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中美海权“安全困境”:必要性及可能性

摘 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海上力量有了长足发展。美国对中国海权发展的和平目的有深刻误解和不信任，这在美国的南海多边化政策与“空海一体战”战略中有突出的表现，防范中美海权“安全困境”因而有其必要性。建立安全互信机制是缓解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战略对话、人员交流、政策协调与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是中美海上安全互信机制的主要内容，它们发挥着意图透明、管控危机和构建合作者身份的重要作用，这为防范海权“安全困境”提供了可能性。依凭集聚互信，中美两国可开启大国海权合作的新时代。

关键词 海权 安全困境 中美海上安全互信机制

从改革开放启动中国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海洋转型”以来，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在改变中国有海无防、军事羸弱的同时，也作为当代权力转移的一个基本方面，深刻影响大国战略关系。面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美国开始深刻疑惧中国海权发展的和平目的。以南海多边化政策与“空海一体战”战略为标志，美国在“重返东亚”的过程中试图遏制中国海权的发展，这必将引起中国的严重担忧和悲观预期，也将驱动中国发展硬实力作为反制措施。中美两国的海权角力有可能陷入疑虑与竞争相互激化，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在中美海上实力差距逐渐缩小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对华疑惧显然构成了两国海权“安全困境”的诱因。为此，应在探究缓解“安全困境”一般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海上安全互信的方式予以妥善应对。

中国海权的发展与美国的疑惧：

防范中美海权“安全困境”的必要性 所谓“安全困境”，是指一国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增进实力的行为不自觉地导致其他行为者的疑惧和不安全，以致其他行为者也为了自身的安全增进实力，由此造成了恶性的安全竞争和安全利益互损。在这一概念的首要阐发者，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约翰·赫兹看来，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形成“安全困境”的前提，无政府状态则是引发“安全困境”的根本动因。See Herz J H. Idealist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1950 （2）：157158.需要强调的是，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安全困境不仅起源于无政府状态这一体系因素，也受到国内层次要素的影响。国内利益联盟，国内动员需要和错误认知也会促发“安全困境”。但是，以无政府状态解释安全困境的缘起，则是国际政治理论科学解释的主流。换言之，在没有最高权威提供安全的情况下，各国只能增加实力求安全，并视彼此的实力为安全威胁，由此形成了一种敌意与增进实力相互激发的恶性循环。安全困境的最显著特征也可以归结为三方面，即一国主观上仅仅是出于防御而增加实力；无论国家性质和意图如何，实力对比的变化难免引起他国的疑惧；加强军备求安全的行为导致了各国的不安全，出现一种“自招挫败”的结果。这三个特征参照了阿兰·柯林斯的论述。See Collins A.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Edinburgh： keele University Press，1997：1114，15，2324

历史地看，现代民族国家海权的勃兴，通常伴随着激烈的市场和资源竞争，以及大规模的海军对抗。国家间的海权关系因而也成为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和“霍布斯”法则的典型表现。当中国海权在西太平洋地区迅速崛起，防范中国海权也相应地成为美国“重返东亚”战略的优先目标。在公共权威和普世道德依旧缺位的后冷战时代，有两种事态表明中美海权关系可能渐变为“安全困境”：其一，中国海权虽然坚持和平性的发展目的，但迅猛的崛起势头缩小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其二，以南海多边化政策与“空海一体战”战略为标志，美国担忧中国发展海权是“国强必霸”历史的重演，并以中国为假想敌构设其海军战略。下面，本文分别详述之。

1.中国海权的和平发展

作为海权的首要象征，海上武装（海军以及对海作战的陆基与空基力量）的长足进步是中国海权发展的最重要方面。自海湾战争以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加速推进，上世纪90年代的两次更加坚定了中国政府尽快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决心。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军费以两位数增长，这为中国提升海空军战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可以忽略若干技术细节，概览中国海上力量的加速转型：第一，海军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主要装备的现代化改造，从本世纪开始努力形成以信息化为中心的海上综合作战体系；第二，把握世界军事革命的机遇，以“非对称”作战概念为指导发展一系列“杀手锏”兵器；第三，利用先进成熟技术和装备，有选择、有重点，成建制开展现有装备系列化集成改造和综合性能提升；第四，中国军事工业整体上从“引进—仿造”阶段，跃向“引进—开发”阶段。

