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美术的摇篮

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的一批美术家和北平、天津的进步画家来到河北石家庄。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使得这里汇集了中国最杰出的一批美术家。他们与武强年画艺人相结合,成立了“冀中年画社”、“大众美术社”，形成了新木刻与民间艺术相结合的一支劲旅，创作了大量反映时代风貌的传世名作。由此，这里也被誉为“新中国美术的摇篮”。

那么，当年在这里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它对于新中国美术来说，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事情还要从人们喜闻乐见的年画说起。

年画是中国百姓最喜爱的造型艺术之一，是由传统绘画所派生出来的一种民间艺术。从年画本身来讲，可以追溯到5000年的农业社会。年画是一种季节性的民俗，在中国广大地区都很普及；年画是一年里最大的一个节日期间展现的艺术品，堪称中国农耕社会的一个形象载体。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115师聂荣臻部挺进敌后，在晋察冀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阎素是第一个来武强考察学习年画的美术工作者，1938年秋天，他借用武强年画的套印方法，制作了《打日本，打汉奸》的抗战门画，深得群众赞赏。

1939年9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部分师生，作为华北联合大学的组成人员抵达晋察冀边区。这年冬天，晋察冀边区召开了文艺干部大会，总司令到会并讲话，号召文艺干部继承和发扬民族的、民间的文艺传统，以笔杆子做枪杆子，参加救亡运动。

就在这次大会后，许多有造诣的美术家开始对武强年画进行了解、研究和运用。当时在武强的年画中，即使是在旧式的大头神上，也刻上醒目的抗战标语，在门神画的旁边就刻有“打日本救中国”的口号。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阐述了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座谈会后，又向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师生发表讲话，号召文学艺术家们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

在鲁艺发展起来的木刻版画是最早实践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艺术形式之一。左翼木刻运动在鲁迅的直接领导下，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曾经出现一度的繁荣。卢沟桥事变后，大后方的大批青年木刻家来到延安，使木刻成为普及的美术形式。当时整个鲁艺的美术系，没有油画，也没有国画，就只有版画和漫画这两种课程。

江丰，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主任，1946年任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主任。1946年夏天，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辗转来到束鹿县（1986年束鹿县改称辛集市）办学。在江丰的带领下，组织教员和美术工作者深入到民间探讨美术教学和创作。这年冬天，受江丰的邀请，在华北联大当美术教师的彦涵来到了束鹿。

位于冀中的武强县，是全国闻名的年画之乡，在武强民间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山东六府半边天，比不上四川半个川；都说天津人马厚，不如武强一南关；一天唱了千台戏，不知台口在哪边”。这首民谣，反映了年画之乡当年在生产、销售年画时的繁盛景象。

彦涵与吴劳、姜燕3人一起来到武强县的南关考察。考察的结果就是民间艺术和学院美术相结合，把民间年画列入主要课程之一。

当年创办“年画研究社”的地方在束鹿县辛集镇，人们习惯称之为“冀中年画研究社”。

冀中年画研究社是集编、创、印、发为一体的出版机构。创办者从武强招聘了郝云浦、张福旺、任大黑等多名画、刻、印、裱技术拔尖的人才，随后，古元、彦涵、莫朴、王朝闻、吴劳、姜燕、冯真、顾群等美术系师生，先后到武强画乡进行调查研究，搜集了大批年画用作教学观摩和创作参考。

古元，建国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早在1942年10月，他的木刻作品出现在应邀于重庆展出的解放区木刻画展上，在大后方引起了强烈反响。著名画家徐悲鸿在参观了画展之后激动地写道：“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发现中国艺术界最卓绝之天才，即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元，并预言古元必将为中国美术争得世界性的声誉。”

1946年冬天，华北联大美术系学生冯真参与冀中年画研究社的艺术创作活动，受年画的影响，她创作了成名作《娃娃戏（打老蒋）》。这幅画在新中国年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当时最受群众喜爱的年画。

当年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古元的《夫妻识字》、彦涵的《向封建堡垒进攻》、吴劳的《兄妹开荒》、莫朴的《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和《翻身图》、田零的《送郎参军》、郝云甫和姜燕合作的《白毛女》等等。

