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群之外的清醒

编辑 _王宇南 撰文 _倪敏 美编 _周鑫瑶 摄影_邹龙 场地_单向空间（爱琴海店）

不用微博，没有微信的梁文道，在这个信息沟通多元化的时代，显得与世隔绝。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距离，让他能够站在人群之外观望外界所发生的一切。

看似封闭的梁文道呈现的是开放的态度。今年，他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用关键词解读当今中国，审视的矛盾冲突。远离交际圈，躲在家里看书，是他保持视角清醒且独立的方式。

记忆本身就是正义

“媚俗”“标题党”“主旋律”，这些当下最时髦的词汇，悉数被梁文道写在了新书《关键词》里，他从这些人们最常用的词汇中，解读出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效果。在资讯爆炸的网络时代里，梁文道好像写日记一样记录下当今中国的“关键词”，他说“记忆本身就是正义” 。

Q：为什么这本书叫《关键词》？

梁文道：这本书是我的名为《关键词》的专栏结集。书名是编辑徐晓老师定的，她还请我很尊敬的前辈陈冠中先生写序。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因为第一回有人为我写序、帮我定书名，被服务的无微不至很快乐。当时的专栏之所以取《关键词》，是我再度很地想要向前人致敬。我的前一本书《常识》，那个书名是因为当时我特别敬仰汤姆斯・潘恩，他有一本书也叫《常识》。这一本《关键词》则是向雷蒙・威廉斯致敬，他有一本书叫《关键词》，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

Q：网络时代充斥着各种新词汇、流行语，你所谓的关键词的作用是什么？

梁文道：还是从雷蒙・威廉斯说起，他是一个活跃在20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英国大学者，但实际上他广阔的影响了后来的文化研究，带动了整个英国文化研究学科的发展。他那本《关键词》就是探讨了一些英国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很关键的词语和概念，研究它们的流变，在这个过程中他试图指出社会、政治、经济的整个脉络走向。他做的当年是有着开天辟地之功的，很多人受他的影响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在意识形态系统里起到的作用。

Q：你写到的关键词，比如“媚俗”“标题党”都是最时髦的词汇，但在你笔下是不是又不一样？

梁文道：雷蒙・威廉斯就是给了我这样一个启发，怎样重新看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和我们今天所处的局面，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看我们平常在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词汇。比如你提到的“媚俗”“标题党”，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最常用的词汇，用到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甚至已经不敏感了的程度，对这个词我们已经觉得没什么好疑问的了。也正是在这种时候，这些词才可以发挥出它最大的意识形态上的效果，因为我们不敏感了，我们忘记了它的存在，这才叫真正的有效意识形态运作。

Q：其实很多关键词已经被媒体说烂了，那么你是怎么产生另一种独特的视角的呢？

梁文道：我觉得可能是我跟身边的事情有距离感，我总是有一种感觉：我活在这里，但我又不在这里。媒体上面大家谈论一件新闻，其实我也都看了，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总有一种站在旁边看大家谈的感觉。当然我也采取了一些手段，让我自己跟这个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比方说，我不用微博，我也没有微信、没有Facebook，我跟人的接触其实很有限。而当一个人跟别人的接触减少时，你就不太容易被整个社会所左右，你不会和大家对某件事情的态度有那么紧密的关系。有时候我们看事情的方法和角度，是整个社会共同塑造的。而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共同，所以会产生一点距离感，也就产生了和大家不同的态度。

Q：那么你的这些关键词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梁文道：当时是为周刊写专栏，所以有些关键词就是从当时那个星期发生的事件里找到的。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事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以时事评论来讲是失去了时效性的，也许过了两三年我始终念念不忘，就重新又找出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三年前，国内曾经有一阵子很恐慌，许多学校、幼儿园发生了持刀砍人的事件，我在很多场合谈起过这个事件，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写下它，于是我就写了“泄愤杀人”。

Q：但这样“过时”的关键词，它们在今天的意义在哪里？

梁文道：这几年我们出现了以往不能预见的公共讨论空间，也就是微博、朋友圈这些社交媒体。在这些社交媒体上我们谈事情、看新闻，但是遗忘的速度越来越快，早上看得一个令你很震惊的新闻下午就不见了、不热了、甚至不记得了。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资讯密集而产生的一种时间错觉，其实是刚发生的事情，我们却感觉像是昨天发生的，或者上个礼拜发生的。很多事情因此便遥远，甚至被压抑、被埋没，淡出我们的视野，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举个例子，温州动车事件你还记得是哪一年吗？忘了吧！

