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已青:我的西南联大

K：您研究西南联大多长时间了？是什么原因，让自己选择了去研究西南联大？

柳：人世间的事情有一些偶然，也有一些必然。

2003年秋天，我去了一次昆明，那时我非常迷恋沈从文和汪曾祺的著作，可以这样说，是沈从文和汪曾祺将我引向西南联大。我所居住的城市青岛，在上世纪30年代，名师云集山东大学，他们在青岛客居了一段时间，抗战军兴，发现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萧涤非、陈梦家等人，都到了昆明，执教西南联大。我读大学时，学的是教育学，感觉教材中对梅贻琦、胡适等人的教育思想语焉不详。

种种机缘巧合，我开始研究西南联大。2009年1月，《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出版。我在后记中写道为何研究西南联大：基于当下大学精神的庸俗、文人风骨的萎缩、人文传统的断裂。

K：在您看来，西南联大是怎样一所学府？这种学府今后还是否可以复制？

柳：我觉得冯友兰为西南联大纪念碑写的碑文，把西南联大的精神气质概括出来了：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的产物，它生存的土壤和存在的环境都已近消失，西南联大的奇迹不可复制，堪称绝代风流。

K：西南联大在中国近代文化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柳：西南联大的精神源头是五四，五四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这成为西南联大的精神底色。现在有很多从不同的视角研究西南联大的著作，教育史、学术史、抗战史，显然它会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也有警惕“神话”西南联大的倾向。

K：西南联大给云南带来了什么？对云南文化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柳：将现代学术的种子带到大后方的云南，推动了云南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三校复员时，师范学院留昆，留下一所“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各界送别三校时，送了“复校纪念”联幅。

赠给北大的是：

博我以文日就月将惠此南国仰之弥高察时垂象譬如星辰

赠给清华的是：

万里采葑来载将时雨春风已为遐方开气运九年移帐去种得天南桃李长留嘉荫咏清华

赠给南开的是：

天教振铎泽被南滇看到满门桃李正开时为金碧湖山平添春色夜话避戎事同西土例诸欧洲文艺复兴史愿乾坤抖擞早放曦光

西南联大泽被云南良多，影响深远，从三幅对联来看主要是教育和人才。

K：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除了是一所学府，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柳：西南联合大学的存在是一个象征，校园可以被轰炸，但一个民族的精神屹立不倒。战争可以丧失土地和城市，但一个国家的学术和文化仍然在生生不息地延续。战时也有西北联合大学，但只有西南联大最成功，也格外重视西南联大，梅贻琦去重庆的时候，多次召见，听取梅贻琦汇报西南联大的状况。

K：我们知道联大是由三所顶尖大学组成，这些大学在办学教学上是怎样分工的？它采用了什么样的模式才让这所学校一些都顺利运行。

柳：按照今天的大学规模来看，西南联大并不是以规模大取胜，而是以大师云集、大师培养大师取胜。联大分为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院下设不同的系。西南联大没有庞大的行政机构，很多事情由院长、系主任或教授兼任，像黄钰生、李继侗等教授在联大先后担任过十几种职务，为学校服务，担任的职务没有任何报酬和津贴，但他们乐于奉献。

保证西南联大高效运转的是制度，教授治校。

K：是什么原因让西南联大诞生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

柳：战争的激励作用，名师的示范作用，最重要的是，西南联大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环境。西南联大的课堂不仅局限于教室，图书馆，茶馆，甚至跑警报时的荒郊野外，学生都可以学到大量的东西。

大师总是成群结队而来。魏晋是一个属于名士的时代，“可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云蒸霞蔚，诗人辈出”。战乱中的民国就像魏晋一样，大师喷薄而出。

K：做个假设，如果让您有机会回到联大，您最想听哪位先生的课？

柳：如果我能穿越到西南联大，最想听的课当然是钱穆先生讲国史。司马迁著《孔子世家》，对孔子仰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后人对西南联大的教授，也是如此景仰。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对其师钱穆的通史讲授也推崇备至，他在《钱宾四先生和我》文中说：“钱穆先生正当四十余岁的盛年，精力充沛，驱之以民族感情，发之为锋利讲辞，其能动人心弦，激发青年爱国情操，可以想见。”

因此，当钱穆在昆明联大讲国史时，其他大学的学生、中学教师以及社会上有志于史的人，皆来旁听，“争坐满室”。如此盛景，也就不足为奇了——钱穆走上讲台，需得从学生课桌上踏桌而过，足见当时听课的人数之众。

K：在迎接和筹建联大的过程中，当时的云南政府和人民提供了哪些支持和帮助？

柳：校舍等物质方面的支持显而易见，但最重要的是，龙云治下的云南为西南联大提供了宽松、开明的办学环境。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能够成为学术自由的民主堡垒，给龙云的支持密不可分。抗战胜利之后，龙云被搞军变给拿掉，西南联大直接处于危险的境地。“一一一五之夜”的枪声，“一二一运动”的，李闻血案的悲剧，都是在龙云下台之后出现的，一环紧扣一环，最终酿成全国性的政治事件。

K：据说联大倡导民主之风，这个民主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柳：“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就是民主的体现。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持有不同的政见，加入了不同的党派，属于不同的学术流派，他们联合得很好，这就是民主的体现。谢泳教授有一个判断，西南联大没有顽固派。在西南联大推行党务的“坚贞党员”姚从吾，也不是，他是一名历史学教授。

K：联大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它能给后世一些什么样的启示？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怎样传承下去？

柳：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特点不同，共有的是良好的传统，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自由之精神”和“独立之思想”。这种精神在历史剧烈的变动中已经失传了。学术自由民主堡垒生存的土壤也不复存在。

联大留下思想和精神资源，是一笔宝贵的遗产，需要后人挖掘。值得传承是联大教授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西南联大教授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又具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他们将士人的风骨与知识分子的担当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