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制造与采购基地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会持续吗?

沿海制造与采购基地向内陆转移将面临低劳动力成本和高额物流成本之间的权衡。

去年，一家著名的台资电子制造商在中国大陆工厂的雇员接二连三地自杀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工资低、工作条件差。这是一个精神形象问题。涉案的公司是总部在台湾的富士康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零组件制造商，几乎为所有消费电子品牌产品如苹果、戴尔和惠普代工生产。

棘手的劳工问题

富士康及其母公司鸿海精密，在中国大陆各地经营工厂，去年全国已经有多达13名雇员自杀或企图自杀。

此外，劳工骚动已经打击了中国内地的汽车出口行业，去年6月份，就因工作条件和工资问题，本田和丰田汽车零部件和组装厂的员工也进行小规模的停工。

对于外商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劳工问题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吗？它们会促使公司在亚洲的其他原料产地重新选址吗？或者沿海地区的劳工成本日益昂贵是否会促使更多生产活动推往中国内陆地区？

问题有很多，答案却很少。比如，这些问题是短期可以解决的无须大惊小怪的小问题还是会迫使这些公司搬离中国的战略问题，现在并不明确。总部在上海的埃拉里斯战略咨询公司总裁皮拉?戴特说：“有趣的是，你听闻企业在描述他们具体困境的口气所暗含的意思是‘现在是我们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了’；或者‘现在是探索中国大陆+1的战略的时候了’。但是事实是，在中国大陆面临的问题，在其他低成本亚洲市场可能会复杂10倍。”

这就是说，戴特承认制造业的发展在中国内地正在上升。她说：“你可以看到它正在发生。工厂、制造中心以及出口加工区在典型的沿海区域之外的地区正萌芽发展。”

但是她认为，发展并不能以牺牲现有的和已经建立的传统的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市场为代价。戴特说埃拉里斯战略咨询公司的一些已经隐藏在中国大陆的客户，正开始通过搬迁到内地寻求他们的一席之地，而不是搬迁到其他国家。

她说：“许多跨国公司总部设在长江流域地区，而其与政府关系的营运在北京。但是当他们评估其扩张战略时，他们正在内地寻求替代选址，用来建设新的工厂或分拨设施。他们的总部并非一定要从沿海迁走。他们正在研究改变经营网络、合作关系以及他们在沿海已经建立的物流基础设施。”

她说，即使是被西方地区的经济衰退打击的全球性企业，在亚洲地区仍然继续有增长的机会。这些企业打算利用这些增长机会以坚持下去。并且他们正在中国大陆内地增加投资。

但是戴特承认她的客户都表示关注最近的劳工骚动。她说：“许多跨国企业正确保他们尽力做正确的事情，而且他们不会被利用。” 各企业已经注意到富士康关于承诺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30%工资的报道。戴特说：“跨国企业向其股东交代，他们无需担心劳工问题，但是他们的经营决策通常是由成本决定的。”

劳工的渴望与世界的忍受度

香港托运人协会执行主席胡山尼说，劳工问题可能对中国的投资形象产生影响，但是工人们渴望的薪资增加，并不一定是坏事。他说： “政府希望提高工人的收入。”这是对正在中国大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的回应。

胡山尼说，更大的问题是政府要迁移创造高收入工作机会的高端产品制造业的目标。胡山尼说：“中国大陆政府并不介意由于中国大陆2001年后期加入WTO后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增加某些类型的消费产品的市场份额，而将有些制造业生产活动迁移到其他地方。”

他说，政府将会针对多数出口为导向的商品群以及那些劳动力密集型并提供少量增值机会和那些污染和资源利用强度较高（尤其是需要紧缺资源的产品）的企业的迁移。

事实上，许多人已经指出，目前的许多问题的根源是中国经济转型。路透社的报道认为：“中国大陆的劳动力成本一直在上升，部分是由于政府鼓励，他们希望提高农民和工人的消费者信心，而且还有可能会继续鼓励。”

金融时报的社论说：“大规模的涨工资对于世界消费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劳动力成本大约只是中国主要出口产品―电子产品和其他消费品零售价格的5%。中国人的加薪不是要对iPad定一个任何人望而却步的价格。”

该社论说： “至于中国自身的竞争地位，更高的工资上涨可能会推动一些低价值的企业迁移到印度或越南或中国大陆的贫困地区，这些贫困地区有发展基础产业的足够空间。但是这不大可能造成太大的破坏。正如人们所预期的，到目前为止，加薪要求仅集中在高价值产业。”

