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阿诺德的“完美”文化批判

摘 要：作为英国19世纪思想领域的代表人物，阿诺德把文化作为直接进行社会批判的武器，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阿诺德把追求和谐完美作为文化的最高理想。认为文化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使人性的各个方面和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能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文化是构建和谐完美之社会的主导力量。

关键词：马修•阿诺德 文化 和谐完美

马修•阿诺德（1822-1888）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评论家兼诗人。他所倡导的“文化批评”理论在西方文学史及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阿诺德自称为“英国文化的倡导者”，后人尊他为“文化使徒”。作为英国19世纪思想领域的代表人物，阿诺德将社会道德批评与文化理想结合起来，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作为19世纪人文知识分子，阿诺德把文化作为直接进行社会批判的武器，认为文化是恢复社会、实现个体完美的主导力量。

阿诺德的文化观全面、系统地反映在1867-1868年连续发表的6篇批评文章中。后来，这6篇文章于1869年结集出版，被冠名为《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在该书的前言中，他宣称：“全文的意图是大力推荐文化，以帮助我们走出目前的困境。在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所有问题上，世界上有过什么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文化都要了解，并通过学习最优秀知识的手段去追求全面的完美。我们现在不屈不挠地、却也是机械教条地遵循着陈旧的固有观念和习惯；我们虚幻地认为，不屈不挠地走下去就是德行，可以弥补过于机械刻板而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文化了解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就会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来冲击我们坚定而刻板地尊奉的固有的观念和习惯。”“目前的困境”是指当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生产空前扩张却缺乏理想，一派社会稳定、科技进步的繁荣景象下掩盖的自满、庸俗和物质崇拜。19世纪的英国社会盛行着地方主义、功利主义和庸俗风气，表现出一股狭隘的岛气。诞生在这样一个时期的社会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提出了人类全面、和谐、普遍地走向“完美”的目标，并倡导以“美与智”的文化作为追求人类完美的途径和手段，以期抵制个人主义与工业主义所导致的混乱与迷惘的无政府状态。

在定义什么是文化时，阿诺德指出，文化的动因中既有科学求真的精神，又有道德向善的热情；文化既致力于获取知识，又重视采取行动，它渴求的是美好与光明的统一。在此书中，阿诺德认为，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于不断地扩展自身的能力和智力，使自身变得更加完美；要实现这一理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帮手。“文化是指研习完美的文化，它引导我们构想的真正的人类的完美，应是人性所有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和谐的完美，是社会各个部分都得到发展的普遍的完美。”

在阿诺德看来，文化的最高理想是追求完美，这种完美是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完美，它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使人性的各个方面和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能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阿诺德认为文化是对个体和社会完美的追求和研究，是个体和社会追求完美的过程。文化有助于人们摒弃，诸如：财富、进步、阶级、工业和生产这类“固有观念”。通过暴露受这类固有观念蛊惑的人们的庸俗癖性，文化将引导人们“……认识到人性的完美是和谐的完美，开发我们人性的所有方面；作为一种普遍的完美，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和谐完美的目标是个体和全社会的光明前景（“美好与光明”）。

这种寻求完美的文化精神，来源于阿诺德对左右文化的两股力量――希腊精神和希伯莱精神的批判。 “希腊精神最为重视的理念是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希伯莱精神中最重要的则是行为和服从。”“希伯莱精神一旦抓住了某些有关普遍秩序的朴素的、基本的默示，便以无比的认真和十足的干劲去领悟并遵循其中的道理，而希腊精神的特点则是以灵活的方式密切关注普遍秩序的整体运行，生怕疏漏了任何局部，生怕为了某一局部而不顾另一局部，它不会在有关普遍秩序的某种默示上驻足不前，哪怕是根本性的默示。”因此，希腊精神反对机械、孤立地看待事物和问题，要求了解事物的方方面面及其潜在的联系。希腊精神的主导思想是“意识的自发性”，希伯莱精神的主导思想则是“严正的良知”。 对文化而言，希腊精神和希伯莱精神同等重要，因为两者都“有着同样的终极目标，那就是人类的完美式救赎”文化不仅致力于看清事物的本相，获得关于普遍秩序的知识，而且还要付诸于实践，使文化所构建的完美理念通行于天下，从而显示出文化的道德品格和社会品格。所以，希腊精神和希伯莱精神不应是分离的，而是融合为一体――科学的观念和坚定的行动，共同促进人性的完善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希腊精神和希伯莱精神互相更迭，要么希腊精神占据主导地位，要么希伯莱精神引导着人类在黑暗中前行，智性冲动和道德冲动交替出现。

