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弹性退休

编者按：延迟退休年龄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方向，但是要真正提出方案并实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具体研究，因为这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据中国网6月7日报道，人保部表示，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

其实，早在2008年11月，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就称，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在2030年前，职工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5岁。

原因

养老金成欧债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

由希腊开始的欧洲债务危机就像一出肥皂剧一样，没完没了，接连引发政坛地震，给欧元区和全球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也远远超出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如果说，欧债危机是压垮四国总理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养老金就是引发债务危机的最后一个重要诱因。

欧洲是福利国家的发源地，也是老龄化趋势最为严峻的地区。老龄化不仅拖累了经济增长，同时也提高了福利成本，加剧了财政负担。希腊作为此次欧债危机的发源地，自始至终置身于欧债危机的漩涡之中，成为广受诟病的欧洲高福利制度的一个反面样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所长、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作为援助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元区之所以于2012年5月提出整顿财政、改革经济、消减福利的改革措施，其目的是合理调整“老龄化成本”，减少财政负担。否则，在2010～2050年间，养老金支出将增加GDP的12.5个百分点，社保制度濒临破产，但如果按照上述改革路线图，养老金支出的增幅仅为4.5个百分点；如果严格执行下去，有可能仅增加1.9个百分点。

郑秉文指出，希腊危机的救援条件揭示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债务危机背后的推手之一来自养老金。在传统的指标体系中，财政赤字的测量中只有总逆差、基本赤字和结构性赤字、总债务、公共部门财务净值等，这些公共政策和财政状况的量化指标显然不能对未来公共财政趋势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导致希腊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从天而降”。第二，将老龄化成本引入到财政评价体系之中十分必要。这是因为，一方面，传统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即正在工作的这一代人缴费，直接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具有较强的债务隐蔽性和较高的财务脆弱性，老龄化趋势使这两个缺陷逐渐显露出来；另一方面，“老龄化成本”的存在使传统的财政指标体系已不能经常正确地抓住公共财政的真实性，也不能反映老龄化带来的隐性“老龄化成本”，人口结构的变化使传统财政指标体系的这两个缺陷暴露无遗，动摇了财政可持续性的指标体系框架，彻底改变了一国财政可持续性的传统含义。

郑秉文表示，在欧债危机继续发酵的大背景下，欧债危机已经成为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继续存续下去的重要障碍，甚至影响到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欧债危机的根源之一在于其福利制度过度，成为这些国家债务率过高的诱因，变成财政拖累之一。”他指出，退休年龄是一个重要参数，它的高低对养老金制度有很大影响，并且我国提前退休现象十分普遍，2011年非正常退休人数78万，占15%左右。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参保人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这与发达国家41年的“参考缴费年限”相差悬殊。据披露，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大约为1.3万亿元。郑秉文说：“财政补贴已成刚性，从1998年算起，现在余额是1.5万亿元，如果去掉这10年补贴正好剩5千亿元，广东一省就要3千亿元。政府填‘空账’的代价太大了，我们现在所有风险都被掩盖了。”郑秉文说，欧债危机提醒中国从立法上切断缴费型养老制度“裹挟”财政的可能。我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从1997年开始接受财政转移支付，至今已累计转移支付达10254亿元。而从美国的经验看，它自公共养老金制度建立以来就从未接受过财政补贴，且养老金余额高达2.5万亿美元。他表示，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全球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比北美还要严重。到2015年中国劳动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开始达到高峰值，从此开始下降，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将减少。到2049年新中国建国百年的时候，60岁以上的老人占34.4%，而美国才28%。这要求我们要强化养老金制度的激励设计，构建一个激励性比较好、与老龄化国情相匹配的养老金制度。

中国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2012年7月10日，全国老龄办最新人口数据：截至2011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499亿。同期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老年人数）为19.67%。

中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是60岁，甚至更低，按此换算，中国大约是5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养活一个老年的退休人员。人口学界公认，深度老龄化的特征之一即为5个年轻人养活一个老年人。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在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此时，年轻人将无力购房消费甚至生育小孩，养老将是巨大压力；而老年人将持续消费，储蓄率降低。与此同时，劳动人口却在减少。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透露，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从2010年的9.7亿减少到2050年的8.7亿，并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的拐点将发生在2015年，届时将从9.98亿的峰值开始逐年下滑，年均减少366万。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判断，随着中国明年劳动力人口总数开始下降，预计“十二五”规划期间，潜在经济增速会从目前的9.5%下降至8.4%，到“十三五”的时候还会再降到7%。社科院数量所专家李军则称，“十二五”期间，老龄化对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不会很大，“但从长期看，老龄化对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权重一定会变大。预计2020～2030年，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幅度最大。”他还认为，2021～2025年是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最为严重的时期，该期间我国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由此下降约2.2个百分点。

“人口红利”优势正在减弱

中国 “人口红利”将于2013年或2015年结束的观点近期屡见报端。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也增添了人们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负面猜想。“用工荒”、“未富先老”、“人口负债期”等词语也为人们所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