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位置在群众前面”

贫苦少年立志高远

韦一平，又名韦瑞珍，1906年11月出生于广西天河县下里乡（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下里社区）里乐村一个群山环抱、只有六七户壮族农户、几乎与世隔绝的贫穷偏僻小山冲――短洞屯。韦一平在兄妹六人中排行老三，乳名韦贵人，7岁进私塾，学名韦家惠。

少年时期的韦一平读书非常用功。在离家4公里外读私塾的5年时间里，他就读完了《诗经》《易经》《尚书》《幼学》等。之后，父亲又把他送到离家2公里远的土敢村新学堂读了两年。除了在私塾和新学堂认真学习外，回到家里，一有机会，韦一平就央求大人们讲故事，而且特别喜欢听陈胜、吴广起兵杀财主和洪秀全带领农民起义的故事。同时，他也爱听大人讲壮族民间故事传说和传统礼教等。

韦一平在新学堂读书期间，一家八口人尽管省吃俭用，生活还是十分艰难。1916年，父亲遭到土匪毒打，遍体鳞伤、神经失常，生活的重担压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家境更加贫困。因付不起学费，少年韦一平不得不辍学回家务农。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韦一平跟着姐姐学会了弹棉、纺线、打草鞋等。在跟随大人学种田耕地之余，韦一平还上山打柴，经常挑柴火、蔬菜到离家很远的四把乡（今四把镇）和宜山县城（今宜州市）去卖，换回一些钱补贴家用。

现实的残酷，生活的艰辛和家庭的种种不幸，使得年少的韦一平心灵深处早早地种下了改变陈旧世道，追求崭新生活的种子。

好学上进的韦一平辍学后仍然念念不忘读书。由于平时没有钱买书，他只好从卖柴火、蔬菜得到的钱里偷偷留下一点，慢慢积攒起来买书看。到宜山卖柴期间，他还经常到县城里的一家书店阅读报纸和书刊，并结识了书店一位姓秦的思想进步青年职员。在这位秦姓职员的帮助下，韦一平懂得了不少革命的道理。据韦一平弟弟回忆：“有一次，我哥在祥贝（乡）看见有钱人家把吃不完的鸡肉、鱼肉倒到猪栏里去，回来后非常气愤地说‘人家鱼、肉都吃不完，我们连粥都吃不饱，这个世道真是不公平！’”韦一平从自己家庭生活艰难被迫辍学务农和身边群众饔飧不继的现实中，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冷暖和世间的贫富不均。他常与好友韦明秀和秦姓职员探讨“为什么财主家有吃不完的鱼、肉倒出去，我们穷苦百姓连稀粥也吃不饱”的问题，最终得到的答案总是同一个：当今富人当道，豺狼横行，才使得千百万穷苦百姓深受灾难。

此时，已经有了初步革命觉悟和要求的韦一平，对《水浒传》中那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豪杰十分赞赏，并且立下了“当今世道不宁，百姓苦难深重，大丈夫志在四方，务必外出当事，以偿夙愿”的远大志向。

在韦一平辍学务农的第3个年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和如火如荼的工农革命吸引着韦一平。他经常到宜山县城找秦姓职员阅览各种报纸、书刊，谈论当今形势，思想受到了极大的促动。最后，在秦的引导鼓动下，韦一平决心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去。

1923年秋，韦一平瞒着母亲，约上韦明秀、韦明卓和另外一个同伴，一起离开家乡到广东去投奔革命，寻找出路。他们首先来到宜山，找到秦姓职员。但想到此次远去他乡前途未卜，生死难料，有两位同伴中途退却放弃了，只有韦一平和韦明秀毅然坚定革命信念，跟随秦姓职员一起跋涉千里，历尽万苦，经柳州、桂平、浔江，最终在这一年的初冬到达广东的三水县，投入正在三水进行的工农革命运动。从此，韦一平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革命道路。

