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竞争优势是什么?

用一句话概括前文所说的“本土杀手”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人才，它们正是用人力优势击败竞争对手。

正如雷得定所说的那样：“你把人仅仅看做劳动力，他就只能打工；而你把人看做创造者，他就是工程师”。

这类擅长将人变成创造者的公司正在逐渐壮大。也正是这样一群公司的崛起，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的下一个竞争力的基础：那种靠低成本、低质量、廉价劳动力取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中国(北京)企业新一代竞争力依靠的是大量低成本的，但主要是知识员工，创造的是高价值的产品。

这才是现在新一代中国企业最大的竞争力，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种竞争优势是明显的。

本刊所选的调研样本大部分为民营企业，他们作为新兴产业细分市场的领先者，击败了外国及传统的国有大企业。这些公司中，一些是新兴公司，一些已经存在多年，但是所有这些公司都具有高利润、产品高附加值的特点。在我们看来，它们代表的是新一代的中国(北京)企业，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北京的人才竞争力

古普塔集团香港总裁迪帕克・古普塔曾经说过：无论对于印度还是中国，产业升级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而在于人力资源与人才培养。只有在人力资源与人才培养做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才能够应对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挑战和冲击。

“到有人才的地方去!”软通动力执行副总裁彭强谈到了他们的生存法则。正因为北京是全国软件人才的集中地，才吸引了象文思创新、软通动力、海辉、博彦科技这些国内排名前10的软件外包巨头落户北京。

彭强表示，大量勤奋、聪明、性价比又相对高的知识性人才，是这类企业崛起的关键。记者调查发现，软通目前有员工1万人，人力成本就占到支出的60％以上；迈瑞3000多个员工中，有三分之一是研发人员，有超过760个专利，其中200个是核心技术专利；碧水源390个员工中，40％为研发人员；永港伟方北京总部同样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员为研发人员，申请专利37项，其中发明专利28项，每年申报专利数达10个以上；爱社时代的构成几乎全部为研发人员，以每月一个专利的平均速度增长着。

北京飞流九天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杜木刚告诉记者，北京人才优势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产业型人才足够丰富，第二是具有国际视野的人云集。“北京很容易获得IT人才，尤其是中下层的编程人员，只要培训一段时间，就可以干得比美国强。”

“比如，我们的一个软件工程师的薪酬，每年一般情况下如果是10万人民币的话，在美国可能是10万美金。在如IBM这样的知名外企，美国本土人才薪酬是中国的6-8倍，英国是8－10倍。”

杜木刚谈到，在薪酬上我们与美国1：8这样一个比例，就说明我们8个人的成本相当于人家一个人的成本，换句话说，如果在北京，一个小公司里有8个人组成的研发团队，但是在美国，可能还雇不到一个研发人员，可见我们的成本优势有多大!

记者了解到，就人才结构来说，北京与美国、印度相比有很大的差异。美国的人才梯度比较合理，高、中、低都比较匹配；印度一直实施“精英教育”，中端人才相对缺乏；而中国的优势则在需求最大的中低端人才部分：改革开发三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目前我国高校在校生已高达3000万，居世界首位，换句话说，中国具有世界最庞大的中低端人才库。

彭强在软件外包领域的体会印证了这一事实：从印度和北京外包人员工资构成来看，印度的高级工程师工资低于中国，中端人才的工资略高于中国，而低端人才的工资和中国持平。综合下来，我国软件外包人员的平均薪酬水平与于印度基本持平。

北京作为中国科研和教育的中心，不仅是中端人才的集聚地，也是高端人才的集聚地，特别是部级的科研机构及大学院所云集，给北京带来了明显的研发优势：截止2008年，北京共有科技活动人员45万人，科学家和工程师36万人，研究与实验发展单位3445个。同期，上海有科技活动人员23.08万人，科学家和工程师17.24万人。从研究机构和研发人员总量来看，北京远超过国内其他城市。

2009年，北京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5万件和2.3万件，分别同比增长15.5％和29.1％；其中发明专利授权9157件，占专利授权总量的39.8％。同期，上海发明专利5997件，占专利授权总量的17.2％。从发明专利这一创新的核心衡量指标来看，北京优势比较明显，表明北京区域高端研发创新实力雄厚。

