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电价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呼唤了多年的居民电价改革终于到来。目前，各地阶梯电价听证会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6月初，阶梯电价有望在全国各地陆续实施。公众对此的本能反应是电价“只涨不落”，这可能是一个误区。

改革是为了提高能源效率、兼顾公平

长期以来，中国对居民用电价格采取低价交叉补贴的政策。近年来，中国能源供应紧张的矛盾日益凸显，煤炭等一次性能源价格持续攀升，根据煤电联动机制，电力价格也随之上涨，但居民电价的调整幅度和频率均低于其他行业用电，并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无法合理体现能源价值。能源补贴是能源价格改革的重点，其中又以电力补贴与居民生活联系最为紧密，也是居民最敏感的问题。发改委极力推动居民阶梯电价的目的就是为居民电价改革打开一个缺口。目前，实行的无目标补贴，既不利于公平也不利于效率。

中国的居民电价一直受政府管制，被人为地保持在较低水平，并导致居民用电成本远远低于发电成本。在价格远远低于成本的情况下，亏损部分只有通过提高工业、商业电价进行交叉补贴，或通过国有企业的亏损进行补贴。这种补贴机制不能体现公平原则，而且常常使得供电成本更加不透明。这种对居民不加区分的电力补贴机制是不公平和无效的，大部分电力补贴最后落到不需要补贴的高收入人群手中。补贴来源于交叉电价，属于财政支出，也就是公共产品。无疑，根据过去的无区别的单一电价补贴机制，相当于贫困人群在补贴富裕人群。从公平的原则出发，低收入人群应当获得更多的补贴。

同时，阶梯电价在效率方面的作用是与公平性并存的。对政府来说，对居民用电实行阶梯式递增电价可以提高能源效率。从社会公平的角度，也应对低收入群体实行低价。在此，效率与公平的方向是一致的。处于最低梯段的用电量应当是最基本的居民生活用电，是生活必需消费，这一梯段电量的价格弹性很低。正因为低收入群体的用电弹性最小，电费支出在其消费性支出中所占比例最高，实行“一刀切”的改革方法可能会对这部分社会最脆弱群体的负影响最大。

对电力企业来说，中国的电力定价基本上是成本加成定价。这种定价方法以全部成本作为定价基础，忽视了市场供求和竞争因素的影响，缺乏适应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电力企业参与竞争，容易掩盖电力企业经营中非正常费用的支出，不利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率。

目前还难以完全与国际接轨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面对能源和环境，发达国家对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开始实行递增制，即用电越多，电价越高。到今天，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省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较为普遍地实行了居民阶梯式累进电价。国外经验的精髓就是市场竞价，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忘公平。我们以后也会走这样的路，只不过我们会温和一些，更加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

国外居民用电价格大概是工业用电价格的1.5―2倍，而中国居民电价只有工业电价的83%，但居民电价与国际接轨，目前恐怕还不行。毕竟中国还有老百姓负担的问题，如果完全取消对居民的用电补贴，越是低收入人群，受电价上涨的负面影响也越大。而且老百姓用电量可能还跟生产力成正比，如果现在把电价调得像外国一样高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弊端还是很明显，它反过来可能会影响劳动生产力。

目前推动的这一波阶梯电价，80%还是基本不动，对解决中国电价偏低的问题会有好处，但是谈不上解决电价结构不合理、工业电价比居民电价高的问题。

中国正处于高速的城市化、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快，能源消费和刚性需求增长加快，能源价格改革无法一步到位，渐进式的改革形式更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

争论的焦点是第一档

阶梯电价设计的一个关键是如何更合理地估计每档的用电量，最大程度避免将低收入居民排除在补贴范围之外，或者将高收入居民纳入补贴之内的设计误差。目前，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如何确定80%的第一档，才能让公众认为是合理的。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用的是统计数据，而公众参照的是实际生活经验，百姓就可能对政府给出的数据不太认可，这是双方的分歧所在。政府给出的是平均数，平均数可能无法解释个案，但总体思路是对的。但是，公众无从知晓政府给出的数据是如何计算得出，且对阶梯电价方案存在一个前置认识，即电价上涨会使电力企业收入增加，加之对政府又缺乏信任，那么，各种因素叠床架屋，就影响到双方的沟通。

一些城市陆续出台了阶梯电价听证会的方案，我还没见到具体的方案。我想各地政府应该会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规定去计算并落实关系到大多数人利益的80%。在具体如何计算上，应该让公众知晓，并让公众真正地参与到听证会中。这一点绝不能含糊，这也是公众与政府的最大分歧所在。

