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心理学的研究述评

摘要：在对Snyder希望理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将之与其他几个相关的概念如乐观、个人成长主动性、自信和未来取向等进行比较，并介绍了测量希望的工具。希望与学业成绩、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以及企业的领导力和员工表现是有密切联系的，且可能在物质滥用治疗中有一定的作用。关于希望概念近年来不断有新的研究出现，目前在基本概念、文化适应、神经生物机制以及应用研究等方面仍存在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关键词：希望；学业成就；健康；人力资源管理；物质滥用治疗

分类号：B849

希望，一个多么美丽而又有生气的字眼。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1946/1988）说，“希望是人的一部分，”“就确定一个目标加以实现这一点而言”，人类的行动一方面“总是在现在中孕育，从现在朝向一个未来的目标”，“在现在中设法实现”；另一方面，又“在未来找到它的结局，找到它的完成；在行动的方式中始终有希望在。”诗人但丁说，生活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心理学也对希望进行科学的探索。特别是积极心理学兴起以来，希望心理研究可以说是搭上了顺风船，日益受到了心理学家的重视。其中Snyder的希望理论是近几年来的主流理论，本文首先对该理论进行了概括，包括理论概述、概念比较、测量工具等方面；接下来介绍了希望在学业成就、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物质滥用和企业管理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其中大多都是使用Snyder的希望测量工具；最后，由于Snyder对希望的看法也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因此介绍了关于希望的一些新证据和新观点，并进行了总结。

1 什么是希望

关于什么是希望，Lopez。Snyder和Pedrotti（2003）曾做过专门的统计，20世纪末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对希望的看法至少有26种。这些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希望的情绪观和认知观。情绪观如Marcel将希望看成是个人“‘身陷囹圄’时的一种情感性质的应对方式”（引自Lopez，Snyder&Pedrotti，2003）；认知观如Gottschalk（1974）认为希望就是一种“大乐观”，表现在个人认为“积极的结果不仅会出现在个人的生活中，而且会出现在整个社会，甚至会出现在整个宇宙和纯粹精神或想象的事件中”。当代心理学比较认可的是希望中认知成分与情绪成分并存的观点（任俊，2006），其中以Snyder关于希望的看法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测量工具最具代表性。

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Snyder等（1991）认为希望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人类的许多行为。过去对希望的看法只指出了希望的目标导向性以及目标的适应性，并没有说明有希望的人是如何实现目标的。据此，Snyder等人（Snyder，2002；Snyder，Feldman，Taylor，Schrocder&Adams，2000；Snyder et a1.，1991）将希望定义为“一种积极的动机性状态，这种状态是以追求成功的路径（指向目标的计划）和动力（指向目标的活力）交互作用为基础的”，这是一种认知取向的观点。其中包括三个最主要的成分：目标（goals）、路径思维（pathways thoughts）和动力思维（agency thoughts）。

目标是其希望理论的核心概念。Snyder（2002）假设，人类的行为，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活动，都是有一定目标的。这是人们精神活动的支点（张青方，郑日昌，2002）。目标有时间长短之分，也有具体与抽象之别。一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即积极的“趋近”目标和消极的“回避”目标。对于设定目标的个人来说，目标都具备一定的价值，个人为达到目标所付出的努力与其对结果价值的评估（outcome value）是分不开的。关于目标与希望的关系，他强调，实现目标的概率与希望水平关系不大，即使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个人对此也可能抱有很高的希望，并且还有可能完成任务。他用猜字谜实验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说，与认为至少中等水平的成功概率才有希望这种常见的看法不同，实际上即使是目标达成的概率很低也可以有希望，也需要有希望。

