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第二次转型与第二次改革

伴随外部和内部条件的变化，中国开始进入由生产型大国向消费型大国的第二次转型。由此，中国开始进入第二次改革。

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处在十字路口

后危机时代，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大调整时代已经到来。外需萎缩将是中长期趋势，全球将进入一个需求不足的时代。

我国长期坚持大进大出的增长方式应当结束了。这是因为，中国内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进入发展型新阶段。重点表现在三个大方面：从外用消费品向内用消费品的升级；从私人产品的需求到公共产品类的需求，公共产品的需求不足，正全面向我们走来：从对物的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

这意味着伴随外部和内部条件的变化，中国开始进入由生产型大国向消费型大国的第二次转型。由此，中国开始进入第二次改革。

“十一五”的几个政策目标很好，比如，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把调整结构作为主线；把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把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根本点、出发点。而实际情况却是：投资率居高不下：消费率逐步下降；外贸依存度进一步上升；能源消费指标一次一次被突破。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在内部、外部环境变化情况下，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相当突出，甚至在危机当中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其特点是：以追求GDP的速度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为重点的追求：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正处在一个关键阶段和十字路口。

第二次转型与五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走向消费主导时代的改革。由于多种因素，中国这几年的消费率不但没有上升，而是下滑到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最低点。同发展水平相当的一些国家比将近差20个百分点。巴西去年的消费率是75.7，印度45.9，俄罗斯77.7，而我国下降到48.9。未来五年左右，中国需求消费结构大幅上升和消费增长是一个大趋势。问题在于如果相应的体制改革跟不上，消费主导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将会被人为延误。

进入消费主导时代，重点要在四个方面改革：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大幅度提高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改革没有大动作是很困难的；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改变消费倾向；促进财政和金融体制转型。严格讲，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和消费性金融体制的建立还远未破题，尤其是消费型金融体制还没有真正破题：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由生产性投资逐步向消费性投资转变。

第二，走向城市化时代的改革。有人认为，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同步的，甚至还快于工业化发展速度。我的判断与之相反。按照国际一般标准，人均GDP3000美元时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率至少是60％左右，而我国的城市化率至少差了15个百分点。未来五年我国城市化加快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构建消费性大国的战略性举措。如果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够在“十二五”期间有实质性突破，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10到15个百分点完全有可能，这将会大大推进我国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进程。

第三，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改革。公共产品短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本公共产品的短缺。在社会利益关系协调制度建设方面的供给短缺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公共就业服务同全社会就业需求的短缺。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是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基本需求；公民社会，社会组织发展是大势所趋。我国要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加快发展各个利益主体的一些组织。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能演化为政治矛盾，但在利益主体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矛盾突出的背景下，有组织的协商对话比无组织的反抗对这个社会要好得多。

第四，低碳经济时代的改革。低碳经济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是会影响和牵动经济社会的革命。低碳经济将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结构调整、制度创新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既要看到国际上某些复杂因素，更要看到中国的大国作用和大国责任。迎接低碳时代，要在改革中解决资源形成价格机制问题、能源价格机制形成问题、环境产权制度问题、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问题，否则，推动低碳经济时代的变革将有相当大难度。

第五，面对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这涉及到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职能转变。目前在各种体制束缚下，从中央到地方，尚未见公共职责分工体制以及由此建立问责制；二是公共权力结构，现在虽然提出行政范围内的三权分设，形式上走了一步，但实际上远未解决；三是公共治理结构。现实一再说明，以权利制约权力的作用是有限的，现代社会如果不加快建立公共治理结构，实行广泛的社会监督，很多问题不仅难以解决，即使想缓和恐怕都困难；四是公共服务体系，应该尽快研究推出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规划，在这个规划的前提下，研究和确立事业机构的地位作用，找出事业机构改革的正确方向。五是公共利益，由于现行的财税体制、干部体制等共同因素，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也就是说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性，这是政府转型最大、最深刻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解决改革中的利益协调，尤其解决改革中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是及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应该比其他任何改革更具有决定性，更具有革命意义。

总之，

“十二五”转型是发展方式的转型。这个基本判断极为重要。

对于“十二五”的改革我概括为三句话：第一，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上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二，推进以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国内消费，提高自主消费能力提供社会动力；第三，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服务政府的大突破，进一步形成中央与地方部门之间的合力与市场之间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