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中的河南民间文化解读

[摘要]从河南民间文化的角度对电影《一九四二》进行解读，无疑洞开了一扇研究的大门。影片展示了河南民间文化中的正面品格：承受苦难的坚韧忍耐、能屈能伸的生存智慧、原始本真的淳朴善良、幽默精明的乐观心态、超越时代的血性道义，同时，对此种文化的负面品性——生存压迫的冷酷自私、小农滋生的狭隘盲从、浸入骨髓的男权观念、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保命哲学的背叛奴性等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揭露和审视。

[关键词]《一九四二》；河南民间文化；正面品格；负面品性

课题项目：本文系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立项课题“大众文化背景下河南民间文学的保护应用研究”、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河南民间文学资源的现代转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电影《一九四二》是一部展示河南文化，尤其是底层民间文化的力作。之前，《盲井》《不是闹着玩的》《鸡犬不宁》《我叫刘跃进》等电影都不同程度地勾勒出河南地域文化的特点，生动地传达出这方水土以及生活在这方水土中的各色人等的性格、习俗、生态、底蕴、趣味等。《一九四二》讲述的是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一场，底层百姓的思维特征、行为方式、性格情感在大规模的逃荒与流亡中尽显无遗，电影的其他两条主线——国民政府的行为方式和美国记者白修德的采访行动，也从侧面展示出河南民间文化的某些特点。从河南民间文化的角度对电影《一九四二》进行解读，无疑洞开了一扇研究的大门。影片展现了河南民间文化中坚韧、善良、乐观、随遇而安等正面品格，同时，电影对此种文化的负面品性——自私冷酷、狭隘盲从、背叛奴性等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揭露和审视。

一、河南民间文化的正面品格

承受苦难的坚韧忍耐

自古以来，河南地区作为灾害频繁和兵家必争之地，带给人民的是无尽的灾难和贫苦。河南人民仰袭着这块土地上“夸父逐”神话的不屈余韵，秉承着这块土地上“愚公移山”故事的固执血脉，执著信仰着求生本能，默默承受着各种各样的苦难的袭击，不屈不挠地活着。影片中大批衣衫褴褛的河南灾民为了活命，在饥荒、蝗灾、的苛税、军的炮弹中艰难前行，只要有一口气，只要还能爬得动，就不会停下求生的脚步。吃树皮、挖泥土、扒火车……所做一切只是为了活着。老东家在极度贫困潦倒中仍不放弃十年后可能东山再起的希望，也正印证了电影宣传画中的那句点题之语——“走下去，活下去”。《道德经》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河南民间，我们感受更多的是生之艰和死之易。这些虽一直为主流话语所遮蔽，但恰恰是社会的真实，能将此真实地挖掘并呈现，印证着冯导和刘编的忠诚与胆略。

能屈能伸的生存智慧

长期在社会生存格局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使河南人民身上多有一种能屈能伸的生存智慧和穷则思变的生命本能。这种智慧，在河南的历史人物那里也不难发现。战国时期的吕不韦（今河南禹县人），就凭着随机应变的本能，为自己赢得了赫赫大业；苏秦（今洛阳人）这样的纵横家，更是从现实利益出发，纵横捭阖，挂六国相印。吕不韦、苏秦都是民间化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某种程度上足可以体现河南民间那种能屈能伸、随遇而安的生存智慧。[1]老东家范殿元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本来是地主富户，遇到贫困农民抢劫，先是让栓柱偷偷报官，被发现后不顾身份赶紧求饶，企图花钱买来平安。在逃荒的路上，能软能硬、能屈能伸，既哄着栓柱让其死心塌地地为其拉车，又花钱摆平棘手事件；既能低三下四求佃户瞎鹿帮忙，又彰显着东山再起的决心和主见。