目标会促进行为系列的产生，其中有两个主要成分，即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所谓路径思维，即达到目标的具体方法和计划，这是希望的认知成分。一般地，高希望水平的人形成的路线比低希望的人更加具体可行，而且还善于形成备选路线。大脑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去了解和预期某种可能的结果，路径思维就是开发大脑中的预测能力系统（张青方，郑日昌，2002）。动力思维是指执行路线的动力，即个体认识到自己有根据已有的路径达到所期望的目标的能力，属于希望的动机成分。类似于意志力，其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人们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遇到障碍（barriers）和困难，感受到压力（stressor）时，希望水平高的人通常有足够的毅力去战胜挫折，并且将这种挫折看成是成长的契机，而低希望的人则可能在面对困难时唯唯诺诺，止步不前。希望的这两个成分缺一不可，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是紧密联系相互配合的，两者“不仅反复出现而且相辅相成”（Snyder，2002）。任何哪一成分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目标的达成。

此外，希望模型中还有情绪情感的成分，但是，Snyder没有将之作为希望的必要成分之一，因为在他看来，情绪情感是希望行为系列个体对目标认知的附属产物，在整个系列中对行为起反馈与调节作用（见图1）。由此可见，Snyder将希望看作一种稳定的特质，不仅是一种能力特质，还是一种动力特质。

2 希望理论与其他理论之间的比较

2.1 乐观

与希望最相近的一个心理学概念是乐观（optimism）。关于乐观一般有两种看法。Seligman（1990/1998）对乐观的解释是从归因风格的角度出发的。他认为，一个人乐观还是悲观取决于解释问题的方式，乐观的人对积极事件作持久的、普遍的和内在的归因，对消极事件作短暂的、具体的和外在的归因；悲观的人则相反。他通过著名的“习得性无助”的实验，证明了抑郁也是学习而来的。然而一个机缘使他的研究由抑郁转向了乐观（任俊，2006）。Seligman（1998）于是提出了“习得乐观”的概念，坚信乐观也是可以通过归因风格的转变而习得。从这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窥探到Seligman乐观理论的目标是“远离消极后果”（Snyder，2002）。希望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积极的指向未来的目标。另一方面，Seligman并没有像希望理论那样强调达到目标的“路径思维”，如果说一个人改变归因风格是一种“路径”的话，那么与希望理论的“路径”相比，它显然是“窄”了许多。此外，Snyder指出，“希望理论同时也明确地强调积极和消极情绪的产生，但Seligman的乐观理论似乎并没有十分明确地说明这一问题（Snyder eta1.，2000）。”

关于乐观的另一种看法是将乐观看成一种稳定的特质，这就是由Scheier、Weintraub和Carver（1986）提出来的气质性乐观（dispositionaloptimism）。他们认为乐观是对一般事件结果的积极期望。作为一种人格特质，这种期望不具有情境特异性，而是跨情境的。乐观与悲观是同一个维度的两个极端。在他们编制并后又修订过的生活倾向量表（Life Orientation Test Revised，LOT-R）中（Scheier，Carver&Bridges，1994），得分越高表示越乐观.反之则越悲观（pessimistic）。自提出希望理论以来，Snyder等（2000；1991）就特别注意将这两个概念加以比较，认为两者都是稳定的特质，两种理论都属于认知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希望将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而气质性乐观理论虽潜在地强调动力性的作用，但路径思维在其中的地位并不明显。

不少研究者用希望和乐观的测量工具对这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表明成人特质希望量表（Trait Hope Scale，THS或Adult HopeScale，AHS）或儿童希望量表（children’s Hope Scale。CHS）和LOT-R的相关一般在0.50左右（Rajandram et a1.，2011；Rand，2009；Snyder et a1.，1991；Wong&Lim，2009）。比较特殊的是Gallagher和Lopez（2009）用修订版的THS（RHS）与LOT-R证明两者的相关高达0.66。研究中还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证明了两者是不同但又有一定关系的两个概念。此外，Bryant（2004）以LOT和THS进行实证研究，结果LOT中的乐观与THS的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分量表的关系程度相当，而悲观与动力思维的相关比路径思维要强，他还得出结论，即“希望”的目标要比“乐观”的目标更具体一些。Rand（2009）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CHS和LOT-R测得的数据，结果证明了希望与乐观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潜在变量，即对目标的态度（goalattitude）。