枪林弹雨革命洗礼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广东三水籍人邓培、邓熙农、何来、梁应坤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通过各种方式，向家乡人民宣传革命思想。在他们影响下，三水工农群众进一步觉醒，为三水工农运动的兴起和中共地方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有了进一步加强，林伯渠、彭湃亲自组织和领导广东各地的农民革命运动。1924年春，邓熙农被派回三水从事工农运动。同年5月，积极在三水参加工农运动的韦一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三水期间，韦一平将原来的名字韦家惠改为韦瑞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彭湃、等共产党人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1924年7月3日，韦一平参加了以中国中央农民部名义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培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韦一平留下担任教员。培训班先后共举办了6届，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5年1月，中国国民革命政府农民部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宣布成立了农民协会。大会期间，还组成了以农民协会会员为骨干的农民自卫军，韦一平被任命为农民自卫军排长。不久，韦一平被编入广东革命军。同年2月，广东革命军开始第一次东征。4月，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8月，国民革命军组建成立。韦一平于当年秋加入国民革命军后，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从1925年11月至北伐前夕，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的5个军基础上，相继组建了第六至第八军。在农协主席林伯渠担任党代表的第六军中，韦一平被提拔为连长。11月底，中共“两广”军事部长在广东肇庆组建独立团，叶挺担任团长，并从各部队抽调一批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作为领导骨干。韦一平被调到独立团担任连长。之后，独立团随革命军南征作战。

1926年5月上旬，广东革命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部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肇庆出发，挺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北伐战争的一次战斗中，韦一平在背部受刀伤的情况下仍带伤继续作战。到达武汉前，韦一平带队攻击一个铁路小站时不幸胸部中弹负伤。

1927年，韦一平先后参加了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曾在海陆丰根据地担任区委书记。

1928年秋，中共党组织派韦一平、李干辉等人回到广西南宁，在张云逸领导下从事兵运工作。后来，韦一平又奉命到右江思林秘密开展农运工作。

在右江地区，韦一平利用自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农民运动理论等有利条件，紧密团结和依靠群众，积极开展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发展和健全党团组织、农民协会，组建农民自卫武装等。半年多时间，他负责的几个地区的农运工作局面已经打开。

1929年12月11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赤卫军在邓小平、雷经天、张云逸、韦拔群等率领下，在百色正式宣布起义，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韦一平和黄永达率领思林农民自卫军向百色县城汇集，参加百色起义。思林农民自卫军主力编入红七军第二纵队，韦一平先后担任红七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队长、营教导员。

1930年2月1日，邓小平等领导龙州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不久，红八军遭受军队严重打击而失败后，军队紧接着又回头攻打红七军。在极为不利的斗争形势下，红七军奉命进行战略性转移。11月，红七军向天河、罗城两县方向进军，拟经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和融安县）攻打桂林。18日，红七军东进罗城，途中与军队于四把佛子坳展开了一场惨烈的遭遇战。韦一平熟悉当地地形，为红七军杀出重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红七军改道进入三防（原属罗城县，今属融水苗族自治县），再东进融县、三江县（今三江侗族自治县），继而转战广东、湖南等地。

“你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

1931年春，韦一平随红七军千里征战到达湘赣苏区。不久，跟随部队转到湘赣苏区的安福、永新一带。当年夏天，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韦一平指挥作战时左脚跟中弹致残。伤愈后，组织上考虑到他行动不便，于1933年将他调离主力部队，到湘赣红军学校任教导员。1934年，韦一平任永新县苏维埃军事部部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韦一平升任湘赣省军区武装动员部部长。

1934年秋，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湘赣红军濒临绝境，一些人的头脑里产生了“湘赣边区的革命能否坚持下去”的疑问。加之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等几位主要领导人又相继叛变，并对部队进行策反。在这样严峻的考验面前，韦一平“革命到底”的思想毫不动摇，率领着一部分人仍然坚持革命。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湘赣苏区长征后，继续调兵对湘赣边区进行反复的“清剿”。在白色恐怖之下，湘赣省武装部队和机关人员全部撤入位于江西省西部的罗霄山脉北段的武功山，以武功山为依托，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在永新牛田与敌军遭遇的激战中，韦一平左手负伤。之后，他带伤与队部一起辗转于湘赣边的武功山、大坪山一带进行游击战。