80%的居民电费将不受影响

正在推进的这一波阶梯电价改革，80%的居民电费将不受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对绝大部分居民影响不大。对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说，相对比较公平，因为城市化水平相对比较高；对中西部等贫困地区而言，由于农村范围广、贫困人口多，农村的用电量比较小，那么，比较担心的是许多城里普通消费者会进入第二、第三档。阶梯电价具体会影响到哪些人群，与城市化水平、用电特征等因素有关。

因此，一些省份的阶梯电价可能需要体现城乡差异。在城乡差异不大的地区，城乡电量分配一致是无妨的；在城乡差异大的地区，城市和农村的居民电价和电量还是区别对待为宜，比如城乡各划一条第一档的线，否则城市人群比较吃亏。

季度性差异的问题相对容易，只要做一个年度累计或者分成两个季节，都可以解决。但是家庭人口差异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因为个案千变万化，无法给出完美方案。任何定价机制都不能保证完全的公平，公平只能是相对的。如果较真、纠结于这个问题，就会没完没了，阶梯电价的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

让所有人都满意是漫长过程

目前对居民用电的补贴是通过低电价实现的，对补贴机制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电价的上涨。既然居民电价不可能长期不涨、涨价是必须的，那么，阶梯电价可能是最好的办法，它可以把涨价更多地转给高收入群体，因此对一般老百姓有利，比较易为他们所接受。事实上，以阶梯电价取代现有居民用电补贴机制将会产生双赢的结果。一方面，真正需要补贴的贫困人群获得了补贴，对高收入群体的高电价又抑制了其过度消费；另一方面，在新的补贴机制下，补贴支出将显著减少，关于这部分节省的资金如何利用，发改委明确表示将用来弥补火电发电亏损、火力发电脱硫补贴以及可再生能源基金和一户一表的改造，这也是给公众的监督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所以，认为发改委会借着阶梯电价改革的契机牟取私利，是不成立的。发改委应该没有这个动力，它只负责把政策推行下去，况且溢价部分的收益也不在它手里。

阶梯电价尽管不可能完美，但在居民电价必须上涨的前提下，它的确是一项比较好的价格机制。不但有利于电力的市场化进程，改善公平和效率，还将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电力价格必须反映电力成本。电力价格的上涨关系国计民生，直接影响老百姓利益，因此价格机制必须被公众理解。

此次阶梯电价是居民电价改革的突破点。其主要作用是为了推行观念、制度，让公众广泛地参与一系列有效的辩论，充分理解阶梯定价机制的内涵与意义，为今后电价机制更复杂、更有效的改革设计做准备。

从目前情况看，推出阶梯电价的改革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让所有人都满意将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慢慢磨合、慢慢摸索、慢慢完善，唯有此才能越来越完善。改革是必须的，一开始也可能会比较粗糙，这一点需要大家理解。如果一开始就全方位仔细较真，就无法实行了。总而言之，阶梯电价是本着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

作者系能源经济学家，特约记者翁一、实习生陆诗丽采访整理

“自来水悖论”病根不只是垄断

沈阳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从今年的7月1日起，我国将强制实施新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与老国标相比，在饮水安全保障方面，新国标有了大量的改进要求。然而，与此精神相反，据《新世纪》周刊报道，即便按住建部官方数字，2009年全国仅58.2%城市水厂水质合格，2011年合格率83%，但至今仍没有一家水厂公开承认水质不达标。为此，《新世纪》官方网站财新网的记者创造了一个中国特色的新名词：自来水悖论。

其实，不仅饮水安全，在涉及到大众民生的绝大多数问题上，中国都存在着类似的“悖论”。例如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在早已童叟皆知、举国声讨的局面下，出于一己私利，几乎没有企业说自己生产的商品质量有问题，无论它们的商品是否伤人无数、杀人无数。

无论是自来水这种地方政府主导下、因而具有地方垄断性特点的公共产品，还是食品与药品这种市场化程度远远高于自来水业的相关领域，公共安全之缺失，在中国都是普遍性问题。另一方面，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即便某些领域国有化，也没有出现中国这样严重的问题。因此，如果要寻求自来水的饮水安全保障，我们显然应该从更加宏大的视角进行专业化的分析。

当然，这也绝不意味着我们欣赏当今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垄断化和行政化。垄断化和行政化的结合，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怪物。即便如此，还有一个更为本质的命题在困扰我们。这个命题就是，今天的中国，较之那种简单的以为市场或者反市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思路，我们必须正视当今的市场既缺乏法治、又缺乏专业性操守的一面。

谈及法治，我们很容易达成共识，那就是必须以严刑峻法打击一切威胁到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可是，在保障食品、药品、自来水的公共安全方面，我们完全看不到政府在“维稳”等事务上所体现出来的“果敢”和“一丝不苟”。政府显然把最重要的力量用在了大量的不该用的事务之上，至少是用在了不那么迫在眉睫的事务之上。换而言之，该作为的地方不作为，不该作为的地方以类似“一票否决制”这种明显有违民主原则的方式落实到底。这就必然导致一个结果：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以罔顾国家标准而不被国家法制所制裁。