2.2 个人成长主动性

Shorey，Little，Snyder，Kluck和Robitschek（2007）曾专门将希望与个人成长主动性（personalgrowth initiative，PGI）进行了比较。个人成长主动性是指在成长过程中，个体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去提升和完善自己的倾向”。他们对两个相应的量表，即THS和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PersonalGrowth Initiative Scale，PGIS）进行了实证研究，说明了这两者之间的异同。PGI属于一种认知风格，这种认知风格与人类行为的动力性有重要联系，因此与希望理论中的动力思维异曲同工。实际上，两个量表中的个别项目也几乎相同。

然而，同是测量生活中的目标，PGIS更侧重评价与个人成长有关的内容；从时间维度上看，希望量表测量的目标应该比PGIS更长远一些，因为PGIS更侧重于生活中某一个阶段目标的测量。

2.3 自信

自信（self-confidence）是自我系统的一个部分，是黄希庭健全人格理论中的概念之一，也是心理坚韧性（mental toughness）的四个重要系列成分之一（Clough，Earle&Sewell，2002），指的是对自己的信任，对自己身体、心理和社会性的信任，表现为有信心、不怀疑（黄希庭，2006）。作为知、情、意统一的心理过程，自信既是一种一般化的自我评价，又是一种具有正面情绪色彩的人格特质，其中也包含动力性的成分。可以说，自信基本上相当于希望理论中的动力思维，正如Snyder所言，动力思维指的是“个体认识到自己有根据已有的路径达到所期望的目标的能力”。再者，自信心的形成与目标设置也是相互影响的（毕重增，2009）。

自信与希望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首先，自信是对自己的积极肯定和确信，为个人的行动提供了动力，但并未提供行动的方法和途径，但这个同时是希望的必要成分之一；其次，自信指的是对自己能否完成任务的一种概括化的知觉，希望理论强调“人们将发动（并维持）必要的目标指向行为，这个差异可以用词汇‘（我）能’和‘（我）想’来解释（Snyder，2002）”，也就是说，前者偏重个体对自己行为能力的评估，而后者反应的是行动的意愿。最后，自信并没有明确地强调目标，是指向自己的概括化的评价。

2.4 未来取向

关于未来取向（future orientation），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Nurmi（1991）认为未来取向是指个体对未来的设想与规划，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组成的过程。刘霞、黄希庭、普彬和毕翠华（2010）认为，未来取向是指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偏好未来的方向，同时也是个体对未来思考和规划的过程。还有心理学家对未来取向的结构或要素的划分基本上包含了希望的两个主要成分（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如Gonzalez和Zimbardo（1985）认为未来取向包括工作动机、目标寻求、实际行动和日常计划等四个因素；Helaire（2006）确定未来取向为六个主要维度，分别是：具体性、广度、突出性、计划、乐观性和控制信念。

未来取向是发展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同是对目标的关注，未来取向比希望更强调与个人发展前途相关的内容，而所希望的目标在内容上没有什么界限。此外，从以上界定可以看出，与希望相比，未来取向的内涵要比希望理论丰富得多。例如，Nurmi认为未来取向是一个过程，其中不仅包含动机和规划过程，还包括一个评价过程；刘霞、黄希庭和高芬芬（2011）则将未来取向分为未来认知（包括广度和密度）、未来情感（包括乐观性和思虑性）和未来意志行动（包括计划性和执行性）三个维度。

3 希望的测量工具

自提出希望理论以来，Snyder等人就编制了一系列的量表来测量希望的个体差异。他们的三个工具均是以该理论为基础而编制的自陈量表，每个量表都分别测量希望的两个维度，即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

