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古人那样生活

雅致和娱乐的生活被现代人奉为极品，它确在古代存在并持续过，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创造而仅仅是重拾。

中国人自古就熟谙享乐之道，在尽是受压迫、受剥削、落后贫穷的历史印象中，那些智慧练达、闲适风雅的日子也应当被提及，这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史。把古人、古事、古意融会贯通起来，不难发现古代的愉悦仍然牵动着现代，与千年以前的人志趣相投、琴瑟合鸣的感觉频频出现。

戏曲的探源之旅：昆曲

余秋雨曾说唐诗是中国人的一种痴迷，那么声乐配以如诗般词句的戏曲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令人痴迷的文化。我国的声乐无论从风格形成的历史、特点、多样性，还是从技艺上来说都足以构成传奇。昆山腔，即昆曲，集众家之长，在剧坛独领，也成为戏曲的源头，扎根温润明朗的南国，吟唱千年。更是因高明的《琵琶记》适逢朱元璋的安内需求成为有皇家血脉的正统剧种，号称“曲祖”。

昆曲有着自己的族谱，错综交互的房室关系巧妙地将创作者与剧本中的人物联系起来，而后代的演变也成为必然。开创昆曲纪元的当属师承魏良辅的梁辰鱼，也是精通音律，文字瑰丽的不羁浪子。他建造了自己的戏馆，接待各界名流，相交甚广。梁辰鱼以范蠡和西施的爱情传说为蓝本打造的《浣纱记》一出，举国上下颇为震惊，由此精致风雅的昆曲也逐渐走向极致。梁辰鱼堪称昆曲的改革家。

昆曲发展史上才子佳作辈出，从元一直延续到清，直至扬州消歇，人才散尽，“花”“雅”相争，“花部”得力，锣鼓声声，京剧领衔登场，各色杂戏接踵而至。曾经戏馆林立，上至显赫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一不以其为好的昆曲，已如强弩之末。昆曲走到今日，几经沉浮，但凭借其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尚存星火也可燎原。

园林的装扮艺术：盆栽

曲径通幽，花木有情的园林集多元的智慧于一体，书画、家具、风水、石雕、盆栽等等，所谓“嘉木树庭，芳草如积”。园囿植花早在宋代就已司空见惯，北宋即涌现出名贵花草一大批，盆栽虽在其后，但发展很快，唐宋时期盆栽花卉、瓶插花卉已屡见不鲜。与园囿种植不同的是，盆栽不受地域、天时的限制，范围小、易打理。于是，在此基础上，盆栽更加追求人工技艺方面的琢磨，并且融合了种植者的偏好和审美观。

若把盆栽看作是一个亟待培养的人，那他必须天赋异秉、勤恳踏实。在对花木的选择上，除了品种优良外，在种植技术上颇为讲究。光照强弱、水分多少、枝条疏密、叶芽的采摘、枝干的束缚、树皮的剥离等等都要做到精准，不差毫厘。其他可以减缓植物细胞分裂和变形变矮的技术可搭配使用。要盆栽的素质达到标准，造型也是衡量的依据，常用来做修饰的是植物的根部，有的盘曲似龙、有的缠绕如蛇，当然，不喜欢根部的人则另当别论。

各异的种植方法打造出多样的花式，盆栽技艺在古人那里除了美化园林、怡情休闲之外，对农学和药学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文化的聚集收敛：藏书

曾以为那些“嗜书瘾君子”是现代文明科技发展的产物，大错矣。早在古代以书为生的商人、文人比比皆是。孔子是最早的编辑，那么春秋末年就有了嗜书者。“市有新刊，知无不市；人有奇编，知无不录”这样的境界我以为只有在爱德华・纽顿的《藏书之爱》中才可以读到，其实不然，早有闻“孔子搬家，都是书”。事实上，古代的文人骚客有嗜书情结的不胜枚举。孔子自不用多说，唐朝李泌之父，藏书两万余卷，告诫家中子孙，书不外借，如有需查阅者单独设一居室，招待茶饭，这应该就是私人图书馆的雏形了。陆游的“老学庵”、尤袤的“遂初堂”、许莱的“梅屋”都是有名的藏书地。