由于斗争环境复杂，湘赣边区的各县委、游击队与湘赣省委、政府常常无法保持正常联系。1935年5月，在遭受数倍于己的敌人搜剿下，红军游击队突出重围，向莲花、攸县一带转移。途中，韦一平遇到了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从此联系上湘赣省委、政府。韦一平向谭余保汇报了自己打算重返永新、安福、吉安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的想法。对于韦一平能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继续革命，谭余保激动地说：“你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革命斗争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为挽救和重振濒于解体的湘赣边区革命队伍，谭余保挺身而出，擎起湘赣边区革命斗争的大旗，在莲花县棋盘山主持召开湘赣省党员干部会议，到会党员40多人。会议分析了边区当时的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制定了“保存实力，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并研究了行动方案和工作任务，决心将、树起的湘赣革命红旗打到底。韦一平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会后，韦一平返回萍（乡）宜（春）安（福）地区，按照会议精神，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秘密联络党员，放手发动和依靠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工农武装，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1936年春，韦一平任中共萍宜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同年冬，韦一平任中共萍宜安中心县委书记。当时，中共萍宜安中心县委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建立游击根据地。尽管面对敌人军事、经济的严密封锁，吃的是野菜，睡的是树叶，住的是岩洞，过的是野人般的生活，但是，韦一平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积极带领县委干部，翻山越岭，走乡串村，秘密发动、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农会、妇女会，开展分田反霸斗争和武装斗争。

在萍宜安中心县委机关驻地的安福县古庙山上的一个岩洞里，韦一平给来自各边区的领导干部办训练班。训练班增强了大家在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的信心。同时，总结和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一套特殊而严密的组织措施和工作方法。要求发展党员着重在亲友中找对象，在斗争中加以培养，由基层党组织履行入党手续。党员和组织全部取化名编代号，严格纵、横的联系制度。中心县委及其下属各级组织实行这些严密措施后，在白色恐怖中不但能保持纯洁与巩固，而且发展很快。不到一年时间，仅宜安边区就建立了10多个特支、30多个支部，党员达100多人。

在群众工作上，要求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大力开展对群众宣传教育工作，抚慰遭受敌人迫害的群众，并惩办反攻倒算、残害群众的土豪、特务，保护群众的利益，把革命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游击队伍的周围，以挫败敌人的“保甲制”“连坐法”。

军事工作上，在中心县委的有力配合下，萍宜安地区的游击行动十分活跃，建立了一批秘密交通站，为游击队收集敌人的情报、采购粮盐和生活用品；组织群众配合游击队捕杀敌特，焚毁敌人的碉堡等。至1937年夏，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党组织巩固，干部配备齐全，群众革命热情高涨。

此外，在十分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里，韦一平还始终保持着一个领导者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敏感，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密切关注和深入分析。

1937年夏秋间，韦一平从搜集到的报纸上看出了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逐步形成的动向，便带上报纸找谭余保分析商讨当前的形势。由于革命队伍在三年游击里吃了不少敌特破坏和叛徒出卖组织的亏，在与中央完全失掉联系，又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作为坚持湘赣边区革命的最高领导者，谭余保一直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不但不相信韦一平带来的消息，而且还把韦一平监禁在一个茅棚里。谭余保问：“你是不是坚持不住了，听信的谣言，当他们的说客？”韦一平镇静地说：“谭主席，哪有叛变还来辞行的，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现在山下‘清剿’少了，也许合作抗日是真的，我们应该派人下山搞清楚才是……”谭余保没有贸然相信韦一平的话，但对韦一平的革命坚定性还是了解的。同年11月，亲自上山向谭余保传达中央的指示，要他率队伍下山改编时，谭余保才意识到当时是自己错怪了韦一平。

韦一平与萍宜安根据地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后来他调到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工作时，山区不少的干部群众还常常到吉安看望他。

黄桥决战的支前工作

1939年9月，为了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抽调韦一平等一批干部到苏北工作。因为工作需要，韦一平将原来使用的名字“韦瑞珍”更改为“韦一平”。

临行前，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与韦一平作了一次促膝长谈，勉励韦一平要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做好建党建政工作，搞好统一战线，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创造条件。韦一平表示，自己的军事、政治水平差，只能在实践中学习提高，不辜负党的重托。第二天，韦一平就踏上了去苏北的征途。10月，中共东南局决定苏北临时特委改为中共苏北特委，归属中共苏皖区党委领导。中共苏北特委成立后，韦一平任书记，原中共苏中工委书记惠浴宇改任副书记。