社论说： “中国加薪的压力，反映了更高的生产力，是一种功能，而不是一件坏事。中国的发展道路被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所抢先。越南尤其是老挝或许有一天也有可能是缅甸，而且谁知道甚至是朝鲜也会追随这种发展模式。中国工人们并非是在最底层。他们开始上升直至顶部。”

世界工厂地位很难被取代

胡山尼说，气氛是“敏感”的，因为劳工问题可能会无法控制。不过，他指出，中国相对于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而言，在其他方面还具有巨大的优势。

他说：“许多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是主要的成本项目，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工资水平比东南亚许多国家要高，至少是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两倍。然而，中国大陆工人更有纪律和效率。此外，竞争优势来自于中国大陆精湛的供应链。供货商、厂商和物流服务提供者，每一种类型都是完整的。”

但是，即使劳动力成本不是大项目，但利润空间已经很紧的时候，任何增加的成本都可以收缩。

香港投资银行CLSA的技术分析员杰尼?赖说：“电子产品企业正试图弄清楚如何处理高成本。他们财务已经很紧张，所以压缩成本的制度并不容易。”

赖说，像苹果这样的公司能够应付得比大多数高科技公司更好，因为它有更好的利润空间和定价能力，可以吸收较高的生产成本。个人电脑、移动电话和其他电子产品的制造商跟玩具、纺织品和家具等其他产业的货物制造商一样，都只有很微薄的利润空间。对于他们而言，挑战将会更大。

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的教授黄亚盛曾表示,“像富士康和本田这样的公司通过提高工资对劳工骚动做出回应，并且是工资水平的急剧上升。这并不会导致中国大陆出口模式的低效率。因为中国有一个非常高效的供应链，这是供应商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的经营网络。在其他国家很难迅速取代这些供应商。然而，无论如何，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在适当的时候，可能会促使外国企业考虑其他的原料采购地。”

产业转移不可避免

当中国大陆毫无疑问地保持超过对手的优势，很难否认生产尤其是低端产品的生产，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或者至少已经转移到中国大陆最不发达或较不发达的地区。

“环球透视”（IHS Global Insight）的世界贸易署与运输市场部经理珀尔?明汉姆说：“中国大陆工厂的劳工骚动纠纷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尽管不是全新的。但是，它使制造商考虑将来的原材料采购地时，位于其他因素之上的一个因素。有些中国大陆沿海工厂过去往往不重视生活成本，但是随着中央政府推动出口制造业到内地发展，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从而可能不再具有竞争力。我们相信，中国大陆西部省份以及其他低成本的国家，比如越南，已经从世界各地的进口商和制造商采购原材料的策略中受益。”

事实上，在分析中国大陆不同原材料采购地的有利与不利因素时，很难查明中国大陆沿海是否会因为有更好的流动性和更高的工资而或多或少地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比如，在中国内陆不断增多的工厂，使那些从内陆转移到沿海去寻找工作的农民工发现，在他们家乡附近就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已经造成了更多工人从沿海地区转回内地，因而沿海地区已经经历了多年的用工荒。

高速铁路连接正使得各个城市更加紧密。这同样是一柄双刃剑。也许这将使中国内陆地区的工人们更加容易在沿海找到工作，或者也许更好的铁路网将使得企业更愿意搬到内地。现在要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戴特表示，无论是哪种情况，企业都不会仅仅被中国内陆地区的低工资所诱惑。

她说：“我们专注于物流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和高额的物流成本之间的权衡。事实上，工厂或采购中心离开出口港口越远，产品的运输成本就越高。企业要明确自己除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他们还想得到什么？或许是更好地获得供应或在新的需求点扩大市场占有率。并且要研究一下：从财务上分析，这些效益是否超过增加的物流成本。”

戴特说，那些在中国大陆的较发达地区有较长历史的跨国企业，正在被内地一些省政府的优惠政策吸引到内陆地区。这些包括传统业务诱饵，如税收优惠或获得较低或者零利率的流动性。此外，政府也传出要提供给工厂雇员们像住房补贴等优惠。

但问题仍然存在：是否2010的劳工骚动,代表中国大陆作为采购地国家的发展已经发生了结构变化？戴特认为并不能够确定。她说：“中国大陆的发展一直在增长，并且我看到继续的趋势。这是另一个已经下滑的迅速发展道路的奠基石，它可能是急速转弯而非循序渐进，但是如此多的宏观经济效益的组合在这个国家发挥作用，像货币升值、贸易关系、国民生产总值目标等等，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可能远远超过西部大开发这项单打独斗的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她说，今年的劳工问题将有可能被视为是重大的，但不足以影响中国大陆发展的步伐。她说：“在中国大陆走向15年目标的道路上，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就像亚洲金融危机或者禽流感，它们都是值得关注的事件，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事件对中国大陆经济并无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