这种创新优势造就了北京全国技术创新源泉的地位，也使北京高技术服务业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高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901.2亿元，占2009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16％，企业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据记者了解，这些新兴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高技术服务业，并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的高技术服务企业。

很显然，北京在高端人才和研发上的独特优势，使企业得益匪浅。

举例来说，很多企业都乐于将自己产品研发的一个环节或某部分委托给科研院所来进行，这一块的成本远远低于国外，原因有二：大学和科研机构为国家拨款单位；国外科研院所主要做基础研究，应用领域由企业来做，目前中国的科研院所既做基础，也做应用。这就为企业的研发提供了性价比极高的外脑服务。

但是，如何将这一巨大的研发优势转化为生产力，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

如何将人才优势转化为生产力?

新一轮竞争中，科技创新将在许多“本土杀手”企业战略中扮演重大角色。

由于非常重视技术和市场的集合，因此这些公司的发展往往呈现爆发式增长并伴随着高利润，爱社时代2010年销售额将是2009年的10倍；永港伟方连续多年维持着近100％的增长率；合众汇能的利润高达50％左右；迈瑞也保持了每年净利润30％的增长……这些企业的发展生动地诠释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但记者调查同时发现，在生机盎然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瓶颈和缺陷，比如这些企业大多为新兴企业，成立的时间不长，技术实力需要时间积累，这造成了中国的企业普遍研发实力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低成本人才的竞争优势。

首当其冲的一点，是民营企业缺乏研发主导权。接受采访的民营企业一致认为，目前北京民营企业的研发环境、专利转化环境都不太理想。目前国家在科技研发方面基本依靠科研院所和大学，一些重大课题虽然会出现民营企业的名字，但民营企业多数是被拉去凑数或作陪衬，主导权依然在大学和科研院所手里。

“很多大学和科研院所有很好的研发条件，但他们干的事却与市场不

接轨。”比如某科研院所有价值2亿人民币的实验仪器，但是多年来却没有一个专利能够市场化。

因此，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企业与科研院所或者大学合作，多为部分合作，如将产品设计的一个环节，或者某一部分交给科研院所研发，“他们那里有很好的试验环境和仪器，人员研发成本也比较低”。某企业家告诉记者，他憧憬着有一天，这些科研优势能够释放出来，得到应有的利用。

“最好的优势结合就是：应用类的研发，应由企业来组织，引导大学和科研院所与市场需求对接，这样的研发既贴近市场，有效性也较高。”

第二个就是产权不清晰的问题，这个问题也直接影响了很多科研人员没有研发的积极性。

产权问题比较复杂，目前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产权，大学老师与学校之间的产权纠纷，这两种产权纠葛比较常见。尤其是后者，使得科研院所的大部分专利束之高阁。

在日本有一个TLO，这个平台是帮助高校老师进行专利转化的。当高校老师有专利后，一般由高校出钱申请运作，所有涉及到的专利转让费，老师和学校按比例分摊。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北京，由于产权不清晰，高校的专利转化为生产力的很少；也有一些老师把专利拿出来做公司，往往这类专利的生命力很强。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能够进行产业化的专利，也不需要很多国家的资金扶持。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则是第三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一项对中关村高技术服务企业调查表明：动漫游戏、数字出版、设计创意三大行业74家被调研企业中，有44家曾被侵权；17家软件企业仅有4家称“未出现过盗版软件”，因此一些真正有核心专利的企业并不敢申请专利，致使他们的专利一直处于“knowhow”状态。

“真正的专利不能写在专利申请上，会泄密。”某企业家告诉记者，由于中国的信用体系没有建立，相关法制也不完善，知识产权泄密现象很严重。比如他们公司就有核心技术人员辞职，到同行中做同样的东西，公司提出上诉，最后也不了了之。

制度建设的缺陷，大大增加了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同时也大大降低了部分企业在侵害他人知识产权上的违法风险，这使得很多企业不能坚定选择走自主创新发展之路。

尽管目前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上还存在诸多障碍，但是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不少企业已经找到将人才和科研优势转化为企业竞争力的途径和方法。他们深信，中国的低成本人才优势，将帮助他们赢得未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进一步为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扫除障碍，让更多的企业依靠人才，坚定走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而为中国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