阿诺德的文化批判摒弃一切不合理、与人性相悖的因素，竭力剔除资本主义社会运作机制中的糟粕，即由里及外对人性的摧残，使人机器化，以重铸充满人性、诗意的完美意象为己任。19世纪的工业革命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此时的英国人口迅速增长；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工业和商业经济取代了农业经济；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在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等领域功利主义盛行，养成了盲目短视、墨守阵规的社会风气。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较，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文化所确立的几乎所有的完美品格，都遭到强劲的反对和公然的蔑视；大多数的贵族是“野蛮人”，中产阶级是“非利士人”（指对文化艺术修养不感兴趣，只顾追求物质利益的平庸之辈），平民是“群氓”。面对当前英国时代的精神疾患，阿诺德认为，最佳的诊治方法，不是参与到根除某些明确的罪恶的实际行动中，首要任务是要具备理性的精神和科学的认识。“让他们的思想意识自由无羁地回环于其行动以及作为行动基础的既定观念之间，揭示这些是怎么回事，它们与事物的可知规律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在达到真正人类完美境界的过程中所起的辅助作用。”英国人崇尚希伯莱精神太久，一向过分注重行动，因此，阿诺德呼吁应在一切领域都引进希腊精神。以完美为目标的希腊精神，必然以客观公允的方式寻求认识事物的本质和真相。只有希腊精神的复活才能恢复人思想的灵性，才能“冲击我们坚定而刻板地尊奉的固有的观念和习惯”。只有遵从自由活跃的理性意识的引导，即：对待任何知识领域、学科都要运用理性加以审视和反思，英国才能在一切方面弥补不足，逐步接近人类的完美境地。此外，阿诺德认为，社会的基本架构及其外部秩序是上演人类走向完美之举的大舞台，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由谁治理国家，我们都要坚定地支持他们制止无政府倾向。“我们将会逐步地以健全理智和完美的要素充填国家的基本架构，塑造其内部成分及其所有的法规和体制，使这些与健全理智、与完美的构成和达到完美的手段一致起来，使国家越来越成为表达最优秀自我的形式。”

阿诺德既是文化批评家也是诗人。他对于“和谐的完美”这一理想的追求，也体现在对文学（诗歌）的批判中。谈论阿诺德的完美文化的批评观，不得不论及他的“诗歌是人生批评”的观念。因为，在阿诺德看来，文化以美好与光明为完美的品格，“在这一点上，文化与诗歌气质相同，遵守同一律令……诗歌主张美、主张人性在一切方面均应臻至完美，这是诗歌的宗旨。”阿诺德对于诗歌寄予了巨大的希望，“人类逐渐地发现我们必须求助于诗来为我们解释生活，安慰我们，支持我们。没有诗，我们的科学就要显得不完备；而今天我们大部分当作宗教或哲学看的东西，也将为诗代替。”阿诺德指出了人文知识分子在传播文化、开创时代风气、匡正时代精神上的作用，或曰文学和文学批评（诗人和批评家）在实现人性和社会的和谐完美中的重要性。诗人被赋予了传授文化的特殊使命，因为他们能建立“一种以‘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为基础的新权威。”这种被确立为新权威的文学是“天资卓绝的人对生活的批评”，使我们从情感上、智性上更贴近真理。阿诺德视诗歌为拯救生活信念的崇高事业，主张通过艺术途径追寻永恒之真、永恒之美，养育普世泛爱的宽大情怀，主张以诗去开拓纯净明朗的文化境界。阿诺德认为“统一的智慧与精神乃是诗的最根本的，最伟大的因素，也就是那些文化传统以及现实生活赋予我们的关于人、自然、人生的善的观念。”完整表达他 “生命批评”的诗学原理，就是把握诗的真善美的关系：“一个伟大的诗人，是要在诗的美与真的规律所严格规定的条件下，把他亲自取得的关于人，关于自然和关于人生的观念应用到他的不拘什么样的题材上面。”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诗人关怀“怎样生活”这样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人类生活本身在绝对优越的程度上是道德的，”有悖于道德观念的诗，也是有悖于生命的诗，对道德报以冷漠的诗，也是对生活报以冷漠的诗。诗歌的终极关怀：“它们要和人性与社会的良好倾向合作，要尽它们应尽的力量有效地使人们变得更聪明、更善良、更快乐”。在讨论诗人应如何选择合适的题材时，他主张要以人性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要关注作品对人的智力和心理诸多方面的影响。在选择文学批评的对象时，他认为作家人格的完整性，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相比，是更为重要的标准。在探讨文学中的现代因素时，他认为智力救赎与道德救赎同样重要，既是现代社会的要求，又是人类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性时，他不但考虑到该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还考虑到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尤其是生活于该社会中的个人精神自由发展的程度。他之所以强调文学，尤其是强调诗在实现人的智力救赎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因为他认为，诗是人类大脑活动最活跃和最和谐的一种形式。他认为成熟的文学，是个人天赋与社会发展完美结合的产物。古希腊的文学则是他所肯定的这种成熟文学的完美体现。他认为诗与人生、诗与诗人、诗人与批评家，彼此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和谐的关系；诗人和批评家，各自在以不同的方式，履行自己对于人生的批评义务。

