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故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二》

时间:2022-08-27 12:16:53

1993年河南籍作家刘震云用一部“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打捞起那段国民政府企图掩盖也确实快被遗忘的历史,十九年后,冯小刚导演将这段历史搬上了银幕,对中国片审制度的底线发起了新的挑战。一个敏感的导演,看到一个好故事,有了想将它变成电影的冲动,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冯小刚自己说过:“我一口气看完,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貌似没有态度,没有立场,主角写的是民族,情节写的是民族的命运。……这篇小说在我的心里开始发酵,逢人便说,念念不忘。”虽然冯导曾在微博里表示:“我为此赌上之前十二部影片积累的人气,我相信我对观众的判断。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输得精光也无憾。拍《一九四二》就得把脑袋上的天线全拔了,聋子不怕雷。”然而,要说从拍摄的想法产生到影片的最后完成,冯小刚导演完全没有票房的期待也是不大可能的。2012年11月29日上映,截至12月30日累计3.606亿元的票房,显然还是让冯导失望了,否则,他就也不会在由《新周刊》杂志主办的2012“中国新锐榜”颁奖礼上说出“……谢谢《新周刊》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份荣誉,我觉得一尊奖杯把华谊损失的票房全部找回来了”这样的话了。

票房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影编剧和导演讲故事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决定着一部小说是否畅销。因而,这两种异质文本的故事性特征使得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成为可能。然而,小说是一种时间艺术,而电影则是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的结合,或者说是一种将时间空间化的艺术。那么,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必然就与原小说在叙事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从小说与电影名字的英文翻译我们就可以看出小说《温故一九四二》(Remembering 1942)和电影《一九四二》(Back to 1942)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小说的重点在于“回忆”,而电影注重的是“再现”。二者虽然讲述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但在文本层中他们却是不同的文本。小说文本用的是文字媒介符号进行叙述,而电影文本用的是电影媒介符号进行展示,媒介符号不同使得在叙述行为中所采取的叙述策略也不一样,电影对小说的成功改编也在于其叙述策略的有效运用。

一、叙述层次

一部电影一般大于或等于一部中篇小说,但是,不同于一般的改编,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虽然是一部中篇小说,但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他所“调查”到的一些片段的事实以及他自己对当时情况的一些揣测。刘震云自己也说:“《温故一九四二》其实不适合拍电影。这是纪实体小说。电影需要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小说里都没有。如今冯导把小说变成电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在《温故一九四二》这一文学文本中,有两个叙事层面:大背景为“我”受朋友之托调查一九四二年发生在河南的一次旱灾;另一层是我在这次调查中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和历史资料。即,如果我们要简述小说主要内容,应该以“‘我’受朋友之托调查一九四二年发生在河南的一次,在调查中我发现……”为开头;而在简述改编后的电影的主要内容时,则应为“一九四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踏上逃荒路……”。

如此看来,就涉及到了叙述的“层次”问题。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主叙述层为:“我”对1942年饥荒所进行的一次调查;而调查的内容,即受访者的叙述、历史资料记载的内容等,则为次叙述层。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受访者叙述的内容、以及历史资料所反映的内容经过加工重组,被提为主叙述层;而影片的开头和结尾的“我”的独白则成为超叙述层。这样的改动,大大减弱了原调查体小说文本所带来的疏离感,使观众在黑暗的电影院中仿佛亲临那次大灾难。电影文本以在民国三十一年(即公元1942年)元旦对全国国民广播致新年辞的原始录音资料以及“我”的独白来介绍背景,独白结束,银幕上出现主人公老东家范殿元的院子,随后影片开始将观众带入1942年的河南,直到影片最后,“我”的独白再次出现,才又将观众重新拉回到现实。

二、表现方式

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中认为:故事与情节的区别在于,“故事”突出的是事件本身,是指按实际时间、因果关系排列的事件,“情节”则侧重于对这些素材的艺术处理或加工,重点在于事情发生的原因和过程。福斯特还认为:“对于那些连打呵欠的原始人和苏丹暴君来说,情节是不合他们口味的,连他们的后代――电影观众――也不例外。只有‘然后……然后……’才能使他们提起精神,不打瞌睡。这是受好奇心的驱使之故。情节是要凭智慧和记忆力才能鉴赏的。”有过阅读和观影经验的人们都会发现,在阅读小说时,读者是主动的,读者可以选择在文字的某处多停留一下进行反复琢磨,或者对于某些情节一扫而过甚至大段跳过;而观看电影(尤其是在电影院观影)时,观众则处于被动地位,无论看清与否都必须随着电影放映的节奏观看下去,不能反复也无法快进。电影的这种仓促性决定电影创作者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故事的发展上,而不是对于情节的细腻渲染。这一点,令电影文本对于事物内在的发展逻辑以及人物内心情感的表现,弱于小说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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