与海上力量的壮大，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相适应，中国奉行一种更加有所作为的海军战略。海军积极防御的空间逐渐扩大，履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日渐提升。《2004年中国的国防》就指出，海军应“扩大近海防御作战空间和防御纵深，加强、完善海战场建设，增强在近海遂行海上战役的综合作战能力和核反击能力”2004年中国的国防.2012年8月，美国务院副发言人也声称，中国三沙设市、警备区等行为加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正是这种对华海权疑惧，使得美国的南海多边化政策过多地诉诸“挑衅性”的军事手段和“分而治之”的策略。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首次提出南海争端各方应尊重国际社会利益，支持越南将南海争端引向“多边化”轨道。此后，以“华盛顿”号航母抵越军演为标志，越美两国防务合作快速升温。同年，奥巴马访问印尼，力图构建一种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战略关系。美国也公开要求菲律宾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宣称“美菲部队访问协定”将为菲律宾带来更多的军援。与此同时，美国还将最先进的濒海战斗舰部署在新加坡樟宜基地，并宣称两国正准备应对太平洋地区的挑战。

其次，在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之外，美国还从“立足最坏情况”出发，提出针对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空海一体战”战略。冷战之后，美国开始关注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但以2005年7月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为标志，则视中国的海上力量为“反介入”和“区域拒止”作战的主要假想敌。2010年2月，美国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正式提出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战略。该战略依托高度发达的情报、侦察、监视系统，整合美国以及盟国的海空军战力，意图削弱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系统的效能，重获战略和战役的主动权。与每一波中国军力都不同，“空海一体战”战略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纲领、系统的军备研发配置计划以及按步实施的战场部署。“空海一体战”的主要内容，美国政治、战略精英为推行“空海一体战”的舆论造势都表明，“空海一体战”是一种“立足最坏情况”的战略。它从最坏处设想中国海上力量的意图，将准备应付最坏情况当作战略的出发点，并对中国海空军进攻能力有过头的疑惧。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是美国推动这一战略的重要智库，该中心主任克雷皮内维奇在2009年的《外交》杂志上撰文声称，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正使“东亚海域慢慢且不可避免地变成另一个潜在的美军舰艇禁入区”。《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致国会的2010年报告》认为 “随着中国努力推进空中和导弹力量的现代化，北京威胁美国前沿部署兵力和基地的能力正在进步”，并强调中国海空军可以攻击美国在东亚的五个主要空军基地。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0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November，2010： 8991.

第二，构建海洋安全互信机制是两国协调争端，预防危机的主要渠道。广义上讲，各种形式的战略对话和人员交流在稳定行为预期，促进两军政策协调的意义上都发挥着危机管理的作用。但是，这里主要强调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与国防部军事热线在管控两军海空对抗中的作用。中美关系史表明，两军的海空遭遇包含重大偶然因素和不可控因素，极易导致军事危机。而危机一旦发生，往往可以在一夜之间破坏两国的信任关系。管理海空对抗因而成为危机管理、构建海洋安全互信的重中之重。在此，可以借助罗伯特·希斯的危机管理理论，审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与国防部军事热线的作用。罗伯特·希斯认为，危机管理可以区分为四个阶段：预备——在危机之前发展应对危机的预警措施和沟通技巧；反应——极力应对已经发生的危机；减少——减少危机情势的破坏性；恢复——在危机后重构两国关系。[美]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译.中信出版社，2004：21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全面涵盖了上述四个阶段，国防部军事热线则优化了两国在危机中的反应能力。一般来说，制约危机管理“反应”力的一项重大情势是处理危机的时间紧迫，危机包含的急剧升级势头使领导人极难理性决策。通过军事热线，两军可以在危机后及时沟通，辨明危机根源，明晰彼此意图，进而约束两军的过激反应，寻求对危机的共同管理，甚至回避媒体、民众的密集关注，实现对危机的集中控制。

