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中国亟需社会重建

究竟怎么选择，是要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来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司其职而又互相配合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这个问题无可回避。

改革走到今天，有一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就是重建权力还是建设社会?这已经成为中国今天―个重要的抉择。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原因在于，改革已经走过30个年头，从理论上说，应该形成了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体系，但从现实角度看，似乎是一种相反的趋势，国进民退、强化权力的迹象依稀可见。这种权力的强化，很多时候是以扭曲市场和打压社会为代价的。而目前对于金融危机的错误反思似乎又为强化权力提供了新的论证。

究竟怎么选择，是要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来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个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司其职而又互相配合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这个问题无可回避。

如何面对难以克服的悖论

中国社会出现权力强化的趋势，不能仅仅看作是某种思潮推动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生活变化的本身。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大众社会消费的来临，还有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现在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空前的复杂化。

我们刚刚经历的这场经济危机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种种社会矛盾冲突，其实与这种复杂化有密切关系。它提出的一个直接的要求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来应对它，这个治理结构有没有应对它的能力。换句话来说，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要求一种更强的社会治理。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相应机制，这种对更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化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为对权力的呼唤提供正当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

所以，在改革30年走到今天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们过去说，只要有了市场经济，有了产权的多样化，权力就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和削弱，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可能会形成一种更强大的、更无孔不入的、更精致的全能性的权力?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对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进行重组，市场和社会都成为强化权力的因素?如果这样一个趋势变成现实，将会形成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

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实际上并存着两个东西：权力的强化与权力的失控。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而在市场和社会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意味着需要权力来包打天下；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机制，尤其是缺少社会充分发育的情况下，权力会因为缺少有效的制约而越来越失控，并最终失去治理的效能。这两个东西的并存，无疑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困境之一。比如说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和在应对自然灾害上，强化权力模式的动员能力会显得更为有效，但在处理常规化的经济社会生活时，如果仅仅依靠这样的权力，而没有发育的市场和社会的配合，这种权力往往会捉襟见肘。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如今在社会生活当中觉得权力过分强大，而在治理社会的时候，又觉得权力不够用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这个基础上强化权力的治理能力，应当是我们明确的目标。

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我觉得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应当成为我们今天一个重要的社会发展理念。但是，社会进步多少年没人讲了。我们讲发展，我们讲改革，没人讲进步。在发展主义的话语下，社会进步成为一个被遗弃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今天的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应当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社会进步的口号。这一点美国对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启示。美国能够走到今天，和两件事情直接有关：一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另一件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搞的建设伟大社会。

在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当时美国社会进步运动发生的基本背景，跟今天的中国有着非常类似的地方。当时美国刚刚经历了一场快速的工业化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政治腐败、大财团垄断下的不自由的市场、权利和资本的勾结、贫富悬殊分化，社会动荡频仍，社会道德堕落等等，这些事情在美国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由不同力量共同发起了一场内容广泛的社会进步运动。落实公民权利、限制垄断、提高政府的效率，增强政府的公正性、扶持弱者、张扬正义，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内容。

这个社会进步运动持续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对于改造美国的社会，对于遏制那些恶的东西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个社会进步运动对我们应该有直接的启示。今天中国可能面临的情况和当时的美国不一样，如果说今天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应当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因为我是搞社会学的，我尤其强调后一点。我前一段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就好像一个人被别人打了一拳一样：而社会溃败是什么?是你自己的细胞坏死、烂掉，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威胁是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把社会不稳定当做主要威胁，为了维这个稳，我们自己能够治愈细胞的措施都被束之高阁。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有一个新的思路和新的思维方式。

需要一种魄力和大智慧来重建社会

社会建设到现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我个人的看法，社会建设至少要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一个好的社会、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应当有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我们这个社会在过去的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利益关系失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问题就在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体制，但是和它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利益均衡的机制是以公平的利益博弈为核心内容，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包括有相关信息的获得机制，有关利益要求的表达机制，施加压力的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解决机制或者叫终结机制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有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和它配合。在目前的情况下，退回到过去的旧体制不能够成为我们的选项，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

第二，一个社会应当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用―个合理的社会结构来支撑―个相对理想的社会，同时支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这个社会结构至少包含四点：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保护抑或是改善底层、穷人的社会生存生态；要有一个起码的社会流动渠道；在不同阶层之间形成互惠共生的关系。

第三，促进公民权利的落实，促进

NGO组织的发展，增强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NGO组织的处境非常艰难。NGO组织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环境。

第四，要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我说的制度化方式至少包含两点：第一，这个制度具有能够容纳冲突和矛盾的能力。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美国打伊拉克时，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下，几百万人上街游行，美国人没觉得这个社会要天下大乱。而为什么我国在和平时期，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要被拖欠的工资，政府就如临大敌。我们这个制度太脆弱了，要使我们这个制度坚强起来。第二，增强我们这个社会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矛盾、解决冲突的能力。越是压制利益的表达，利益关系越是失衡；利益关系越是失衡，社会矛盾越是尖锐，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方面，我们似乎走向死胡同。

第五，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一个好的社会，应当给人们提供基本保障。这个保障不仅仅涉及公平问题，也是经济上一个台阶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无论强调社会保障也好，强调社会福利也好，强调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也好，在权力不受制约，财政不受监督情况下，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给你一件体恤，从你身上扒下一件羽绒服。政府是不生产钱的，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拔下十根给你一根?我觉得这是未来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第六，一个好的社会，需要有一个好的基础秩序。这些基础秩序当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基础制度。比如说规范的现金管理，国民收入即入的制度，规范的票据管理、规范的帐目管理等等，这对于一个社会非常重要。这些东西有点类似于城市当中的基础设施，马路、桥梁、管道、输电线路。但是，现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很多现象实际上处于不可治理状态。你想解决它，却觉得有点“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为什么?因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假冒伪劣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已经缺少了解决问题的基础。所以要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使得社会生活中不可治理的状态转变为可治理状态，你才有解决它的可能性。在缺少治理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通常的办法就是加大打击力度，但是不起作用。而当你能够把这些基础恢复，其实正常的力度就够了。这才是―个正常的社会。

网上的帖子说，“中国足球为什么就踢不好，因为缺少足球最需要的东西，足球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在这样―个历史的关键时期，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这样一种舒展的灵魂，“走出体制性拘谨”。

如果说今天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应当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