Q：可是这种记忆的意义是什么呢？

梁文道：这些事情我真的不能轻易放下，所以就把这些看上去不合时宜的事情又拿出来重讲一遍，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时事评论出现了另一层意义，它提醒我们不久之前的事情，提醒我们记忆中已经被排挤的人事，记住他们有时候是一种责任。为什么说是一种责任呢？因为记忆就是关乎正义，如果有些事情不记得的话，我们对历史无法无法交代。谁来还他们正义，记忆本身就是正义。

Q：有没有什么关键词是你想写，却不知道怎么写的？

梁文道：“领导”这个词我想写很多年了，但我还没写好。我为什么特别喜欢“领导”这个词呢？这个词其实对香港人来说很陌生，虽然最近几年香港人开始学懂了什么叫“领导”。台湾有一个词和“领导”差不多，叫“长官”。这两个词在两岸是很流行的，我就在想香港我们用什么词来表述“领导”或者“长官”这个身份呢？我发现我很难找到合适的词。顶多是“老板”，但又不完全一样。最重要的区别就在，“领导”和“长官”它不只是一种身份，还标识着某种身份背后一整套人和人的关系。如果说现在发生火灾了，我们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大家坐下来，领导先走。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意识出现呢？我常常想这种事。

Q：这会不会只是个特例，类似的关键词还有吗？

梁文道：另外一个例子是“同学”，在内地大家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抬头都是某某同学，台湾也是这么写。但是香港不是，他们不会叫我梁同学，而会称呼我Mr. Liang。现在，香港的小学老师也这么叫学生。我不敢说这就代表着香港人和人的关系更加平淡，但我可以说香港人的那种身份阶级意识比较单薄。因为人们的称呼中，不会时时刻刻提醒你，你是领导还是被领导，你到哪里都是Donald，到哪里都是Mr. Liang。我想从类似“领导”“同学”这类关键词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国家如今的一些状况。

像训狗一样训练自己

梁文道是个读书人，为工作读，为生活读。他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像训狗一样训练自己”，把自己的脑袋训练成可分割的“机器”，分管不同领域的阅读。今年他读了很多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这场对国人来说相对陌生的战争，在他看来却是一面的镜子，时刻反映出当今世界。

Q：你是怎么做到可以同时阅读那么多不同的书籍？

梁文道：我真的是练出来的，像训狗一样训练自己。从1990年到现在24年，持续着很好的锻炼，再怎么蠢也会有一些积累的。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念哲学，所以大学的时候我就真的念了哲学。但当时我很担心，我原来是什么书都爱看的人，可我怕自己一头栽进哲学就糟糕了，别的书都不读了。所以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每天除了我念得哲学书之外，一定要找出时间读一篇别的学科的文章。就从那时候就开始训练大脑，我能够把自己断开。这个习惯我到现在都还在保持，在读书这件事情上也不要偏食。

Q：那么在工作阅读，和属于自己的纯粹阅读之间，你怎么去寻求平衡？

梁文道：这对我来说其实不太难，我读书是有时间段区分的。有些时间就像别人做祷告一样，我每天早起出门工作之前，那两三个小时是我定时定点留给自己的阅读时间，还有每天睡觉前的那段时间也是属于我自己的。看的书都是自己最想看的，看一些文学作品之类。其它时间，就会是工作阅读的时间。当然这也会出现问题，就是需要把脑子砍成几块。我最近在读一些关于《圣经》的罗马书的译著，非常有趣。今天的欧陆哲学界，很多大哲学家都在谈圣保罗，谈罗马书里的政治关系，但这些东西你一看就会整天满脑子都是那件事。到了晚上怎么转换？我大学时候对自己的那种训练，这时候就起作用了，我可以做到一种精分。

Q：像你这样理性的人，是不是不爱读小说？

梁文道：其实还是会爱读，但方式多少有点不一样，我是一个特别喜欢也习惯分解事情的人。十几年前写电影评论，突然有一天觉得真的不能再写了，感觉自己开始变态了。那一段时间，我每个星期看四五部电影，然后写影评。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问题的呢？我去戏院看电影开始习惯性拿着一块表，眼睛这么看着屏幕，手就在底下掐表。掐镜头的时间长度，当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我不能再写影评了，因为看电影的乐趣全都不见了，一切都技术化了。我最早出道的时候写剧评也是这样，别人看戏可能是为了看陈道明，而我看的永远都是他的走位是不是错了，声线刚才出现什么问题，为什么灯光这么打？看戏的乐趣也都丧失掉了。比如看小说也会这样，我要看的是它的叙事结构。但我知道这样不好，所以我尽量让自己摆脱掉这些问题，摆脱掉这种职业病。