4.3 生理健康

希望与生理病痛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Snyder本人也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曾做过关于希望与痛觉关系的研究。他们先在两个简单的研究中分别证明了SHS和THS得分高的人将他们的手放在冰冷的水中忍受疼痛的时间要显著高于低分的人，但是当对实验进行较严格的控制之后，却没有再发现这样的效果（snyder et al.，2005）。在另外一个干预研究中（Berg，Snydeq&Hamilton，2008），对实验组被试进行希望干预训练之后的结果显示，实验组要比没有经过训练的控制组有更强的对冰水疼痛忍耐力，证明希望干预训练取得了效果。

此后，关于希望在生理病痛中的作用成为近些年来研究的重点。研究的对象则基本上是真正的病人。如Berendes等（2010）集合了51名肺癌患者，除测量他们的希望水平之外，还分别让他们完成简明疼痛感问卷、简明疲劳感问卷、肺癌病人版的生活质量量表和贝克抑郁量表，以评价他们的疼痛程度、疲劳程度、咳嗽频率以及抑郁水平，其中疲劳感和咳嗽属于肺癌的症状。结果表明，与低希望的被试相比，高希望的被试表现出较少的痛感、疲劳感以及较低水平的咳嗽频率和抑郁水平。

另有研究证明了希望与高血压、呼吸道感染（Richman et a1.，2005）、肾衰竭（Billington，Simpson，Unwin，Bray，&Giles，2008）等疾病是消极相关的，高希望水平的哮喘病儿童更能坚持使用定量吸入器（metered-dose inhaler，MDI）进行治疗（Berg，Rapoff，SnydeL&Belmont，2007），从而说明希望对生理疾病也可以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近来有研究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了病人和医生的移情与希望之间的关系（Richardson，Macleod，&Kent，2012）。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确认，如：希望真的如生活中所见到的“奇迹”那样，可以逆转病情吗？它是如何影响病情的？应该如何培养病人尤其是绝症病人的希望？应该如何更合理地处理病人的病情与希望之间的关系，使病人病情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4.4 人力资源管理

2005年，Luthans等从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角度提出了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capital）的概念，将心理资本定义为“个体一般积极性的核心心理要素，具体表现为符合积极组织行为标准的心理状态，它超出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上，并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投入和开发而使个体获得竞争优势”（引自仲理峰，2007）。其中，希望就是心理资本的构成要素之一，由于这个缘故，有研究开始关注包括希望在内的心理资本在管理和工作领域中的作用。

研究者Youssef和Luthans（2007）在两个研究中分别测量了1032和232名企业员工的希望、气质性乐观和坚韧性（resilience）在工作领域中的作用。三种心理资本都与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有关，但只有希望和坚韧性与组织认同感（organizationalcommitment）显著正相关，且只有希望与工作表现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希望在工作中的重要意义。Welsh和Raven（2011）调查了81名国际特许经营协会（International Franchising Association）成员的希望与企业领导力（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和组织认同感等因素关系，结果表明。希望与企业领导力、组织认同感以及在公司中的控股权益是显著正相关的。

在人力资源领域，关于心理资本的研究方兴未艾，大有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研究并驾齐驱之势。Luthans，Luthans和Luthans（2004）指出，“心理资本的研究对全面、深入理解人的个体因素中的积极力量、提升组织的竞争优势，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而希望作为其中的要素之一，“对积极心理资本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可以看到，希望的研究正在组织与管理心理学领域迎来新一轮的关注。

