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本文从定量的角度来分析，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加权方法测算出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建立合适计量模型，量化了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测定 经济增长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定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定方法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问卷调查法；二是立法评分法；三是综合评分法。其中，立法评分法简单方便且应用较为广泛，但它对于执法力度的衡量并不显著，不能较好地反映一国法律的执行情况。此后，Ginarte&Park （1997）将专利保护水平指标划分为5个类别，较好地测量出专利保护程度，此方法已得到国际上广泛的认同。然而，对于司法制度比较健全的西方国家，采用立法指标测量的保护强度与实际保护强度不会出现显著差异，但对于司法体系正在完善的转型期国家差异较大。韩玉雄、李怀祖（2005）引入中国执法力度指标，修正了GP指数，其修正公式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GP指数×执法力度，这种法的缺陷在于测算执法力度时，把经济发展水平与司法保护水平、公众意识水平、行政保护水平的各自得分进行简单的加权平均，弱化了经济发展水平对有效知识产权制度形成的促进作用。发展中的经济体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这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应该作为单独的一个指标来衡量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强度。

（一）中国知识产权GP指数

GP方法测定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强度：分别从保护覆盖范围、国际条约成员、保护的损失条款、执法机制和专利保护期限共5个指标（每个指标又包括n个二级指标）来考察1994-2008年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强度水平，满足条件的得分为1除以该指标对应的二级指标数n；不满足条件的，得分为0。总分范围从0到5分且多不为整数，分数越高表示某国专利保护程度越高。

保护范围：要测量7方面的专利性：药品化学品、食品、动植物品种、医疗器械、微生物、实用新型。满足一项得1/7分。

国际条约成员资格：三个主要条约指的是《1883年巴黎公约》、《1970年专利合作条约》、《1961年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条约》。加入一个条约的国家得分为1/3。

保护的丧失：是指排除因三种情况导致的保护丧失：实施要求、强制许可、专利无效宣告。一个国家排除所有三项记分为1分。

执行机制：该指标有关的条件是：诉前禁令、帮助侵权、举证责任倒置。具备所有条件的国家记为1分。

保护期限：专利权的保护期限直接关系到专利权人能从该项创新中获得的回报。保护期在20年以上的得1分；低于20年的，则取规定年数除以20的比值。

表1给出基于GP方法测算的中国知识产权名义保护水平，总的来看，中国在1994年第一次修改《专利法》的GP指数为3.19，到2001年第二次修改专利法时为3.86，这表明在知识产权国际化背景下，中国的知识产权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也揭示了GP指数的缺点：在一个国家立法未作修改的情况下，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就显示为无任何变化，这显然与实际不符。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是源于我国立法和执法保障之间的差距，因此，在衡量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的实际实施效果时，考虑中国实际的执法水平及其他相关因素是十分重要的。

（二）中国知识产权GP指数修正

为了修正GP方法，本文选取了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三个重因素：法制水平、执法水平、经济水平。

中国法治水平的测算。知识产权法制水平主要由一个国家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决定的，影响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司法保护水平、行政保护水平、社会公众意识以及国际监督制衡。司法保护水平及其度量。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或超过万分之五时，“律师比例”的分值为1，当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小于万分之五时，“律师比例”的分值等于实际的比例除以万分之五。行政保护与管理水平的度量。当立法时间达到或超过100年时，“立法时间”的分值为1，当立法时间小于100年时，“立法时间”的分值等于实际立法时间除以100。

社会公众意识及其度量。当“成人识字率”达到或超过95%时，“成人识字率”分值为1，当“成人识字率”小于95%时，“成人识字率”分值为实际的比例除以95%。国际监督制衡及其度量。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一个国内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我国从1986年复关谈判开始至入世第八年的2008年，“WTO成员”指标从0均匀地变化到1，以此来衡量国际监督水平。设定以上五个指标对法制水平的权重是相等的。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法律年鉴》中选取相关数据，1994-2008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水平结算结果如表1所示。

中国执法水平的测算

考察一个国家的执法水平比较理想的方式是研究有关法院事务的活动、效率以反映执法机构官员对于知识产权类案件所持的态度。基于这一想法，本文将选取以下指标来衡量知识产权的执法水平：执法效率、专利侵权保护程度、执法机构保护程度。