夫妇二人都嗜书藏书的也不稀奇，李清照、李明诚夫妻就是如此。两人藏书十余室，每得一书就校勘至深夜，所藏图书都有副本，而版本佳、不缺字的常备三四本。夫妻二八还展开读书竞赛，在如山的书丛中说出某个典故在某本书的第几章甚至精确至第几页，说中者则获胜，奖品是品茶。这实在是双重的享受，书香茶香双管齐下，或许就是这样酿造了李清照妩媚婉约的词句，除了在这些词句中看到诗人的浪漫情怀，在日常生活中也不难窥见。这也解释了李明诚死后，李清照创作的《声声慢》中浓郁的凄苦孤寂之情为何而来。

“惟书有真乐，意味久犹在”，韩驹的话，一语中的。他解释了藏书家与读书人的密不可分，互为因果。虽然现在职业的藏书家，由于储量丰富不可能每本都阅览，但其藏书的初衷也是为了成全读书人对版本、装帧、译本等的偏执。古往今来，藏书家对书的外观要求严格而苛刻，司马光是这方面的楷模。司马光读书选择天时地利人和之际，“视天气晴朗，就在有太阳的地方放好几案，将书侧面放在上面，将书脑晒一下……多年来未发生霉蛀”，这是对书的储藏保管方法，看书的时候“一定先要将几案揩净，铺好布垫子，然后端端正正地坐着看。如果要走着看书，必须用一块方板拖住书”。司马光从来不捧着书，据说是害怕手上的汗渍沾染到书的封面和书脊上。不仅如此，在翻阅的过程当中，犹如打太极，“右手拇指侧面衬书书沿，再用无名指帮助将这一页轻轻翻过”，都是点到为止，这样是为了避免书纸留下揉搓的痕迹。可以想象，十几年后，司马光的藏书都如新生一般。若孔子有着“割不正不食”的精神洁癖，那么司马光一定是“书不净不读”。

书画的闲章释义：篆印

文人喜好治印出现在唐朝，原因当然和这个朝代成熟的审美风尚，以及书法家、诗人、画家成批出现息息相关。收藏者们也开始注重收藏的独有性，珍藏价值也就是“版权”最好的凭证就是印章了，此时的印章还留有产生初期的公章性质，这直到宋朝才彻底转变。宋朝及元朝的画家，绘画完成之后喜欢题款和加盖公章，称之为“留意”，即画作完成之后意犹未尽之意。而叫工匠定做的印章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书法家或画家作品中的意境，由此文人书画家开始自行操刀，取景取义篆刻开来。

古人的情调多样，所以印章上的内容也颇丰富。最早多是一些斋馆别号名，如书画名家米芾的“宝晋斋”印、唐朝宰相的李泌“端居室”印，这种风潮在整个宋代都十分流行，欧阳修的“六一居士”、苏轼的“东坡居士”等等。更甚者――文徵明因为财力不济，把建造书斋的美好愿望寄托在印章上，于是，印章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建屋筑斋”的作用。

印章不仅在篆刻的内容上颇有文章可做，在篆刻的风格上也屡次开创新体，如元朱文印、赵体都以道劲又不失柔美，过渡圆润，气息流畅深得文人书画家喜爱。除此之外，印章的材质也非常讲究，初期多是金、银、铜、铁和玉，象牙和牛角制的则比较少，但这些材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坚硬，这是工匠和书画家自身难以逾越的艺术的沟壑，直到王冕发现了花乳石，易于篆刻，斑斓细腻的质地更加能够凸显篆文的艺术性。篆印是“篆”与“刻”双重艺术的结合。包含了文人书画家自身的名号典故和审美情趣，也融合了工匠在方寸之地施展的鬼斧神工。篆印从一种凭证、一次“留意”、一次收藏发展成蕴含东方性格、展现古人情趣的文化瑰宝。

（摘自《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