苏北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各方面工作进展很快，需要有大量干部去工作。当时，管文蔚、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刚进入苏北不久，势单力薄，顽固派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企图与日、伪勾结，一口“吃掉”立足未稳的新四军和中共苏北特委。为配合“挺纵”迅速打开局面，适应革命发展形势，中共苏北特委决定采取着力抓住培养干部这一战略措施，通过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以适应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需要。训练班分扬中班、江都班、高邮班、宝应班、泰兴班、靖江班。学员不准暴露姓名，以号码代替，结合各班具体情况进行教育和布置工作。中共苏北特委通过连续举办每期两个月的党训班，对学员进行党的基础知识、形势与任务、政策和策略，以及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教育，提高了学员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特委领导还亲自讲课，像韦一平这样既有理论水平，又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的报告更是使刚参加革命的学员感到很新鲜，很受教育，很有启发。学习结束后，学员们有的分到各县担负领导工作，有的分到部队，也有的到军队搞统战工作。

韦一平与惠浴宇工作上的相互支持和密切配合，使得苏北抗日根据地创建工作取得了良好进展。

1940年7月26日，“挺纵”在、粟裕指挥下，由江都东进泰兴黄桥。韦一平率中共苏北特委机关与新四军主力部队同时东进黄桥，并为部队的粮草供应及伤病员安置做了大量的工作。9月，中共苏北特委撤销，在黄桥成立了以为书记的苏北区党委，陈丕显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韦一平任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共泰兴中心县委书记。

中共泰兴中心县委所属的靖江、如西、泰兴、泰县等地，此时正在建立县区政权。这里曾经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十四军战斗过的地区，又是建立苏北根据地的立足点，地处要冲。当时，泰兴、靖江县城已为日军占领，泰州为李明扬、李长江之防区，顽固派韩德勤对这一带虎视眈眈。

根据的指示，中心县委办起了党校、干校，加紧培训党政军群和文教、财经干部，为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准备了干部队伍。韦一平等人还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团结地方开明绅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展减租减息，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的积极性。

9月底，韩德勤调集3万余兵力进攻黄桥军民，掀起高潮。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必须对反动派的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因而黄桥决战不可避免。

当时，驻黄桥新四军7000人，但战斗人员仅5000多人。战前成立了黄桥决战支前委员会，韦一平为委员会领导人之一。支前委员会向广大干部群众发出指示，说明军民与韩德勤顽军决战的6个有利条件。韦一平与陈丕显、管文蔚、陈同生等领导在干部群众大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报告，使黄桥周围的群众增强了夺取黄桥决战胜利的信心。同时，对支前的工作作了全面布置。战斗前夕，数千民兵和人民群众紧急动员起来，日夜赶修工事，扎担架，烙烧饼，做军粮。

10月3日，韩德勤顽军先头部队已攻到新四军防地，决战正式爆发。

黄桥决战期间，中心县委深入发动群众和动员游击队坚壁清野，顽军在前面过河，游击队和群众就在后面拆桥，断其归路。战斗中需要的担架、粮食，都能及时送到前线。韦一平亲临那个堆积着几垛小山般黄桥烧饼的支前粮仓――黄桥何家祠堂，坐镇指挥支前队伍给前线指战员们源源不断地送饼送水。泰兴县的警卫大队和各区中队奉命侦察敌情，警戒日、伪军的动向。在、粟裕的指挥下，经过三天三夜的军民协力鏖战，终于以少胜多，歼灭顽军1.1万余人。

“黄桥烧饼黄又黄嗳，黄桥烧饼慰劳忙。烧饼要用热火烤嗳，军队要靠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嗳，多打胜仗多缴枪……”当时在黄桥地区传唱着的这首歌谣，生动体现了黄桥决战中人民群众对新四军的大力支持。

“我们的位置在群众前面”

1943年7月，时任中共苏中区第一地委书记兼第一军分区政委和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政委的韦一平，在共产党员陆震的《优秀进步党员奖励书》上题词“我们的位置在群众前面”，这是韦一平对自己领导下的苏中区广大共产党员的褒扬和鼓励，也是对大家的殷切期望和严格要求。

