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代表建议的审查应当法定化等

代表建议是指人大代表在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向本级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的，属于本级有关国家机关办理的书面建议、批评和意见。在公众对人大代表的期望越来越高，人大代表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的意识不断增强的形势下，如何提高代表建议的严肃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已成为亟待破解的课题。

提高代表建议的质量不是仅有一个“善良的意图”就可以实现的。还需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对代表建议的审查来实现。

完善法律制度，制定统一的代表建议审查标准。审查代表建议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它事关代表权利及人大权威。因此，相关审查程序应当法定化。

建立博弈机制，妥善解决争议。对于拟不予交办的代表建议以及承办单位申请办结的代表建议建立论证机制。对于代表提出的建议是否具有可行性，人大常委会应组织力量开展调研，必要时，还可以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

变“一审”终审制为“二审”终审制。完善的代表建议审查制度，不仅要规定权利的实体内容，还应同时配置权利救济的程序内容。对于不予交办的代表建议，有关部门必须出具书面决定书，详细说明理由和原因，并赋予当事人“上诉”的权利。

笔者建议设立代表建议审查委员会来负责代表建议的“终审”工作。代表建议审查委员会的人选要由全体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为避免人大常委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建议对代表提出的关于人大常委会的建议，由代表建议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

当然，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要做好代表建议的登记、梳理、分析等工作，对于存在意见分歧或者存在其他特殊情形的代表建议，切实做到及时发现、及时研究，采取相应对策。

(摘自2月14日《检察日报》)

由“用工荒”看中国应向德国学习什么

杨亚军

农历新年过后，新一轮的农民工离乡打工潮来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全国许多省市都出现了用工荒。

现在用工市场上，不缺高学历者，缺的是高级技工和能工巧匠。在人才市场上，一方面应届大学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到车站、码头举牌抢招熟练工人。造成用工荒的真正原因还是职业教育发展不够，要知道在我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里，技术工人的短缺将直接阻碍社会的创新和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将会越来越快，拥有和储备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有利于本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保持强大的竞争力。长期以来被人们称道的德国，就一直把职业教育作为立国富民的“秘密武器”。“德国制造”的成功也归功于这个国家高水平的职业技术教育以及给予技术工人们的高水平待遇。而在我国，社会上普遍存有盲目追求高学历，鄙薄职业技能教育的倾向，这种倾向加剧了人才教育的畸形发展。因此，转变观念，重视职业教育，解决技术工人长期短缺的问题很重要。

中国应当向德国学习，培养重视技能、尊重技工的良好社会氛围。据调查，德国许多政治家以及一些大企业家均出身于手工业者，他们的职业生涯大都是从技工开始的。这个国家的技工月平均收入要超过国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些人有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生活富裕，难怪有那么多德国年轻人选择上职业学校。

今年的“用工荒”是技术工人短缺的集中表现，要长久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加强职业技能教育，多培养技术工人，前不久，就有专家建议：把三本院校全部转变成职业技术院校，培养技术工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办法。

(摘自2月15日“新华网”)

限购是一种权利让渡

趁许“限”仍将是2011年最热门的中文字之一。限行已是常态，北京又开始限制外地人买车：十多个城市宣布继续商品房限购；如果通胀延续，不知道还会不会出台其他的限制买卖或者限价措施。

买与卖，是市场的基本交易行为。买什么不买什么，公众应该有自由选择权。为什么这样一项基本权利，如今却限字当头?一个限字，人为打压了各项正常需求。而与被限制的百姓权利对应的，往往是放大了的公权力。

被抑制的需求不会从此消失无踪。当前民众对各种“限”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究其根本，是因为还有一种期待，希望以时间换空间。比如说，城市规划布局改变了，道路交通环境好转了，也许限车就不是问题了。如果保障房进度跟上未了，很多人就不需要排着队去买商品房了。

老百姓暂时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将其让渡给政府，愿意承受某种限制，是有条件的。这种放弃只是为了政府部门能够有时间提供更好的公平品，这种放弃是与未来的某种获得相对应的。

