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的“回乡生产运动”

[摘 要]1955年，上海市启动了紧缩城市人口的“回乡生产运动”。为转变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态度，党和政府在宣传的策略上，以美好的社会前景教育和吸引群众；以换位讲述引导和说服群众。在落实策略上，精准锁定动员对象，最大限度地减小回乡群众的经济损失，党员干部带头树立榜样。由此，使群众对回乡生产运动由不支持转向了理解和支持并达到了预期目的。

[关键词]回乡生产运动；20世纪50年代；上海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0-0022-03

一、问题

开埠之初的上海人口不足50万，解放之初的人口统计录得人口502万。到1954年，上海人口达到662.71万人，1955年更是接近700万大关。[1]人口的迅速增长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早在1949年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一文，指出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消费型转向生产型。而判断一个城市是消费型还是生产型的指标之一，是城市人口的劳动参与度。1955年4月底上海的699.7万人口中，被赡养者的比例高达62.93%，远远高于被认为是合理水平的50%。[2]1953年年底，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开始实施，政府直接承担起为城市人口供应粮食的任务。而1954年到1955年的两年里，上海的粮食销售量屡屡超过计划供应量。[3]对此，1955年5月，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在讲话中说“上海的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地、踊跃地到全国各地参加工农业和其他各项建设工作，特别是对于那些放弃农业生产跑到上海来等待就业的劳动人民应该说服动员他们回乡生产”。[4]紧接着，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在6月份制定方案，要求“从1955年7月起，到1956年6月份之前，坚决从各方面完成紧缩城市人口100万，其中动员40万至60万人回乡生产的任务，以达到贯彻本市紧缩与加强的方针，消除人口臃肿的不合理现象的目的。”[5]

这项方案意味着每十个生活在上海的人中，必须要有一个离开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先进最繁荣的大都市，让已经来到上海、甚至已经生活下来的人放弃上海的生活，回到乡村或小城镇去，必然会有人不理解、不情愿。将群众的“不支持”转化为支持，即成功地把那些原来不支持这个运动的民众疏散出上海，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对策

面对“回乡生产运动”遇到种种难题，中国共产党展示了有能力、有办法、有威信、有号召力的政党形象，达成了既定的目标。其成功的要诀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发动宣传系统，对民众进行有策略的宣传和教育。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且非常善于做宣传工作。在“回乡生产运动”期间，当时，上至《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下至企事业单位和里弄的黑板报，都被利用起来进行密集的和持续不断的宣传报道，造就了空前巨大的舆论声势。这场宣传不仅声势浩大，尤为重要的是以动员为目的，其中包含着诸多宣传策略和智慧。

第一，准确把握人民渴望建设新国家的心理，将回乡生产运动与社会主义建设美好目标结合起来说服群众。针对群众对“回乡生产运动”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在宣传策略和部署上党内的文件明确指示：“紧缩上海人口，是为了充分发挥上海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和加强国防。要强调宣传回乡生产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行动，宣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对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有重要作用，同样光荣；动员农民回乡不但为了加强城市，同时也为了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适当批判不劳而获和放弃田地到城市‘混’生活等错误思想。”[6]将回乡生产问题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协同发展工农业、平衡城乡关系的高度，让群众懂得回乡的重大意义，进而懂得拒绝回乡是不顾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甚至有不劳而获和混生活思想在作怪，使许多群众逐步改变了原来的不支持态度。

第二，换位讲述，娓娓道来，分析利害，循循善诱。舆论宣传不能仅仅站在执政者的角度进行说教，更要从宣传对象的利益和诉求出发考虑问题。在回乡生产运动宣传上，许多宣传材料都站在被动员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分析其呆在城市的害处，以及回乡生活的好处。比如呆在上海开支大、居住空间小，生活来源无保障等等；而回乡生活则开支小、生活更便利、生活来源稳定，从而得出回乡生产有利于个人及其家庭的结论。这无疑打动了不少被动员者，起到了推动回乡生产运动的作用。

第三，着力于不久的将来，为回乡者勾画美好的生活蓝图。从宣传策略上看，基于过去和当下的宣传通常比基于将来的宣传更为困难。党和政府把握了这一宣传规律，明确指示：“（应）宣传目前农村的新情况，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飞速发展和丰收，农民生活、生产条件的改善；特别要宣传《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指出农村建设的远景，提高农民对农村的认识。”[7]《解放日报》将新农村描绘成：“鱼满塘、谷满仓”……“拖拉机耕种收割，抽水机电力灌溉”，“乡乡有电话，村村有广播，社社有收音机”，“农村中图书室、电影队、体育场、业余剧团无处不有”，“小路变大路，乡村像城市”。[8]这样美好社会前景，自然令人向往，比较继续留在上海面对当下的困难生活，回乡生产自然成为了正确的选择。

（二）在落实回乡生产政策过程中抓住关键环节，有策略、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宣传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落实，不会变成现实。在回乡生产运动中，党和政府除了做好宣传工作外，紧紧抓住回乡生产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坚定落实具体政策，有效推进各项工作的展开。

第一，精准锁定动员目标，区分轻重缓急，减小阻力。要让占上海人口十分之一的人迁出，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让谁走？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回乡生产运动就无法顺利推进。对此，党和政府非常慎重，把动员对象锁定为“在农村中有生产生活条件、回乡后能维持最低生活，在城市没有固定职业”的人群。上海的“在职职工一律不动员”，“夫妻关系不动员”[9]，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政策。