这些表现解放区崭新生活的作品，雅俗共赏，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曾任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的吴劳在《年画的创新》一文中写道：冀中年画研究社同年画艺人紧密结合，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把年画创作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任务，从而创作出了多种反映时代生活的优秀作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其代表作家是赵树理。他的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赵树理曾经说过一个志愿，就是：自己的作品能够摆在农村卖年画的摊子上，送到群众手中。那个时代，年画在农村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周扬，对向民间美术学习，大胆创新，发扬大众艺术，专业美术工作者与民间年画艺人紧密结合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1947年3月，他在晋察冀边区文艺座谈会上说：“今春美术工作者与武强画业结合，创作了11种年画，销售达40万份以上，这可以说是美术运动上的创举。”

1947年11月12日，华北重镇石家庄获得解放。冀中年画研究社和华北联大研究决定，立即派莫朴带领6名同志组成美术宣传队，到石家庄绘制大型宣传画。

石家庄解放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将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址设在石家庄正定县城（今正定467医院）。著名教育家吴玉章任校长，原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任副校长，沙可夫任文艺学院主任，艾青、光未然为副主任。

这一时期的华北大学，可谓精英荟萃、名流云集。著名剧作家田汉和词作家安娥曾到华北大学访问。

1948年春天，冀中年画研究社划归冀中新华书店领导，成立冀中新华书店年画科，同年8月，年画科的人员和设备迁到石家庄。1948年秋天，大众美术社在石家庄同庆街14号正式成立。

建社初期，大众美术社以出版木刻水印年画为主，同时出版画册和美术读物，是一个编、印、发三位一体的出版机构。

这一时期的大众美术社主要创作并印制了一批配合政治形势的年画，诸如《保卫胜利果实》、《军民闹生产》、《纺织图》、《群英会》、《改造二流子》等；也有历史题材的，如以连环画形式印刷的《西门豹治邺》等。

随着华北几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和大军南下，新年画也从原来主要在冀中根据地的几个县发行，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除了印制以解放区为题材的年画，大众美术社的画家为了配合战争新形势，又创作了《渡江》、《攻城图》等许多佳作，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从改造民间艺术发展起来的新年画，在1948年以前的5年内，出版了近400种。当时有10处印刷新年画，其中以石家庄大众美术社和东北画报社规模最大，3年内共印出130种，印数达340万张。

1950年，为了发展年画事业，在文化界众多人士的奔走下，北京荣宝斋得以公私合营。曾任石家庄大众美术社副经理的侯恺，成为北京荣宝斋第一任经理。合营后，一批已在社会上成名的画家和武强籍的技师，被吸收进了荣宝斋，专门搞木印。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走向了完善和成熟。

1950年10月到1953年底，荣宝斋的主要业务是复制出版大众美术社的木版年画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大众美术社的部分优秀作品曾在北京中山公园展出。新年画这一具有鲜明革命色彩的艺术奇葩，得到了首都人民的喜爱和高度赞誉。

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群众的美术包括什么？年画是一种，连环画是另一种。”

新中国成立伊始，大众美术社为美术出版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新中国美术出版事业的建设蓝图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众美术社时期，共出版木版年画、宣传画50余种，发行60多万张；出版图片100余种，发行50多万张（套）；出版画册20多种，发行200多万册。1954年7月，大众美术社改称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

当年石家庄大众美术社印制的部分作品有：力群的《人民代表选举大会》、莫朴的《互助生产》、古一舟的《劳动换来光荣》、皮特的《慰劳军属》、刘振生的《和平签名》等等，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恢复生产、移风易俗的动人场面。

大众美术社作为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专业美术出版社，为革命年画的成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使新年画走向了全国。

大众美术社是开国第一社，新中国美术的主力从这里走来。雅俗的契合也是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结合，产生了继承革新的新一代作品，创造了一个辉煌的历史阶段。

经过改造的木刻新年画，是在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巨大变革中树立起来的一座丰碑，它同新中国的创建血肉相连。它是在新中国诞生的黎明，从革命的美术阵地上吹响的号角。

当年在华北大学的李琦，后来与冯真结为夫妻，成为新中国美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李琦创作的《主席走遍全国》、《我们的总设计师》等作品，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年画作品，对中国美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这种形式特别容易普及，容易被群众接受，在中国美术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新年画的继承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早期的新中国美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是新中国美术发展的摇篮。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大学美术系师生和解放区美术工作者一起，从石家庄正定县城出发进入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大学美术系师生组建了中央美术学院，并抽调部分干部、教师南下筹建了浙江美术学院，成为新中国美术界的中坚力量、奠基者和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