为了进行有效的人生批评，他还强调，在批评中必须保持客观公允，保持“超然无执”的态度,排除对于一切实际利害关系的考虑, 即：“远离实践；断然服从本性的规律，也就是对于所接触的全部事物展开一个精神的自由运用；坚决不让自己去帮助关于思想的任何外在的、政治的、实际的考虑。”客观公允的批评不仅为诗人创作最优秀的文学铺平了道路，而且为弘扬真理和高雅文化创造了条件。这种批评应该“既不是这些（党派）利益的执行者，也不是它们的仇敌，而是绝对地、完全地脱离了它们的独立，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批评能够达到任何真正的权威境地，或开辟任何真正的道路，通向它们的目的――也就是创造出一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在阿诺德看来，如果不以宗派和党派的利益为转移而进行客观公允的思考，学习和传播世界上优秀的思想和知识，创造出“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氛围，或许会使英国走出目前的困境，社会得到更加有序、和谐的发展。

美国文论家维勒克十分中肯地评价说：“阿诺德的批判精神辩护、强调真实评价的批评理论，乃至于他论述的诗歌概念则是他对英国批评的巨大贡献。几乎单枪匹马，阿诺德使英国批评走出了浪漫主义时代盛行之后所陷入的低潮。”

阿诺德的文化，既提倡科学精神，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理性地思考，掌握客观存在的可知规律，获得关于普遍秩序的知识，又提倡人文关怀，摒弃工具崇拜，追寻人性禀赋的全面和谐发展，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幸福和完美。阿诺德既敏锐地发现社会的矛盾和痼疾之所在。即：工业化时代暗淡和反人性的社会现实，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以及社会的精神的混乱，又能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开拓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人内在的完美，精神的健全，和谐，有序，光明。阿诺德赋予文学、诗人、批评和教育特殊的使命，认为教化人并恢复纯真、自然的人性才是文化批评的主旨。阿诺德的“文化”是包括文学和艺术在内的人类一切最优秀的思想和文化的积淀，他倡导以一种虚怀若谷的心态进行客观公允的思考，来提高思想、文化境界。阿诺德强调的是全社会、全民性的人文主义教育。他指出人文教育的基础在文化，文化的特质为美好与光明，伟大的文学正是美好与光明的本原。而作为文学最核心代表的诗歌是对生活的批评，旨在“解释生命，安慰我们，支持我们”。他提出“以诗歌代宗教”的主张，希望诗歌所培养的批评情操和智力能够使人唾弃狭隘肤浅的物质主义，向往最高层次的精神价值。阿诺德的“文化”，即广义的教育，可以归结为通过诗的社会教谕功能达到人的内心的转变。

阿诺德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关怀使其文化理论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焕发着熠熠光辉。阿诺德对人类完美的构想及其独特的文化视角，给予当代的人文知识分子以深刻的思想启示，唤起他们对同样缺乏理想、价值失衡的当代社会生活形态的关注。尽管阿诺德的文化理论不乏偏颇之处或不合时代的因素，就日益开放和发展的时代而言，全面了解维多利亚时期的相关文化价值理想对人们自身的发展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Arnold, Matthew. Culture and Anarch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4.

[2]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

[3]Surder, Jere Paul. Culture and Critique[M].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8.

[4]马修•阿诺德：《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Arnold, Matthew. Literature and Science. Disco－

urse in America. London: MacMillan, 1896.

[6]Abrams, M.H.(ed.). Norton Anthn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1986.

[7]维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陈 曦：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