4.5 物质滥用治疗

关于希望在物质滥用治疗（substance abusetreatment）中的作用的研究并不多，仅有的几个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一项较早的研究（Irving，Seidner，Burling，Pagliarinl，&Robbins-Sisco，1998）发现，高希望水平是与较长时间的药物和酒精戒断期是相联系的，这样的人也会较少地强调使用药物的优点。但是，当研究者控制了自我效能感、被试对药物使用的好评以及社会支持时，希望与戒断期关系却不再显著。而Jackson，Wernicke和Haaga（2003）则显示，希望水平越高的物质滥用者，他们参与治疗的几率也就越小，较少地坚持全程治疗。他们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高希望水平的人可能是对治疗方案不信任，害怕被贴上“神经病”的标签而寻求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更多地依靠自己。相比之下，Mathis，Ferrari，Groh和Jason（2009）的结果则又有不同：在基线期，希望中的动力思维与酒精依赖有关，而路径思维没有；8个月之后再进行测量，却发现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均对药物依赖的戒断期有预测作用，而没有酒精依赖。从以上结果来看，似乎希望水平与物质滥用治疗的关系不太稳定。

然而，这些研究也有不完善的地方：Irving等的研究被试数量较小（n=90）（Mathis，Ferrari，Groh&Jason，2009），且比较特殊（无家可归的老兵）；Jackson等对其结果的解释，即高希望的人更害怕被贴标签一说有些牵强：包括Irving等在内的研究发现（Merka&Brajsa-zganec，2011；Zhang，Gao，Wang&Wu，2010），高希望的人一般会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这与高希望的被试会更多地依靠自己解决问题似乎有些矛盾；Mathis等人的研究则对其他变量控制得较少。虽然已经有研究者重视希望在物质滥用的中的作用（Ferrari，Stevens，Legler，&Jason，2012），但其中有人依据的是高希望的青少年的物质滥用比低希望青少年要少（Koehn&Cutcliffe，2012），这与物质成瘾的治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总之，希望在物质成瘾治疗中的作用尚未有十分可靠的证据。

5 希望概念的新证据和新观点

Snyder的希望理论受到了认知思潮的影响，由于这一特点以及希望概念的易操作和希望系列量表的短小、施测方便等原因，这一理论引发了希望研究的小小热潮。尽管如此，仍有研究者在不断地对这一理论的合理性以及希望本身的内涵进行思考和验证。

5.1 希望理论的再检验

首先是特质希望的稳定性问题。Snyder本人在编制问卷时只用10周的时间来对THS的重测信度（r=0.76或0.82）进行测量（Snyder et a1.，1991），这对于判定希望是稳定的来说似乎说服力不足，因此不断有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Valle等人（2006）以初高中学生为对象，用CHS进行施测，证明了希望具有中等程度的稳定性（重测信度r=0.47）；Mashunkashey-Shadlow（2007）对印第安中学生进行的追踪了3年的研究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希望的稳定性（r=0.54）。但是Fortman（2011）认为，这两个研究中，前者将CHS应用的群体并不适合（被试年龄为10―18岁，CHS的适用年龄为8-16岁），且两次测量之间发生的9.11事件有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后者被试的磨损率过高（47%），仅剩47名被试的样本过小。他于是又进行了一个历时2年的追踪研究，试图弥补上述研究的缺陷。研究中同时用THS和SHS进行施测，两年期间总共测量4次，结果表明，每次测量的THS和SHS的得分之间均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四次THS的得分之间以及四次SHS得分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微弱。作者于是得出结论，不仅状态希望不稳定，特质希望也是不稳定的。这个研究的结果看起来更可靠一些。

除了希望的稳定性，希望结构本身的合理性也受到质疑。有一个研究（Tong，Fredrickson，Chang&Lim，2010）针对的正是这个问题。他们的方法简单有效，即计算用更直接的测量希望的项目的得分与Snyder希望量表测量的希望得分之间的相关。所谓更直接的方法，是让被试用含有希望词汇的项目进行评分，例如研究2中的“未来希望”的测评项目只有一个，即“我感到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总共进行了4个研究，前3个研究中除了测量Snyder特质希望之外，还分别用直接方法得到了“成长希望”（研究1）、“未来希望”（研究2）、“成长希望”和“过去希望”（研究3）。其中研究3测量是一个2个月的追踪研究，之所以测量“过去希望”是为了回忆过去了的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希望水平，以验证与本研究中“成长希望”的评价的一致性。最后一个研究是针对被试当场想到的3个目标进行“目标希望”的评分，并完成SHS。4个研究都一致发现：用直接方法测得的希望水平与用Snyder希望量表中的动力思维得分相关显著。而与路径思维无关。此外，在研究3中还让美国和新加坡两类被试参与实验，结果美国被试在“成长希望”和动力思维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新加坡被试。