原始本真的淳朴善良

尽管河南人民长期生活在极度的悲苦和劣势中，但乡土社会的比邻而居、互相依赖的生活方式，使乡民们天生具有一种互相关心、“一家有难众人帮”的淳朴善良的品格。在战乱时丢了全部身家的老东家，依然会在他的佃户瞎鹿要把闺女卖掉买几升米救奄奄一息的老娘的时候分一碗小米给他，给这绝望的一家一点帮持。花枝和星星这两位不同出身的女性，在绝境中做出的是同样的选择：卖掉自己，换回三五升小米留给亲人。花枝为了保住孩子和栓柱成亲，最后离别时，也没有过多的话只有一句“我的棉裤囫囵些，咱俩换换吧”。尤其是影片结尾，孤身一人的老东家收留了那个素不相识的女孩，一老一少相携而去的背影让人在心酸的同时感到了人性的善良。

幽默精明的乐观心态

除了淳朴善良外，影片还展示了河南民间文化中的乐观主义。编剧刘震云是深谙故乡文化精髓的河南作家。他准确地捕捉到家乡人幽默乐观的本性。只要刀没架到脖子上，枪没顶到脑门上，就乐乐呵呵，哪怕手里只剩下半个窝头。这种近乎麻木的乐观主义精神，使这场悲剧透露出一丝喜剧的意味。逃荒的时候，花枝穿上了出嫁的鲜艳的新衣服，还说出门见喜、图个吉利。丈夫瞎鹿也不忘用核桃做个可爱的风车给女儿玩，像是一家人一起去游玩。老东家在女儿星星被卖、瞎鹿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主持一直对星星念念不忘的栓柱和瞎鹿遗孀花枝的“婚礼”时，还说：“今儿个过年，你们俩就趁着人家别人的鞭炮拜个天地吧！”这些在逃荒路上逐步丰满起来的人物，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这种残酷的“黑色笑料”中完成的。

超越时代的血性道义

河南民间文化中最闪耀的特点就是这里的人们本着内心的良知和血性道义，本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气，所做出的那种直面现实压迫的叛逆壮举。这种超越时代的血性道义主要表现在张默饰演的栓柱身上。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长工，却有着朴素的守信崇德的心理和中华民族的血性。他牢牢记住花枝临走时的嘱托，尽心保护着花枝的两个孩子。在挤火车的途中，冒着被踩踏的风险去为孩子捡风车，不慎丢失孩子时，又不顾生命危险跳下火车去寻找。当栓柱被本兵捕获，用白面馒头要换他手里的风车时，处于极端饥饿的他表现出了让人动容佩服的选择，倒在本人的刺刀下血泊中。这成为影片中最为悲壮、最为闪光的一笔，是河南民间文化正面品格的升华和极致！

二、河南民间文化的负面品性

如果说《一九四二》对河南民间文化的正面品格只是一种展示和流露的话，那么对此种文化的负面品性，影片进行了更为自觉且激烈的揭露和审视。

生存压迫的冷酷自私

在长期的饥饿、灾荒、战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河南农民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以生存为第一要义，在生存本能的压迫下催生出了自私自利和残忍冷漠的一面，导致原本淳朴善良的人性扭曲变形。同是逃荒的可怜人，一些灾民在路上遇到饿死的同乡，没有表现出怜悯和同情，竟然认为遇到死人真“晦气”，冷酷的程度可见一斑！更多的人是自私自利、欺软怕硬，趁火打劫。自己没有粮食，就抢别人的，不顾别人死活。美国记者白修德为了解救中国灾民来到河南，却被老东家他们劫走了干粮、交通工具，连相机也差点被抢走。

小农滋生的狭隘盲从

除了冷酷自私，小农经济滋生出来的狭隘、盲从也暴露无遗。这种狭隘不论在底层百姓还是官员身上都明显体现。佃户瞎鹿他娘曾庆幸说遭灾的好，因为遭灾了地主家也和他们一样穷了。不是努力让自己生活的好，而是千方百计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差。在上层官员身上，狭隘心理也普遍存在。当中央政府终于开始向河南拨八千万粮食救灾，主席李培基召开商讨救灾方案会议时，大局当前，可各个部门的官员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来说问题，丝毫不顾全局、不想长远，斤斤计较、眼前只盯着自己丁点的利益。尤其是老方，竟然因官位曾被李培基代替就公报私仇、大泄私愤，救灾就这样再一次被耽搁。众人的这种心理充分暴露出漫长的农业社会因袭下来的小农意识里狭隘的本位主义的劣根性。狭隘心理也导致了众人的盲从，缺乏思想，没有主见。荣格说：“对于大众来讲，在集体所有的情况下，他们随方则方，遇圆则圆，经常凭借集体所有权的庇护，闲适自如，游刃有余于社会环境之中。”[2]每次河南遭灾，成千上万的人就盲目往陕西逃荒就是一例。