本来，假如地方政府是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的，无论是在“两会”期间还是会议的间歇期，只要有兢兢业业的“代议士”为选民服务，就能督促地方政府加强对公共事业的有效管理。即便地方政府不是民选产生的，在类似新加坡这些城市，只要具备起码的法治基础，就可以让新闻媒体和大众舆论起来监督司法正义体系的良性运行，让强大的司法系统随时制裁这些破坏公共消费品安全的人士。再退一步，即便这些措施暂时没有，只要各行业有敬业的专业人士在排除相关行业的部门利益之下进行科学质检，至少在公共舆论上能有起码的是非。

如果从自来水行业转到类似“地沟油”产业链和“三聚氰胺”的被食品化等领域来看，我们更加能确定一个结论：最可怕的不是完全垄断和完全市场化，而是看似市场化的垄断、看似法治的“人治”。或者说，最可怕的是制度运行上的“双轨制”，那种政企不分、权力制衡失范的局面。由于权力制衡缺位，“法治”被维稳化，地方公共事业部门绑架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动辄打击各行各业的环保人士，公营部门利用市场化的便利，又利用行政垄断的特殊地位，达成“两头通吃”。这就是“自来水悖论”这个中国命题背后的制度经济学逻辑。

这昭示我们，普罗大众的生存，与一般的基础逻辑和人类的系统文明体系息息相关。没有公共安全的“中国模式”。为了中国的公共消费品安全，必须加快政府领域的制度变革，让一个强大的、基于民主的法治政府，为民众的幸福保驾护航。而另一方面，即便我们要维持国有产业，民主法治也有利于这些产业的专业化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否则，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民主法治和权力制衡的缺位必将摧毁这些产业的根基。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万达收购美国院线：文化输出契机？

刘远举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近日表示，未来一年内，万达主要集中于跨国运作，将会有震惊世界的并购发生。《纽约时报》报道印证了王健林的说法。据该报5月8日报道,万达可能会收购北美第二大院线AMC股份。AMC有350家影院5050块银幕，远超万达在中国的86家影院730块银幕。如果合并成功，万达院线将在中美这两大电影市场，同时拥有占主导地位的影院经营权。

从文化方面考量，有论者认为中国企业海外的文化产业并购，将输出中国的价值观，提升国家软实力。但中国传媒文化企业的此类努力并不容易成功。早前，中国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参与并购《新闻周刊》便以失败告终。《新闻周刊》是美国华盛顿邮报集团所属的旗舰类新闻杂志，面向全球发行，每期最多发行量高达400万份，影响力仅次于《时代》杂志，也是美国价值观的输出者与制造者。但近年来受网络冲击，盛况不再，发行量下滑至150万份，广告量更是急剧下降，处于亏损状态。《新闻周刊》的东家华盛顿邮报集团急欲脱手，但在竞价前，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出手最大方的中国收购者。主导这项跨国传媒并购的《南方周末》执行总编向熹称，并购失败不是输在出价问题上，而是在于美国对中国传媒并购采取全面封杀立场，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担心中国价值观对美国的渗透。

而电影业相对远离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远离社会时政新闻，敏感度较小，容易达成收购。同时，电影行业由于内容的不确定性，导致票房风险、制片方风险相对较大，许多百年老牌影业公司如米高梅都有破产风险。内容商的风险导致了渠道商强大，甚至反向收购内容商，收购影视制作公司，形成巨无霸的产业链。所以，谁掌握了渠道，谁就掌握了通向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谁就有说话的权利，这个现时大型超市在零售领域的强势别无二致。而这个强势的话语权，会为中国影片在北美上映提供更多机会，也是一个输出中国价值观和文化的机会。万达的一大步，也可看作中国电影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一大步，这对于渴望输出文化和价值的中国，犹如雪中之炭。

对于渠道对文化的作用，外文出版社总编辑徐明强显然有深刻体会。他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最好的策略是收购海外出版社。发行是图书的命脉，中国图书要“走出去”，最大难度在发行，没有渠道。2002年，外文局联合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收购了中国书刊社―这是一家成立于1962年的美国家族企业，也是在美国最知名的中国书刊发行公司。悠久历史和高知名度保障了中国书刊社的客户群与发行渠道。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发行商，以及读者，要找中国出版物，就会找中国书刊社―这正是渠道对于内容传播的威力。

文化的输出，虽然首先在于负载文化的内容的融通，但光靠资本控制渠道，进而控制内容，却并不能实现目标。已有的众多的孔子学院，除了教外国人学习汉语和功夫，并未带来预期中的影响力。再如《建党大业》在美上映，却反响平平，即使假设万达控制了AMC院线，不顾票房而增加建党大业的场次，即使其损失可通过国内政经资源来弥补，但对于输出文化、甚至价值观，这样做却是南辕北撤――显然，这只会激起反感。