这种让渡一定意味着某种经讨论而形成的契约关系，这是官与民在面对公共利益时经协商与沟通而达成的一致。而在过去一年可见的案例中，这样的沟通与协商少而又少，甚至没有人在意其程序是否合规，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尤其是，因为打破了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合理边界，这种让渡一定是临时性和非常态的。这种让渡不是公权力的正当延伸，官方不能以公共利益为由强求老百姓让渡自身权利，也不能以种种理由固化这种让渡。如果这种让渡成为常态，则公权力越界就成为理所应当。而与权力边界的模糊相随的，一定是对政府权力监督和限制的缺位，最终就可能出现对民众权利的损害。

(摘自1月24日《经济观察报》)

国富如何变民富

陈志武

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发展到现在，也有很多弊端。比如，过去60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的比重直线上升。这两种趋势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改变。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说，征税是一种“第二次分配”。但实际情况可能跟理想相差很远，当财政预算是暗箱操作时，靠什么保证第二次分配真正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和项目上?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个项目上的开支仅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的教育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我们不到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数据支持。

另外，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往往都偏爱重工业，因为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官员们按某种方式去做决策。相比之下，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

归根结底，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从国富转变为民富也只能是一种愿望。

如何改变?我主张两点：第一，是民主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政府管制权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第二，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注入国民权益基金中，把原来“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

扩大公共消费是改善社会公平的关键

刘尚希

真正妨碍社会公平的不是收入、财产分配的不公平，而是消费。这个判断似乎与常识相悖，常识告诉我们，有钱才能消费，只有缩小收入差距、财产差距，才能促进消费公平。

从直线思维来看，常识是正确的，没有收入、财产是谈不上消费的。但若从循环思维来分析，结论就反过来了。在市场经济循环中，消费是起点，因为消费是目的，是出发点，也是归宿：还因为消费直接决定了人的发展，无论从个体还是从社会整体来观察，居民能力的差距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财产的差距。从这个循环关系看，妨碍社会公平的不是收入、财产差距，而是消费不公平导致的能力不公平。

消费公平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上一轮循环的结果收入、财产差距，对下一轮经济循环来说，这是既定的历史条件，无法选择；二是政府对起点的干预通过提供公共消费来改变消费差距，使那些因缺乏收入而无法满足基本消费的人群也能获得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能力，从而改变“没钱不消费”这个逻辑所造成的能力鸿沟。

把上下两轮经济循环联系起来看，实际就是消费公平(上一轮循环的起点)决定了消费公平(下一轮循环的起点)。这就好像基因遗传，上一代的基因决定下一代的基因。

当上一轮经济循环的起点公平不能自动遗传到下一轮经济循环的起点时，政府干预就十分必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消费嵌入到下一轮经济循环的起点，可以改变下一轮经济循环的起点不公平状态，从而校正下一轮经济循环的结果过大的收入、财产差距。

尽管每经历一次循环，经济差距会放大，但政府在每一轮经济循环起点上进行干预，可以抑制居民经济差距的扩大，从而减弱“马太效应”。如此一来，就可以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控制好社会贫富差距。

(摘自2月11日《光明日报》)

响水事件不能止于“治谣”

李力言

这个春节，江苏响水县生态化工，园区方圆十多公里内的民众，遭遇了一场虚惊。大年初八凌晨，因为传言化工园将发生爆炸，上万群众冒雪出逃，夜黑路滑，车祸频发，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

针对万人逃亡，当地政府称“纯属谣言引发的一起恐慌事件”，事态已得到平息，公安机关正在调查“造谣惑众者”。然而恐慌背后其实令有隐情。近几年化工园区确实发生过两起事故。2007年，园区内的一家科技公司发生爆炸，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2010年，园区内的一家氯碱化工公司发生氯气泄漏，下风向一家公司30多名员工中毒。

由此纵观，上万人瞬间心理溃堤就不难理解了，问题的症结，不在“谣言”，而在当地化工经济与民生在布局、利益和心理上的全方位冲突。

纵观响水事件前因后果，很像一个颠倒过来的现代版“狼未了”的故事。所不同的是，“狼”不是最后才来，而是一开始就未了，而且还来了两次。也正因为如此，“谣言”从一开始就与事实“结盟”，恐惧心理从一开始就获得了现实的“滋养”，而政府和企业的公信力从一开始就陷入难以自辩的尴尬境地。