浸入骨髓的男权观念

中原大地上的人们在生存压迫、小农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地组织生产和抵抗水旱等天灾，常常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而家庭或家族作为一种先天的稳定群体必然受到重视，在河南地区，以家族伦理为本位的道德观，如孝敬父母、传宗接代、男权意识等得以形成并获得极大的推崇。瞎鹿在逃荒时，为了救娘不惜要卖掉亲生女儿，不禁让人想起河南民间董永卖身葬父的传说。花枝被领走时让孩子抱住祖宗牌位，叮嘱孩子记住老家在延津。至于旧家族中的传宗接代，男孩是家族的根脉这一思想更是浸入骨髓。河南地区长期是封建统治的中心，父权体制以及男尊女卑的观念遗留也最为顽固。瞎鹿在卖孩子时无论如何也不卖自己的儿子，因为只有儿子才能延续血脉。老东家和媳妇地主婆在儿媳妇生了一个孙子后感天谢地。地主婆为了孙子，甚至不惜让婴儿吃已死儿媳妇的奶，直到临死都紧紧抱着孙子，在她心中这是惟一的命根子。

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

根深蒂固的观念不只是男权，还有官本位。中原地区自古至今的官本位文化之强大是河南历史上长期居于封建社会统治中心的位置使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强调尊卑有别的社会等级观，宣扬“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同时，封建社会权力形态又用现实利益向人们证实着做官的巨大权威和实惠，强迫人们不得不接受这种信仰。以官为尊、追逐权力有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范伟饰演的老马是一个伙夫出身，最荣耀的事情就是给省长做过饭，因为灾荒，成为“战时巡回法庭”的庭长，自以为成了“官”，得意洋洋，先给他人许诺，“跟着你马叔好好干，一场灾下来，就都是官了”，然后煞有介事地端起了当官的架子。河南省长李培基千里迢迢飞向重庆报告河南灾荒的事情，后来觉得和委员长处理的国家大事相比，灾民的事不值一提。大家关注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中“将”的豪迈，那“枯”了的“万骨”，似乎是不值得进入历史的。

保命哲学的背叛奴性

影片中揭露最激烈的还是保命哲学下的背叛奴性。民间的一盘散沙和奴性人格表现为有奶便是娘，谁给吃的、谁掌权就无条件地奉承谁，服从谁。那些灾民吃了本人的军粮，就替本人打仗。老马后来也给本人当起了伙夫，他说的是“饿啊，保命吧”。民众由对依靠个体弱小力量改变命运的无望转向对个体能力的否定，继而转向对强权的依附和谄媚，当奴性意识内化为一种心理本能时就逐渐养成了明哲保身的实用生存哲学。在这种哲学观下，背叛是一种必然。

三、结语

从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到冯小刚的《一九四二》，身为河南人，我再一次感受到了河南民间文化所带来的复杂感受。学者吕微曾言，民间是一个不断阐释的过程。[3]其实，河南民间文化也会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而产生新的内容和特质。期待我们的电影人能早将这些新的文化内容展现在银幕和大众中。

[参考文献]

[1]姚晓雷.“侉子性”——河南乡土小说呈现中的一种民间个性[J].当代作家评论，2003（03）.

[2]荣格.未发现的自我[M].北京：华岳出版社，2003：89.

[3]吕微.现代性论证中的民间文学[J].文学评论，2000（02）.

[作者简介]张敏，女，河南新乡人，硕士，河南科技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