Q：今年都在读什么书？

梁文道：我会有主题的做阅读安排，当然有些可能是工作相关。今年我特别关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今年是“一战”一百周年。我对一战非常感兴趣，因为它是一场几乎被遗忘的世界大战，特别在中国有关“一战”的书很少。可以说这是一场对中国人而言尤为陌生的战争，当然“二战”给中国人的记忆太深刻。好像很多人觉得，“一战”跟中国没什么关系，他们忘了如果没有“一战”怎么会有？有一本书我觉得很好看，叫《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是德国作家弗洛里安・伊利斯写的。

1913年是“一战”前一年，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全世界第一次出现了不夜城，因为有了电灯；人类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因为有了跨越大洋的海底电缆；这一年出现了飞机、电梯，纽约建起了摩天大楼；电影开始商业化了，还出现了广播电台。那时候欧洲已经远离战争好几十年了，人们都觉得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年代，一个太平盛世。而就是在这本书的这个背景下，“一战”爆发了，一场灾难几乎是毫无预兆的忽然到来。我们对一个时代的感觉，和它后来的走向竟然可以错位得如此厉害，这个事情让我觉得特别感兴趣。

被民族主义绑架

在香港出生，在台湾长大，现在穿梭在，梁文道对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特别敏感，却又无法理解。在交流越发紧密的如今，的矛盾却越发激烈，在梁文道看来，人们是被一种狭隘的、危险的民族主义绑架了，大家应该跳出来重新定义自己的不同身份。

Q：穿梭在，能具体的举一些你看到的现象吗？

梁文道：我小时候在台湾长大，身为半个台湾人。我搞不懂，台湾人什么时候开始总是把“爱台湾”挂在嘴上，一天到晚爱台湾，爱得烦死了，爱到变态的一个程度。我们在出入台北的机场时，有一个很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我爱台湾，台湾真好。”我觉得这太荒谬了，你怎么要求游客陪着你一起爱台湾呢？香港现在也是一样，开始出现一批人在讲“港人优先”。不可否认新移民给香港带来了很沉重的压力，但是问题来了，什么叫“港人优先”？新移民也是在香港住了七年，拿了香港身份证的，法律上来讲他就是香港人。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凡是在香港住久一点的人，才叫真正的香港人？

Q：那应该如何来看待你所说的这些情况呢？

梁文道：这种爱台湾、爱香港，也包括内地到处都是的 宣传画，这些东西都是很危险的。因为人的身份是多重的，我在我妈妈面前是儿子，在我妹妹面前我是哥哥，在陈冠中先生面前我是晚辈，在我的老师面前我是学生，当我去洗手间的时候我是一个男人。我到了外国就是中国人，在北京的时候我是香港人，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具体处境里去辨认我的身份，因为是不一样的。

不会有一种身份永远排头，也不会有一种身份永远存在贯穿这一切，就算是“领导”或者“长官”也不行。我所说的危险，就是说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

Q：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到处都是，有些身份被放大了？

梁文道：对，我再举一个更加荒谬的例子。我等一下去洗手间，有男有女。在这个处境下，它马上考验我的一个身份问题，这时候最重要的当然是我的性别身份，我是男的自然就要进男洗手间。但是假如我不管那么多就进了女洗手间。这时候肯定就要有人说：“梁文道你怎么这么，跑到女厕来！”你说我能不能这么回答：“你什么意思啊？你瞧不起中国人是吧。我跟你讲，今天的中国是有自信的，你别欺负我们啊。”你觉不觉得我很无聊？就是说，你的中国人身份，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的，起码在进洗手间的问题上，这个身份一点都不重要。

Q：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份被迫格式化了？

梁文道：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情况下是被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绑架了。有些时候你一谈到中国有什么问题，马上就会有人说你是不是瞧不起中国人。我们今天的情况就是，把国族身份永远排头，永远压抑其他的一切思路，这是很危险的。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底下，一些正常的思考被中断，一些正常的交往被破坏，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