可以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结案率代表我国的执法效率，保护专利人专利权在多大程度上不被侵占是衡量专利执法水平的重要指标，全国法院民事专利侵权收案数占全部专利类案件收案数的比例，用来衡量专利侵权保护程度。专利侵权类收案数占全部专利类案件收案数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大体维持在70%-87%水平上，从较高的专利侵权结案率显示出我国法院对于专利人权利受侵犯实施的保护程度较强。执法机构对于知识产权类案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际的保护水平。本文以法院民事知识产权类案件查处案件数除以其两倍均值来表示我国执法机构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表1给出1994-2008年中国执法机构保护程度的情况：基本上是稳步增长，这体现出中国执法机构正在不断完善，执法机构对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态度。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需求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鉴于GDP（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我国实际的财富水平，本文在下面的修正方法中采用人均GNI（国民收入总值）这一指标来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本文以历年世界银行对于中低收入类别规定的上限为基准来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若当年中国人均GNI达到中低收入标准的上限，则分值为1；否则，用实际数字除以相应低收入的上线基准。表1给出了此项的得分结果，1994-2008年中国人均GNI一直在持续增长，但与世界银行中低收入上限的基准仍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修正方法

在测定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时，应该考虑三个因素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差异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立法强度与执法力度一样重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两者更加重要。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到通过一致性检验的权重分别是：法治水平的权重为0.143，执法水平权重为0.143，经济水平权重为0.714，进而得出修正公式：

根据上面公式计算的中国1994-2008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列于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修正后的GP指数比原来的低，原GP指数过于高估。修正后的保护强度是基于原来的GP指数基础上由经济水平、法治水平和执法水平共同决定的，克服了GP随立法水平阶段性变化的缺陷，因而笔者相信实际保护强度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计量模型分析

考虑到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本文采用AK模型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在自变量中加入反映知识产权保护强度（IP）的指标，假定规模报酬不变的计量模型如下

Yt=AtKtαLtβItγ

其中，Yt代表第t期总产出；Kt代表第t期资本存量；Lt为第t期劳动投入量；It为第t期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A为常数项，α、β、γ分别为L、K和I的产出弹性。对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由此，获得线性计量模型InYt=InAt+αInKt+βInLt+γInIt从《中国统计年鉴2009》选取我国1994年-2008年期间GDP（Y/亿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K/亿美元）、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据（L/十万人）以及以上计算获得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数据（I）。按照上述计量模型，对原始数据的自然对数值进行线性回归： InY=-4.58+0.69InK+1.12InL+0.21InIt-2

结果显示，InK和InIP的回归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统计值分别为2.49和5.77），InL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为0.69、1.12、0.21。而且，值为184.16，说明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调整后R2为0.97，模型拟合度很高。

模型表明，知识产权的弹性系数为0.21，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1％的增强将会导致经济增长0.21％。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计算，我国1994年～2008年期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93%，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贡献率为42％，资本贡献率为33％，劳动力贡献率为25.6％。一种提供适当个人激励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通过影响技术、劳动力、资本数量促进经济增长。

进一步分析，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影响资本数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例如改革开放的政策保护外国资本权益从而促使中国吸收外国资本的增加，保护民营企业促使民间资本投资的增加等等。对于资本的效率，同等数量的资本，在排他性的产权中可能产生很大的作用，而在非排他性的产权中则会效率很低。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国有企业资本雄厚，技术水平高，但效益却不如乡镇企业，原因在于乡镇企业产权比国有企业清晰。

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还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发挥的程度，这是人力资本特殊的产权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激励不够，他可以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封闭起来，不发挥其应有作用。例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民只有“偷懒”的权利，制度极大束缚了经济发展；改革之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投资猛然增加，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极大改善。

结论

本文改进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算方法，在此基础上，用计量模型计算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第一，用GP方法来测算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其结果偏高，与中国的实际保护情况不符；第二，测算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执法因素，还要考虑经济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重要程度。第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能引发更高增长。

参考文献：

1.Ginarte,J.and W.Park,Determinants of patent rights:A cross-national study[J].Research Policy.Vol•26, Issue 3,1997

2.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科学学研究， 2005（6）

3.许春明.知识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