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弥漫之后

上周久别重逢中学时情同手足的同窗，也是发小儿，相晤甚欢。当年他们夫妇去国多年，事业有成，在国内也有投资，时常飞来飞去，对国情殊不隔膜。让我有几分意外的是，酒酣耳热之际，他们最津津乐道的是唱红歌，且对时下唱遍大江南北，唱响荧屏银幕的红歌无比热爱。一高兴，席间还领头唱起了《国际歌》。有趣的是，我的高中生女儿，彻头彻尾的中国娃，并不会唱《国际歌》；而他们的儿子，美国籍的13岁男生，倒是对《国际歌》张口就来，因为他的父母在家里一喝酒就唱《国际歌》，听熟了。

这个场景颇为耐人寻味。

传唱红歌，是今年倍受主流意识形态鼓励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红歌，百度了一下，还真有人为之“定义”：红歌即红色歌曲，就是赞扬和歌颂革命和祖国的歌曲，它们普遍具有浓郁的感情基调，有较强的节奏感。

“红歌”二字，是否是对当年“革命歌曲”最准确的概括，还有待斟酌。我觉得，以浓烈的色彩去命名一个时代的歌曲，固能点燃一部分人群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却也要防止在弥漫的色彩中，失去了思索的空间和意愿。

中国共产党90岁了，如果将革命歌曲串连起来，确实唱出了一部中共的历史，从“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上绣的是，领袖”，一直到“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更到“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些歌曲，除了一些建国后的专业音乐人在曲调中融入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元素之外，大多都有亲切、朴素且一唱三叹的民歌风，特别是源自根据地的陕北民歌、江西民歌等。

红歌大部分是以集体形式唱响的，单位、社区、学校，各种不同的集体组合，用班余、课余甚至是上班、上课时间排练、演出、聚餐，无需付出太大代价，却能享受集体活动的愉悦，这在一个流行尊重个人空间、集体活动日渐稀少的社会中，重新唤醒了同事、同学、邻里之间已经被现实功利和摩擦不断稀释着的情感，这时的红歌，是一种凝聚，一个引子，一次唤醒。

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歌的传唱，也提示了我们大众文化生活的相对贫乏，群体文娱生活空间的相对狭小。而对“红歌”本身，也要具体分析。比如，一些曲调刻板的“语录歌”，一些曾令所谓“牛鬼蛇神”闻之惊心的“歌”，如吵架似的“无产阶级，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一些有神化领导人、宣传个人崇拜之嫌的特定时期歌曲，还会引发人们的反感。

就在7月1日，庆贺中共90岁华诞的中共领导人的一席讲话，颇出乎很多海外媒体意料，不少敏感的记者迅速发出报道，“中国没有沾沾自喜”。正如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马埃斯特罗发现，讲话“始终对自身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保持着高度清醒和警惕”。甚至将之提到“危险”的高度，称中共面临“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对“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对一向习惯于在祝寿中有欢呼传统的中国来说，中共最高领导人选择这样的时机，以充分的篇幅坦承“危险”并条分缕析地阐述应对之策，是颇不寻常的。

从这个角度审视“唱红歌”，审视一些“红歌”中存在的自我颂扬、片面突出领袖等元素，就有必要警醒。

中共如何能在新时代挺立？肯定不是单靠唱唱红歌跳跳舞。提供了一把屡试不爽的“钥匙”，也就是他的讲话中不断闪现的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高频词――人民。

因此，不必给所谓红歌太沉重的意识形态负荷，我们可以唱红歌，可以唱民歌，也可以唱RAP，唱摇滚。更重要的，我们还需要更清醒的思考和行动，这才是多元化的中国，才是多元化的人民生活，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