第三，作为一种广义的信任措施，中美间的海洋非传统安全合作有社会化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非传统安全合作根源于共同安全的理念，有不同于民族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逻辑。它强调突破民族国家边界实现世界社会的“发展与安全”。命运共同体是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应然结果。因而相比其他形式的安全互信机制，海洋非传统安全合作有更多的社会建构意义。它为国家间的海权关系引入了新视角，修正了国家海权竞争的焦点，在传统的竞争者之间构建新的合作者身份。随着合作者身份传播一种“和合”文化，美国可以更深入、更容易理解中国海权发展的和平性质。所以，两国军政学各界大都“看好”中美两国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迈克尔·蔡斯在《的多样化军事任务：优先考虑战斗行动和发展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一文中就认为，中国为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发展海军力量，为美中军事合作创造新机会。Chase M S，Gunness K. The PLA’s Multiple Military Tasks： Prioritizing Combat Operations and Developing MOOTW Capabilities. China Brief，January 21，2010. http：///programs/chinabrief/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35931&tx_ttnews%5BbackPid%5D=25&cHash=8945e05997新美国安全中心著名学者罗伯特·卡普兰也认为，中国海军力量的增长给美国提供了机遇，海军可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开端。Kaplan R.China’s TwoOcean Strategy：China’s Arrival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September，2009.http：//kms1.isn.ethz.ch/serviceengine/Files/ISN/106416/ichaptersection_singledocument/060fcf68b22d4c14b964ebc284fc43a9/en/Ch_2_CNAS+China’s+Arrival_Final+Report7.pdf美国国防部也十分重视中美两国海军在救灾、打击海盗领域的合作能力。在其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国将各种非军事行动作为“新时期历史任务”，这表明“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承担了更多角色和责任”。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May 2012： 34.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显而易见，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可塑空间，为两国发掘共同行动的动力带来了千载良机。

由此可见，海上安全互信机制为防范中美海权安全困境提供了可能性。海上安全互信机制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对话，可以推动两国不断地进行学习、自省、评估，使两国拒斥非历史、非情势和教条式的认知。作为一种争端的协调过程，海上安全互信机制推动两国集聚管理危机的经验，在非常时刻约束盲动和冒险。而作为一种社会化过程，它通过推动两国转变身份，使双方的战略缔造植根于新实践与新关系。正是在集聚互信的基础上，中美两国可以有效地防范海权“安全困境”。

结 语

对于21世纪的中美关系来说，避免在西太平洋上重演权势转移的恶性竞争，无疑关乎两国以及东亚的长远发展。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大国关系，中美两国构建海上安全互信机制，缓解安全困境也是一个长期、复杂和多有反复的过程。美对售、美国肆意对中国进行战略侦察，都是两国在短期难以达成妥协的问题。美国在面对权势转移中的“战略焦躁”，也使得缓解任何形式的安全紧张更有挑战性和实现的难度。但是，即便如此，也无法得出中美海上安全互信无效或无必要的结论。借由在机制合作的长期适应，中美两国可以有效防范海权“安全困境”。本文认为，中美两国必须创新思维，突破，充分释放既有机制的潜能，并适时发展新的互信机制。从长远来看，如下的战略意识和政策努力至关重要：第一，两国必须继续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继续优化政治统帅军事的大战略领导体制，并约束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如此才能确保“两军关系要服从于两国整体关系”的根本定位，使得两军关系有可能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平台和动力。第二，在两国少有可能妥善处理，甚或搁置若干政治争端（通常是中国内政问题）的情势下，应尽可能维持海军交流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这要求中国具有更多反制美国干预中国内政的手段。在非紧迫情势下，中国可尝试将两军交流与敏感政治问题脱钩。当然，两国海军关系仍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牵制美国反华行为的利器。唯有如此，中美两国才能更积极地集聚互信，开启大国海权合作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