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阳汉画看汉人的和谐意识

摘要：南阳汉画是当时世人生存活动轨迹的表征，更是其社会意识形态的外化。这一形象化的实物为我们反观历史、研究汉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可贵的素材。有汉一代，秉承先秦思想的精髓予以发展、完善和创新，提出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判断：君臣制衡、夫妇相参、父慈子孝、存亡死生，以及士大夫的匡世精神等和谐意识，从而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中国历史的基本价值取向。

关键词：南阳汉画；汉人；和谐意识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5-0155-03

南阳汉画内容丰富多彩、画面生动形象，是汉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是我们对汉代历史进行研究的重要素材。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言：“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1] （P122）那么，南阳汉画是怎样反映两汉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又反映了两汉时期人们精神世界中哪些和谐意识呢？这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想的实现有没有借鉴意义呢？探讨这些问题对研究汉画像石的象征意义和两汉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力求和谐的文化传统

力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和总趋势。和谐的概念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公元前773年，周太史伯阳父在与郑桓公的对话中说：“夫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和”就是“以他平他”，即是指各种事物的配合与协调。唯其如此，各种不同的事物才能共生共荣，所以说“和实生物”。许慎在《说文》中也讲：“和，相应也”[2] （P69）；“谐，詥也”[2] （P125）。周以前，由于社会认识能力极度有限和人们对自然的“天”所产生的巨大威力的畏惧，天下完全被笼罩在帝、天的威严之下，上至人主之废立、国家之兴废，下到个体的人之祸福，莫不如此。即便后来随着周文的兴起，帝、天的权威走向散淡，但人类的行为之与帝、天仍是绝缘。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3] （《述而》），并敬而远之。但迄至战国，人们便认为“人之与天地也同”、“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4] （《》））。既然如此，那么人与天是可以相通的，并且天的作用要通过人这一环节来实现。这实际是将以“天”为中心的天人关系转到了以“人”为中心的天人关系。孟子讲：“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7] （《梁惠王上》）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这就提出了人与自然相处的和合法则，要求人们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要注意环境的保护，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挑战”与“应对”：汉画中蕴含的和谐意识

两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代。“家天下”之制，夏禹启之，绵连不绝。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9] （《吕后本纪》），从而使“家天下”制度化。稍后，汉武帝为了追求“统纪可一”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就使先秦时期活跃在社会中的“士”阶层手脚束缚，失去了先前的活力，使先秦时期“动态”的社会转而成为两汉时期“静态”的社会，从而使人们自由活动的空间受到大大地限制。

1.寻求天人关系的和合：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从南阳地区已经发掘出土的40余座汉画像石墓来看，画像在墓中的分布具有极强的规律性。从总体上讲，其分布应该分为天、人、地三个意识空间。第一部分为墓顶画像，是由天文星象、神话构成的天界；第二部分为墓室（四壁）画像，这里反映的是汉代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间世界；第三部分是墓门画像，大多数为祥瑞、升仙、避邪之类的内容，它们象征的是汉人意识空间中的地下世界。无疑，南阳汉画像石在墓中的这种布局规律与汉代人的思想意识及宇宙观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这一点在南阳汉画像石墓墓顶的图像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墓顶在墓室这个有限的空间中是人们观念中的天界，所以这里多是天文画像。它们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是将尚不成熟的汉代天文科学知识和业已发展成熟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借汉画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融为一体，形象地表达了汉代人“天人合一”的天人观念。也正是由于这些天文画像的加入，方使黄壤之下的死人空间与天地宇宙相勾合，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天人空间。姚智远认为：墓室画像是围绕墓主人展开，为墓主人服务的。即是说，整个墓室画像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天人关系正是汉代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人主之威势重万钧的时代里，董氏借“天人合一”的理论模式提出以人为本、君权制约、官吏监督的思想确是弥足珍贵的。