区分轻重缓急，还体现在对外来保姆、奶妈和佣工的政策上。运动刚开始时，这部分人也在被动员回乡之列。但很快新的问题就浮现了。没有了保姆、奶妈和佣工的服务，那些家里有幼儿或老人需要照顾的在职职工无法安心工作，不得不请假去找本地保姆代替农村来的保姆，或者在工作时间里抽空回家照顾小孩、打理家务。一时间，怨声载道，反对之声四起。政府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纠偏，规定“在职保姆、奶妈和佣工不进行动员”。

第二，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最大程度地减少群众在实际利益上的损失。由于城乡差距，特别是上海与各地农村的巨大差距，搬离上海回乡生产的人们必然要损失一部分利益。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对回乡生产者给以物质补偿是落实政策的关键。因此，在安排回乡生产时，党和政府进行了认真的调研，确保疏散地有充足的土地或其他生产条件提供给被疏散回乡的人，在这些条件不具备时先不动员。[10]此外，有的动员对象在上海已经有了住房，虽然其中很多属于违章建造的棚屋。党和政府对于这些棚屋的政策是：一般不拆除，而是协助他们出租或转让棚屋；不易出租和转让的，由政府收购或租用。[11]其他形式的补偿还包括资助回乡路费，协助安排交通工具，协助解决债务和子女转学等问题。[12]不仅如此，在动员对象回乡后，上海市政府还向相关省份派出了访问团，了解已回乡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当地政府在安置上有何困难，同时，总结经验教训，使后续的动员安置工作持续顺利进行。

第三，发挥干部职工的模范带头作用。回乡生产运动，如果党员干部不能身先士卒、模范地执行政策，只是让普通群众迁出，回乡政策难以实施。所以，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就成为回乡生产运动成败的又一个关键所在。

解放以后，随着生活的逐渐安定，很多干部职工把家属接到上海定居，以至在农村的亲戚朋友也前往上海投奔他们。运动展开之后，政府对干部和职工进行教育，让他们劝说已经来上海投奔自己、符合回乡条件的亲友和非直系亲属回乡。还动员在职干部职工写信回家乡，劝说在乡的亲友不要盲目离开乡村到城市投亲靠友。[13]有的里弄干部，本身就是符合回乡条件的动员对象。许多里弄干部自愿带头回乡，影响了很多动员对象跟着回乡。[14]当时，干部职工的带头作用是回乡生产运动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

三、启示

在当今国家治理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做好群众的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和配合，顺利地推动各项政策的实施，这是执政者必须应对的问题。回顾和总结党和政府在回乡生产运动中的成功之处，对于当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强大的和富有策略性的舆论宣传和思想动员是落实政府决策的重要武器。上海回乡生产运动得以顺利推进，并达到预期目的，如果离开当时那种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和富有策略性的思想动员是难以做到的。宣传上以美好的社会前景吸引人，以社会主义先进思想引领和教育人；以换位言说的方式打动人，才使那样一场大规模的涉及回乡者切身利益，且需要个体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运动顺利推进并获得成功。

第二，党和政府任何决策的制定及实施都必须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上海回乡生产运动的开展，虽然就回乡者眼前利益而言，可能是一种牺牲，但从长远看，它换来上海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成果，这些成果又回馈于全体人们。不仅如此，在整个运动的推进中，党和政府对回乡者的利益补偿，生活、生产的安排也体现了把人民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归宿的一面，从而得到回乡者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不论做任何事情及遇到何种困难，党员和党的干部都必须走在群众的前列，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党员干部的示范效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切事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上海回乡生产运动在那样复杂困难的条件下，转变群众最初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四，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直接决定着群众对于政府决策的态度。在回乡生产运动动员中，虽然有些政府工作人员为加大政策执行力度，一度采取了不适当的强制手段，如有的看到群众有一些动摇，立即为他迁出户口，门上贴上红纸条，里弄贴出“光荣榜”，使之不得翻悔；有的则是在座谈会上点名要求发言，要所有人都订下回乡计划，不发言、不订计划就不散会等。但总体上看，党和政府始终强调以群众自愿为主，对于严重违背政策，造成群众反抗的工作人员政府则给予批评和处理，从而化解了公共舆论方面的危机。这也是回乡生产政策得以顺利推进的原因之一。

当前，我国正在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矛盾频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到2014年底，上海的常住人口总数已经达到2425万。“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将“十三五”期间上海人口的控制目标确定为2500万。如何应对当下上海的人口规模问题？重温60前上海的回乡生产运动，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必有好处。

参考文献

[1]上海通志：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66.

[2]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人口办公室.关于编制紧缩人口方案的情况说明（1955年）[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B25-1-1-35.

[3]汤水清.上海粮食计划供应与市民生活[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366-368.陈熙.1955-1956年上海首次城市人口紧缩与粮食供应[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3）.

[4]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N].新民晚报，1955-05-02.

[5] 关于动员外来农民回乡生产工作的初步方案（草案）（1955年6月）[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2-21-53.

[6][10]关于动员农民回乡生产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报告（草稿）（1956年）[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B168-1-871.

[7][9]上海市人口办公室.一九五六年动员农民回乡生产的工作计划（草案）[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B168-1-871.

[8]乡亲们，快些回家园吧[N].解放日报，1956-04-23.

[11][13]上海市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工作初步总结（四稿）[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B168-1-871.

[12]关于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工作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1955年8月10日）[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B168-1-862.

[14]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处理和防止外地人口流入本市的办法（1956年12月13日）[Z].上海市档案馆馆藏，B168-1-868.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课题“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治理大都市的经验研究――以上海为例的讨论（1949-1959）”（项目批准号：15JD710085）中期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