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党员、老红军，一位军队和地方的高级指挥员、领导者，韦一平在斗争环境复杂、条件艰苦和身体因伤虚弱的情况下，战斗中冲锋在前，工作上废寝忘食不知疲倦，生活上艰苦朴素，始终能够迎难而上，吃苦在前，做好榜样，保持着革命者高尚的品质。

从韦一平当年的同事、战友、部下以下回忆之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位置在群众前面”正是韦一平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舍生取义的实践体验和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岁月身先士卒的真实写照：

――坚定信仰，走在前面。1941年春日寇“扫荡”时，韦一平在召开的机关干部会议上讲，他在海陆丰时间大约半年，在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时自己作为区委书记，没有几个党员，只有拿着红缨枪的农民自卫军，条件非常困难，敌人的力量很大，我们的力量很小，可是我们就是相信共产主义，意志不动摇。他带着县级两个连武装部队及地方机关干部打游击，他总是走在前面的。

――带头学习，提高修养。韦一平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他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人民民主》《论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古田会议决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籍。每天工作再忙、再累，斗争形势日趋紧张，韦一平也要抽时间阅读这些书。因为知识面比较广，许多材料都可以从嘴中拟文，出口成章，做起报告来内容丰富多彩，讲得生龙活虎，很有说服力，对大家的教育启发很大。因此，大家爱听想听韦一平作报告，机关干部再忙也挤出时间去听。

――留给伤病员吃。新四军吉安办事处经常要接待周围各县、各地来的抗日救亡组织、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这些群众团体也给办事处和部队送来鱼肉和各种水果、糕点等慰劳品。对于这些慰劳品，办事处除转交改编的部队外，机关也留一部分，鱼肉和大米、糕点放在伙食房，水果分到个人。分给韦一平的那一份，他总是责怪：“又领回这些水果干什么呢？留给伤病员吃嘛！”“让他们多吃些早日恢复健康上前方抗日去。”他还亲自交待后勤：在分配慰劳品时，应当多照顾各部队留守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机关要少留，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

大江英魂昭后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让出浙江、苏南、皖南等8块革命根据地，撤出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命令江南的新四军向江北转移。为此，苏浙军区指战员和苏浙皖边根据地的干部奉命于9月下旬起撤退到长江以北。

10月初，时任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兼中共浙西地委书记的韦一平率领着部队，告别了天目山地区的父老乡亲，踏上北撤的征途。

10月15日，韦一平率领新四军第四纵队部分主力部队，负责掩护苏南、浙东、皖南等地的新四军渡江撤离到苏北。在掩护先头部队一批批登轮北渡后，作为最后一批北撤人员，韦一平率领第四纵队机关、第十支队两个连及地方干部近千人，登上了“中安”号轮船，于午夜时分从武进县荫沙口渡江。

此时，风大浪高，江水刺骨。当船行至泰兴县天星桥南约两公里的江面时，船底突然进水，“中安”轮逐渐下沉。在这危急关头，韦一平当机立断，命令船上人员立即泅渡过江。这时，韦一平的警卫员拆了一块船板，要求护卫他泅渡离船。韦一平深谙水性，自顾泅渡毫无困难。可他谢绝了大家的要求，挺身站在船头说：“我是共产党员，是指挥员，处境再危险，我也绝对不会离开同志们一步。”最后，手捧船板的警卫员被他推入水中得以生还。

正当韦一平继续指挥船仓中人员外撤时，轮船彻底倾覆。韦一平与800多名指战员一同罹难，终年39岁。1954年，主席为韦一平烈士签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为了缅怀烈士，教育后代，1986年7月8日，中共泰兴县委、县政府将原先安葬在天星桥江边的烈士忠骨迁至泰兴北郊隆重安葬。1987年10月15日，“中安”轮遇难烈士纪念馆建设完成。纪念馆位于泰兴公园中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亲笔题写“新四军苏浙军区北撤渡江死难烈士纪念碑”碑名，并题词：“烈士英灵，永镇江海”。

2003年，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短洞屯韦一平烈士故居被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我们的位置在群众前面”。这是韦一平烈士生前的一句精辟话语，也是他迎难而上，不畏牺牲的崇高革命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