2.寻求人与人关系的和合：君臣制衡、夫妇相参、父慈子孝、存亡死生。根据汉墓画像的基本分布规律，墓室四壁画像所反映的主要是汉代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间场景。换言之，这些画像中流动的是人间社会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愫：或君臣，或夫妇，或父子，或友朋。（1）限制皇权，君臣和合。唐河针织厂汉墓出土了两块晏子见齐景公画像。图中刻一尊者，头戴冠，身着长袍，仰面侧身而立；其前一人身着长袍，跪地拜谒。两侧刻三侍者，右二人戴冠侍卫。它反映的是晏子见齐景公的历史故事。晏子是春秋时齐国名相，很受齐景公器重。他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可可、否否，彰显的正是君臣之间通过“可”、“否”实现君臣关系的和合，最终达到“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精神。两汉时期，天下一统，法网日密，人主操生杀之柄，顺者昌，逆者亡。人臣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只有在这一不可逾越的历史框架中进行有限的活动：或放弃反抗，心甘情愿地入皇帝之瓮；或正气朗朗，延颈就刑。即使稍有不合于人君者，便会有身首异处的危险。譬如司马迁，一不留心，竟惨遭腐刑。这种情形对知识分子形成了极大的挑战，所以董氏奋作，倡天人之道，企图假“天”之手，限制皇权，以调和君臣之间绝对的关系。（2）取法阴阳，夫妇和睦。两汉时期，尤重阴阳，并经常以阴阳比附夫妇之道。这一点在汉画像石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南阳汉画中的二龙交尾、二龙穿璧、伏羲女娲和汉画像石中经常出现的玄武画像等。汉人运用这些抽象符号加以描述，实际上是借阴阳和谐，暗指夫妇和合。《周易参同契·君子好述章》讲：“元武（即玄武）龟蛇，蟠纠相扶，以明牝牡，意当相须。”而“龟，天地之性，广肩无雄，鱼鳖之类，以它（蛇）为雄。”[2]（3）侠义之风，存亡死生。西汉初年，天下方定，百废待兴，加之匈奴扰边，政权乏稳。因此，富国强兵成为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贾谊在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论点的基础上，认为：“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并进一步提出：“富安天下”的口号。不及百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9] （《货殖列传》）的情状已经成为社会现实。这就使人们开始怀念先秦时期、西汉初期游侠的侠肝义胆。“士为知己者死”，聂政、荆轲是焉；知恩图报，范雎是焉；舍己全人，鲁义妇是焉。在统治阶级务禁游侠的情况下，人们仍图画义士之举，反映了汉人对侠义之士的想望。而游侠蔑视权贵，言必行，行必果的行事风格，更加彰显了在法网禁锢的情况下，“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对“何知仁义，己飨其利者为有德”[9] （《货殖列传》）的人际关系的反抗与蔑视。尽管游侠之风遭到禁锢，但汉人追求侠义之士“存亡死生”，敢于反抗、蔑视权贵的精神却从未停止过。

3.士大夫的匡世精神。西门豹治邺画像石出土于英庄汉墓。画左一人双手握剑，身后一人右手握剑；中部有两人合力扛抱一人；画左二人双手执笏。画像表现的是西门豹治邺故事中将女巫投入河中的场面。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战国魏文侯时，邺地的三老与女巫假借“河伯娶妻”强选民女，榨取钱财，邺令西门豹施计将女巫投入河中。之后，西门豹兴修水利，邺地大治。西门豹除暴安良、匡扶政治的可贵精神跃然纸上。这也正是后世士大夫所汲汲以求的，特别是在政治昏聩的东汉中后期。

力求和谐的文化传统，是汉人追求和合的文化基础。现实世界的天灾人祸，对他们的生存形成了极大的挑战，是汉人和谐意识萌发的关键。两者共同作用，构成了和谐意识产生的两大要素。而当时厚葬之风又为这些思想融入汉画创造了条件。换言之，南阳汉画像是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特别是有汉一代，秉承先秦思想的精髓予以发展、完善和创新，提出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判断：君臣制衡、夫妇相参、父慈子孝、存亡死生，以及士大夫的匡世精神等和谐意识，对中国社会世人的价值取向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对南阳汉画像表象的分析，从表象反观历史，探析汉人思想中这些积极的层面，希冀能够对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大出版社，1991.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吕氏春秋[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5]刘安.淮南子[M].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86.

[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

[7]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陈戍国.礼记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2.

作者简介：，河南南阳人，本科，工作单位：南阳市博物馆，研究方向：汉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