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小说的本意

孙方友以小小说名世，“他6次蝉联《小小说选刊》两年一度的大奖，4次荣获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年度一等奖，还有全国小小说金麻雀奖、首届吴承恩奖等；小小说作品入选全国许多重要选本，多篇被译成多种外文。为此，孙方友被文坛赞为‘小小说的大家’，甚至有人戏称他为‘小小说之王’。”1

小说观念在晚清之际有一次大变化，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言“欲新民必先新小说”，其后小说逐渐被赋予了“新民”重任，“新民”意义上的小说日趋成为主流，但小说的本意不断被遗忘。《汉书・艺文志》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孙方友的“小小说”或笔记小说回归了小说的本意――“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据说，孙方友尝试过很多体裁，长篇、中篇，也尝试过先锋小说，虽有成果，但未被人记住，但其小小说却脱颖而出，为人瞩目。中国不言小小说、笔记小说则已，言则必会提及孙方友。

此中原因，我想大概有二。

一、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小说未必完全是向壁虚造，而是在民间流传，只因不关乎大道，故未入九流，故以民间传说或民间故事形式流传。但凡能流传者，必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尽管未必是大道，但总言必有中，或有一言可采。比如，孙方友的名篇《蚊刑》即是根据“传说”，然后加以修订而成。孙方友自述，这个小说“前后经过十多年才写出来，若是从听到传说算起，几乎用了二十年。”屡屡有人将孙方友与蒲松龄并称，这不无道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所以至今不衰，一方面固然与蒲松龄本人的才华有关，但蒲松龄所取材料的力量亦不可忽视。蒲松龄谈狐说鬼的那些故事早已在民间流传，蒲松龄从中借到了气息，将其笔之于书。这并非贬低蒲松龄的才华和创造性，亦不是贬低孙方友，因为他们能将目光投向民间传说，能从民间借到气息，已经难能可贵。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称，所谓个人才能并非浪漫主义所谓创作，而恰根植于传统之中。

二、经济的原则日益成为当下生活的主要原则，生活的速度和节奏加快，全国上下忙于“经济建设”，自然无暇读长篇大论的哲学、历史和小说。小小说于是应运而生，这些作品短小，有情节，有趣味，但多数品味不高。在经济建设之余，如果有人能读书的话，小小说是首选。孙方友的小小说为人所喜，或与此潮流有关。孙方友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将能量放到了小小说这个领域之中，效果卓著，一方面成就了他自己，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小小说的品质。

下面具体谈《小镇人物四题》。孙方有曾出版过六卷《小镇人物》，颇有影响，“小镇人物”系列成了孙方友独特的写作风景，有人将其比之于“清明上河图”。“小镇人物”系列，有两个关键词：小镇和人物。小说与小镇有着天然的联系，只是在晚清之后，小说方与国家、天下联系起来。孙方友的“陈州”、“小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都是小说的根据地和后方。人物是时代的承载者，也是大地的体现者，如果想知道这个时代，想了解那片土地，人物是最好的入口。小说可以往下走，往底层走，因此凡性格鲜明者，皆能入小说；《史记》则是往上走，比如“列传”是一个等级，“世家”是一个等级，“本纪”是一个等级，达不到这个能量级则不能进入这些系列。本篇《小镇人物四题》时代背景清晰，皆是1949年之后的情况。《江小雪》说知青的故事，《小上海》也讲知青的故事，《红女》讲新社会改造的故事，《谢鹅英》写新旧社会转变的故事。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镇人物，透过他们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能够见微知著。《江小雪》和《小上海》能见出知青生活，《红女》与《谢鹅英》能见出49之后的社会变化。

孙方友的小说有述有作，《小镇人物四题》是其作。孙方友的很多小说中没有“我”，因为采自传说，故看来与当下的时代和“我”隔得较远。《小镇人物四题》不同，在这四篇小说里，作者似乎不露声色，只是讲述几个小镇人物的恩怨与爱恨，但作者忍不住会时不时地跳出来。比如，在《小上海》中，有这样的话，“那时候我也在宣传队里演样板戏，记得小上海和我岁数差不多，十八九岁，个子细高，一看就是个吃大米长大的南方人。”《红女》中有这样的话：“我上小学的时候，红女虽已年近三十，但眉眼间仍闪动着一种妩媚。可能是出身比较卑贱，她很少抬头看人，更少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作者似有若无，比鲁迅《孔乙己》中的“我”还淡。“我”不出场，是因为“小镇人物”与“我”隔得太远，关联不大；“我”出场，是因为“小镇人物”与“我”近，关系密切。

孙方友尚有进步的余地，我觉得其进路恰恰是在“传统”之中，但是他若只将目光停留于民间传说或“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意义上的小说），其境界则会受到局限。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1 孙荪：《蒲松龄之后的孙方友》，见《文艺报》2009年10月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