在市场环境下顺势而为的正常文化输出，是靠价值观的“低”和一国产品的强。所谓价值观的低，就如老子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价值观如水，总是由“高”往“低”流，越低越接近人性之本，越强大。譬如朝鲜阿里郎大型集体表演虽激情、崇高，但着眼于小人物的宣扬人性、亲情、自由的价值观的影视文化产品却反而如水，柔能克石。所谓产品的强，是指要靠着强技术产品的输出，如CPU、苹果手机，才能输出NBA和《美国队长》，最终输出附着其上的文化。所以，所谓文化的输出，功夫却在文化之外，比的是文化之外的价值观和孕育强势产品的经济和技术水平。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宽松货币难解中国式“增长陷阱”

柴桑

央行再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凸显出高层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情绪，尽管今年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稳健，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包括继续降低存准率乃至降息等宽松货币政策手段都已纳入到高层的政策选项当中。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能真正起到想象当中的作用么？

理论上说，多投放货币带来的货币幻觉是有可能刺激经济增长的，不过在实践当中，结论却并不那么乐观。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多投放货币带来的货币幻觉并不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太多的便利。相反，一旦投放过度，往往会陷入流动性陷阱，起不到任何正面作用不说，反而有可能会引起滞胀等糟糕现象。

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无论从经济增速、财政增速还是进出口贸易，都表现出放缓趋势。特别是进出口贸易，1-4月份仅仅增长了6%，其中4月份进口几乎零增长。对于十分依赖对外贸易的中国经济来说，进出口贸易的疲软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这些表现不佳的数据，反映出中国经济当下的困境。以至于在某些地方，保增长又被重新提起，所谓的稳中求进、好中求快等等，无不反映出各地在这个问题上的焦虑心态。

央行在这种形势下调整货币政策似乎是在认真对待当下的局面。但对中国经济决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货币政策在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处于从属地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不明显。实际上，中国市场并不缺乏货币，截至4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是88.96万亿元，是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9倍，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流动性投放者。如此之高的M2/GDP比值反映出的是中国货币使用效率的低下，低效率的货币使用问题应该从提高使用效率的思路加以解决，这不是靠货币投放可以解决的。假如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就开始放松货币投放，其结果只会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掺水，如此循环往复，直到不可持续引发滞胀问题为止。

简单分析一下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可以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依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增长陷阱问题。随着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降温，伴随了外部经济形势不稳定，中国的国内经济增长突然失速。这反映出的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的问题，是长期消费不足的恶果。解决这个问题从根子上来说是要解决分配问题，解决体制当中一些难以改革的体制硬核问题，而这确实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

继续从外贸数据来分析，尽管1-4月进出口仅增长了6%，但累计顺差依然有193亿美元。在进口几乎零增长的4月，顺差达到了184.2亿美元。这说明，在外贸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口下降的速度会远远超过出口，顺差反而有可能不降反增。这意味着巨额的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在这种局面下，降低存准率扩大货币投放量并不能说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况且，国内的物价上涨问题还很严重，群众对物价问题意见仍然很大，这样大举投放货币会不会使物价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鉴于货币过度投放可能带来的诸多严重后果，即使以救急的思路来考虑，多投放货币也不是一个好的政策选项。

刺激经济增长的举措有很多，重新拉动投资或者是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出口都有可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缓解目前增长放缓的严峻形势。不夸张地讲，房地产严厉调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在很多地方，土地出让金的收入锐减，已严重影响到当地的财政稳定运行，部分情况严重地区甚至出现了土地出让金账户无钱可用的现象。这对依赖土地收入的地方财政来说压力不言而喻，这也导致很多政府支出和政府投资项目削减、停工甚至无法开展。

多投放货币能解决这些问题么？在目前的金融体系下，货币投放带来的信贷增长并不能有效进入到最需要的那些行业与项目。不景气、不明朗的经济形势下，多投放的货币并不会实质性地进入投资或流通体系，反而会以各种方式继续留在金融体系内部，并不会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可以预见，在房地产调控不放松的情况下，没有巨额的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投资和引导投资的能力会大大降低，固定资产投资也就难以重新启动，现在到了一个重新审视和考虑以往房地产调控政策是否应当调整的重要时点了。这并不是说必须放松房地产调控，放弃解决高房价问题，而是说，在房地产投资如此重要的情况下，如何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在两者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

历史上，由于货币过度投放而带来教训比比皆是，如果说这些教训能带来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无论经济形势有多么紧张，放松货币政策都应当是一个最终选项而不是优先选项。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