现在的职业可能不是科学研究，而是另一种了。

1945年初，我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导师是当时的气象界泰斗罗斯贝(C.G.Rossby)。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气象系集中了一批最著名的气象学者，使我受益最大的不是它的课程，而是和这些学者们的讨论，尤其是和罗斯贝经常的讨论。通过讨论才真正得到他们学术思想的精华。讨论时勇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见解，尤其勇于发表跟自己导师不同的意见，不怕辩论(当然不能随意胡说)，这样才能得到益处。如果说，我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话，那么和罗斯贝的讨论对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留美的五年半期间，发表了多篇论文。在《大气中能量频散》(on Energy Dis-persion in the Atmosphere)论文中，我把群速概念引入大气长波动力学，从而得出能量传播速度可以大大不同于风速或波速(可以大于它们，或小于它们，甚至逆风后退)，由此得出 在某处有一长波槽(或脊)发生之后，其下游半波长处很快有一长波脊(或槽)发展。这个理论一直用于实际的预报。在另外一篇论文里，瑞尔(Riehl)和我首次用非常大量的实际观测资料证明，在低纬度大气中存在着平均Hadley环流。1948年我获得博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立即做回国准备。首先是到英国驻芝加哥领事馆要求过香港签证，数次未得允许。一次，领馆的一位小姐竟然对我说：“你去找找美国国务院吧。”我回敬了她一句：“英国是美国的属国吗？你自己不能作主!”她说：“我不管这些，你去国务院吧!”这样搞了半年多，才得以经香港回归祖国。在这半年多里，不少跟我要好的美国同学劝我留在美国，他们说“你现在有这么好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何必回去受苦，留下吧。”我对他们说：“我是中国人，我要回祖国工作。”与此同时，当时的美国气象局主管科研的怀斯特(Wexler)博士几次从华盛顿给我打电话，高工资邀我到美国气象局工作，我都婉言拒绝了。后来他又几次请我的导师罗斯贝劝我到华盛顿工作，我对罗斯贝陈述了我的爱国思想和回国决心。罗斯贝是一个思想很开明的科学家，他同情我的想法，又替我回绝了怀斯特。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率领了中国气象学会代表团访美。这是1950年之后第一次再到美国。我的美国同学知道我在“”中受了不少折磨，一个和我很要好的同学、芝加哥大学卡普兰(Kaplan)教授私下问我：“你现在很后悔当初回国了吧？”

我回答他“不，一点也不后悔，我为祖国做了不少事，即使受些苦，我也不后悔。”我还对他说“我如果留在美国生活会好得多，也会多写几篇水平高的论文。但生活水平不是人生唯一的方面，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再说论文的多少也不是度量科学成就唯一的方面，我在中国培养了不少学生，肯定比留在美国所能培养的多，这也是科学成就吧。同时我和同事们一起建立了中国的大气物理所，这个所在美国也有一定声誉。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这个研究所，不仅对中国重要，即使对全球气象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重要贡献，美国能给我这些发展的机会吗？”

卡普兰同意了我的说法。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界参加了各种国际科技组织，我被不少国际气象或地球科学方面组织选为各种核心委员会成员，我不把我的被选看成自己的事，而看成国家的事。所以每当我的届满之后，我都千方百计地介绍适宜的中国科学家参加该国际组织竞选，接替我的位置，每次都能成功。这样使得我国科技发展更能和国际接轨，也使国外科学家能更多地了解我国的科技成就。

(选自《院士成才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