这个研究研究至少有两点启示：首先是Snyder希望概念的结构问题，虽然Snyder曾证明希望的两个成分之间是有一定相关的，但实际上除这一研究外，也有其他研究没有证明两个因素的合理性（Merkas&Brajsa-zganec，2011）；其次，希望概念的文化适应问题。在这个研究中，被试是新加坡人，是东方文化背景下的被试，这也可能是希望理论结构没有得以验证的一个原因。

5.2 希望的新情绪观

Roth和Hammelstein（2007）将希望定义为对将来可能事件的积极预期。他们提出了一个希望的评估模型（appraisal model），这个模型区分了一个事件发生的两种概率：即主观发生概率（subiecfive probability of occurEencc）和主观归属概率（subjective probability of affiliation）。前者是指某个人估计某件事可能发生的概率：后者是指个人认为自己会属于事件当事人的概率，或者说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他们认为，这两种概率之间的差异就可以说明是否存在希望。这样，希望就是建立在特定情境评估基础之上的一种情绪状态，这与许多研究将希望看成是一种特质有很大不同。

同样是将希望看作一种情绪状态，Roth和Hammelstein不仅对这一情绪状态下了操作性定义，他们还用一种颇具创意方法检验其合理性。被试是175名监狱服刑人员。研究者让他们对刑满释放后还会再被捕的前述两个概率，即其他囚犯刑满释放后不会再被捕的概率以及自己属于不会再次被捕的那部分人的概率进行估计。之后分别完成大五人格量表、SCL-90中的躯体化、抑郁、焦虑、和愤怒.敌意分量表、测量童年犯罪多少的自我评估问卷以及社会支持问卷。

研究结果如下：两个概率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关系，这完全证明了假设1。他们将以上几个变量以及年龄、服刑期、已服刑期等全纳入回归方程发现：这些变量对主观发生概率只有14%的解释力，其中只有宜人性显著；而对主观归属概率的解释力达到了36%，其中焦虑、社会支持、神经质、宜人性和童年经验都有显著作用。这些也部分地支持了假设。总体看来，这一结果基本上证明了希望定义及其评估模型的有效性。

5.3 希望的大众观

Bruininks和Malle（2005）试图了解大众眼中的希望是什么样的。他们让52名大学生分别用属性评定（研究1）、写故事评故事（研究2）和故事再评定（研究3）的方法对希望和其他几种心理状态（如optimism、wanting、desiring、wishing等）进行评价。评定结果大致如下：77%的人在描述希望时会涉及到未来结果；58%的人将希望与期待一个积极的结果联系起来；30%的人认为希望有一定的功能，他们将希望看成对某一目标的专注，使一个人朝着目标前进，或者控制情绪的一种方式：一般所希望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较小，个人对事件的可控性也较低；希望所涉及的事件一般都比较重要。通过总结，作者认为可以这样简要地描述大众眼中的希望：一个人关注所渴望的重要且积极的未来结果时产生的情绪。

5.4 希望的理论探讨

2010年，Miceli和Castelfranchi，2010在《Theory Psychology》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在回顾希望概念发展的历史脉络基础上，通过比较forecast和expectation以及probable和possibility内涵的不同，对希望概念进行了分析。他们将希望概念的基本认知成分概括为以下几点：a.认为事件p有可能实现的信念；b.将实现事件p作为一个目标或愿望；c.认为事件p的实现并不是完全处于掌控之中的。在这之前，鲜有研究者咀嚼forecast、expectation与hope之间差异。