对于类似事件，处理造谣者固然必要，迅速及时的信息也很关键，但还是治标不治本。正如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笪素林所说，“谣言止于真相公开。如果政府公布了事实真相但群众还是不相信，那就是公信力出了问题”。要彻底终结“狼来了”的噩梦，归根到底，还需要当地政府反躬自省，找到百姓恐瞑的根源，转变发展方式，抓好安全生产，把百姓生命安全放到第一位，使其真正免予“睡在炸弹上”的恐惧。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公众内心深处的担忧。还他们一个安居乐业的家园。而这。也正是政府获得信任的基础所在。

(摘自2月14日《京华时报》)

淘汰腾出创新空间

余秋雨

近些年。不少地方剧种的传承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后继无人，或者受众萎缩，濒临灭绝。相应的，保护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据了解，中国现存172个剧种。如果全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我个人认为太多了，必须做减法。这个减法的标准是：非常重要的，要传承：今天观众还在享受，而且也能够靠卖票养活自己的剧种，要传承。

我这样说，不是糟践我们的地方戏曲。而是如果把所有的地方戏曲全部保留下来的话，有问题。理由很简单，所有的文化艺术者在新陈代谢，都有一个生存竞争的自然过程。有一些东西，需要我们以国家力量保存，比如在我心目当中，昆曲、京剧因为沉淀了太多的东西，属于此列。但是，不是所有剧种都要以此类推，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剧种之一元杂剧，只活了大约70年，当它觉得应该消亡、被替代的时候，它像英雄一样非常壮丽地倒下了。而不是已经没人看了，却躺在床上，非要靠打“强心针”维持。艺术不应该是通过这种道路走出来的。

保护，对于破坏来说是好词汇，对于改革来说却不一定是。我们过去不太尊重地方剧种，现在去尽力保护，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继续把中国文化推向创新之路的时候，非要保留那么多的东西是有问题的。能不能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比如说像我的学生的学生，不要再分到一个已经没有太多希望、两年也没有一个观众的剧团里面去?有没有可能让他们汲取一些流行音乐、西方音乐剧的元素，创造出一种新的剧种，为当代^、所喜欢?

一些文化被淘汰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所有文化都不被淘汰，那它完全是止步不前，或者说，永远没有往前走的态势了。我们不断讲创新，创新要有空间，空间哪里来?淘汰以后，新的空间就创造出来了。

(摘自2月11日《人民日报》)

中国科技拨款体制的当头棒喝

乔新生

科技部公告称，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的推荐材料中，存在代表著作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的问题，根据规定，撤销该项目所获得的奖项，收回证书，追回奖金。

在笔者看来，这是对我国科技拨款体制的当头棒喝。

众所周知，我国的科技拨款体制和教育拨款机制一样，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也因此，当前我国科技拨款机制有以下特点：

一方面，官本位现象十分严重，长官意志非常普遍。无论是重大科研项目的立项，还是项目的鉴定和奖励，都由科技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在这样的拨款体制下，科研立项和奖励申报弄虚作假非常普遍。

另一方面，中国的科研拨款体制往往是“先结婚后恋爱”。科研部门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报材料，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申报材料而不是科研成果决定拨款的数额。在这样的拨款体制下，善于弄虚作假、投机钻营的科研部门，往往更容易获得资助和科研奖励。这其实是一种不尊重科学研究规律的拨款体制，它不仅不利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而使中国的科学研究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现象。

其实一些关系全局战略性的科研项目，固然能够带动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但绝不应因此而忽视了基础性的常规科研项目，否则会导致中国整体科研实力反而有所下降。

事实上，国家的科技拨款政策就应该注重把主要的经费用于科技人员的基础性研究方面，而不是把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少数重大项目、用于奖励那些成功者，因为这样做将会面临极大的机会成本，甚至可以导致整个国家的科研整体实力下降。科学研究是一个风险性很大的工作，不能揠苗助长，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摘自2月13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