6 小结与展望

作为这一领域曾经的领军人物，Snyder曾于2002年回顾了自己自90年代初以来在希望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展望中，他认为在改善医患关系和咨访关系以及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应是未来希望研究的重要领域。如其所言，这些方面的确成为近些年研究的热点。即便如此，目前希望的研究仍有其他方面的研究需要关注。

首先是希望的概念与结构这一基本问题。希望是一个复杂且内涵又十分丰富的心理学概念。Roth和Hammelstein（2007）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希望的研究仍然存在的几个争议：a.希望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问题；b.特质希望与将希望看成是一种情绪状态不同，与大众理解的希望也不太一样；c.希望事件是内控还是外控的；d.一些希望概念没有很好地与自我效能区分开来；e.希望是与威胁情境有关，还是去情境化的。这些问题为我们继续思考希望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实际上。路径加动力――Snyder的理论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人们做事时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但具体到到底“希望是什么”的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的仔细分析和验证。

其次。希望的文化差异问题也不容忽视。虽然有研究证明了Snyder希望量表在中国被试中的可信度（廉串德，2004；陈灿锐，申荷永，李淅琮，2009；赵必华，孙彦，2011；Sun，Ng，&Wang，2012），但希望概念本身的内涵在两种文化中是否一致，是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Ng（2004）的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希望量表在中国被试中并非完全适合。从自我诠释（self-construal）的角度讲，不同文化对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不同，会对人们的行为动机造成不同影响（Markus&Kitayama，1991）。例如，在动力来源方面，西方文化对个人的期待是发展出一个独立的自我，这种背景下的人们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倾向于从自身寻求动力。这在Snyder的量表中就有所体现，如测量动力思维的项目：“我过去的经验使我做好了迎接未来的准备”、“我认为我表现的很好”（Snyder，2002）；而东方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互依关系，除了强调自己的能力与努力之外，人们还习惯于从亲密他人（比如父母）那里寻求心理上的支持与鼓励（Cross，Hardin&Gercek-Swing，2011），这样的差异也可能会体现在希望动力性的一面上。因此在考虑中国人的希望时，一味遵循Snyder的思路，未必可取。特别是，Snyder本人也强调，将希望的观念和表现看成“在所有民族中都是一致的，是一种危险的做法”（Lopez，Snyder&PedroRi，2003）。

再者，希望的神经生物学基础问题。Carr（2002/2008）曾在他的《积极心理学》一书中指出，悲观、乐观目标定向行为以及乐观社会关系的神经神经生物学基础可能也与乐观和希望有关，包括：（1）神经递质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功能有效性；（2）免疫系统的功能有效性：（3）GABA的增加和情绪记忆能力的损坏；（4）行为激活系统，包括中脑边缘多巴胺通路和中脑皮层的多巴胺通路的功能正常。对妇女来说，寻求社会支持的希望与以催产素和内源性阿片类物质为基础的神经系统密切相关。但这些尚属于推测而已，目前尚未查到直接研究希望的神经生物基础的文献。希望内涵如此复杂，要探索其神经生物机制还需从长计议。

最后，希望的应用研究也应该予以重视。如前文所述，在积极心理学的背景下，国外不仅重视基础研究，且从未忽视将希望基础研究的成果推广到现实生活当中，如希望的培养与促进，心理健康预防体系的建设等。希望原本就是非常生活化的心理现象，也应当回归生活，这样才能使心理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缩短心理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

Snyder说：希望是“心灵之彩虹”。有必要指出，作为积极心理学24中积极性格力量中的一员，希望的研究在国外受到重视，在国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当代社会，除了学生和普通民众，还有太多的特殊群体需要有希望：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青少年、离异家庭青少年、失独群体等等。他们有了希望，我们的民族才更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